11月23日，习近平主席结束对拉美的出访，回到北京。

谭主前不久提到，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南方”崛起的大格局之下，传统与新兴的力量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各国政治经济摩擦的挑战不断涌现。人类的历史将往何处去，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这次出访，习近平主席连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它们都是关注国际关系治理和全球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给出了明确的判断：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

三个“历史”，如何理解?

理解什么是“历史责任”，可以从今天的全球发展面临着哪些具体问题说起。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当前，我们正经历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慢的时期。这其中有很大的因素是贸易的停滞。

如果说在全球化最盛的时期，全球贸易曾经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贸易的停滞，就意味着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丧失发展的机遇。

中国始终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事实上，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发展也是其本国民众的夙愿。在这样的情形下，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就意味着要推动解决这些阻碍全球发展的迫切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到：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亚太合作也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

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从开放到挑战，观察这种变化的一个视角，是自由贸易协定。

亚太地区是全球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其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一半左右。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却是全世界最慢的——2014年，亚太自由贸易区启动进程，但直到今天，亚太地区国家所能达成最大共识，仍然只有很多“展望”。

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和很多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见，多次提到“自由贸易”。

谭主注意到，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或是正在申请加入RCEP。

2022年，RCEP正式生效后，立即展现出了对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新的引领。当年，RCEP内部贸易整体增长8%，相比之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2018年至2021年间的内部贸易增长率为5.5%。

为何RCEP唤起了亚太地区重新走向自由贸易共识的希望?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白明：RCEP融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框架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优势互补，便可以极大促进区域内原材料、产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和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逐步形成更加繁荣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促进成员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智利、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都表达了加入RCEP的意愿。

目前，RCEP的成员国都是靠太平洋西侧的国家。如果智利能够加入，RCEP的合作范围就拓展到了拉丁美洲，这意味着跨太平洋的共识将开始加速凝聚。

在这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也与智利总统举行了会见。

智利曾表示，加入RCEP将为智利出口开辟新机。

近年来，智利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都在30%以上，其中，向RCEP成员出口的贸易额基本占其全部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无疑，在接入RCEP后，智利能够借助其他成员国的优势获得更好的发展支撑。

世界银行曾指出，许多国家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误导，这种误导正在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损害。面对这样的问题，促进全球贸易重新流动起来的力量，就更显得珍贵。

现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不是维护本国利益的长期手段。唤起世界对自由贸易的信心，是给更多发展中国家重新带来发展的机遇，更是再次激发出全球化的发展红利。

发展，是推动历史正向前进的第一步。但发展的过程还伴随着治理的问题。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伴随历史的演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其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也就意味着，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体系的运转规则也需要相应作出变化。

怎么变，才能让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适应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符合全球发展的新需要?

中国对于改变的方向，一直有着清晰的判断和把握，展现着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主动性。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峰会上提到：

要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学院教授 纪文华：强调发展，面向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谓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是要在经贸问题的讨论中，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对这些国家有一些倾斜，在面对这些国家的诉求时，给予更多的尊重。

然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制定更加平衡，目前面临着一大挑战，那就是维护规则的机制运转不灵——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国家阻挠，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正陷入“瘫痪”。

数据显示，过去四年，由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无法正常运转，新的争端申请从此前平均每年23起下降到平均每年7起，比上诉机构全面运作时下降了70%。

这样的运行状态，很难充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全球贸易摩擦的增长，也无法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正当权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期间提到：

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

与中国的倡议相呼应的是，去年2月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国提交了70多份关于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案，绝大多数都提到了要让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国都能顺利使用争端解决机制。

可以看到，让国际贸易规则向着更加普惠、平衡的方向改变，已经成为了主流趋势。但要让趋势变成现实，还需要更进一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的顶层设计。

之所以会发生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个别国家“绑架”的情况，跟当前国际贸易秩序的局限性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 高凌云：世贸组织的规则最早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如果要推动当前的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向着利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变，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个是平衡全球各国不一致的利益诉求。因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利益诉求仍然有所差异，所以，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对于推动规则框架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靠拢至关重要。另一个是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自利行为，要去主动、灵活地发展自由贸易体系。

规则的重塑，不单单涉及一个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更涉及整个全球投资贸易体系。这样的改变，是一个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过程。

在G20领导人峰会上，谈及世贸组织改革时，习近平主席提到：

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早日就电子商务协定达成一致。

这就包含了实现改变的两种路径。

首先，是打破传统规则下的僵局。

今年2月，123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投资便利化专题部长会议，宣布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这一协定，由发展中国家主动发起，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

谭主跟亲自参与协定谈判的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有过交流，并了解到，投资便利化相关协定在世贸组织经历过数十年的谈判和停滞，最终在中国等国发起的这一轮谈判得以达成。成功的核心在于，协定在投资准入和投资保护上的要求，妥善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能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了兼顾和平衡。

此外，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全球投资贸易的新兴领域，从一开始，发展中国家就在积极把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

过去，一些发达国家打着数字和绿色的旗号，在这些新兴领域设置过高的标准，试图阻止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些领域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推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规则、电子商务、监管合作、小经济体等其他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

谭主注意到，这次出访期间，在和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的双边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基本都提到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层意思。其中，和巴西等国领导人会谈时，习近平主席还指明：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步一步，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改变清晰可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在逐步向着以发展为要的方向转型。这也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把握历史主动的体现。

但转型，不仅仅意味着变化的希望，同时也带来面对未来不可知的风险。

自由贸易要向着哪里去?世界要做什么样的生意?

这个问题背后，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确保历史是向着进步的方向演进?

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峰会上提到：

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

今天的世界，不只有光明。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与敌视，仍然深刻影响着今天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它的具体体现，集中在全球产业链的问题上。

到今年4月，美国发起的有效制裁总量已经累计达15373项，全球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都正在遭受美国施加的某种制裁。

不过，对于这些制裁，世界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这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日本、韩国等领导人都提到了产业链相关的内容。同一时间，中日两国经贸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见，特别提到了一个词——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

谭主了解到，这一机制是双方工作层的交流，主要讨论的内容与半导体行业相关。

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是典型的打压中国产业链的例子。它针对的是关键生产环节中的设备、技术等，目的就是通过封锁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上下游，进而打压中国的整个半导体产业。

这种打压，反映着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还普遍抱有提防的情绪：后发国家的发展，是否在取代先发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是否把后发国家按在全球产业链的下游，才能保证先发国家的发展利益?

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到：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

中日韩能够谈半导体产业链的问题，支撑它的，正是共同发展的理念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就拿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来说。

谭主了解到，出口管制并非禁运，而是一些对华出口需要相关方的特别许可。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沟通的，就是相关内容。

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是在一个特殊的契机下建立的：去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见，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中日产业链的深度交融。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

拿中间产品来说。中间产品作为联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其贸易数据，说明中韩产业链连接之紧密——中韩贸易中间产品比重可以高达70%左右。

因此，对于配合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链，韩国存在一种声音是，无法100%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

这些动向，不仅仅是给中日、中韩双边经贸关系带来了暖意，其更大的示范效应在于，它们代表着先发国家开始慢慢转向共同发展理念。

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可以共同发展。

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中，可见一二。

这次出访期间，在会见秘鲁等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提到的是，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

“融通”，是关键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执行所长 孙岩峰：原本，美西方国家只将拉美国家纳入自己的供应链，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近几年，美国所谓“近岸外包”虽然向拉美国家转移了部分产能，但相关生产要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和监管。中国不仅仅愿意和拉美国家共享自己的产业优势，并且还愿意将中国的产业链和拉美国家的产业链进行结合，真正帮助拉美国家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并实现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这样的事情，也是众多全球南方国家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秘鲁、巴西等国建设新能源汽车组装厂。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阿根廷等国也正在谈判建设锂电池材料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执行所长 孙岩峰：新的模式是，我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阿根廷这些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原材料优势转化成锂电池等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可以供应给秘鲁、巴西的汽车厂，最终新能源产业链可以实现上游和终端在拉美国家的闭环。这样的闭环中，拉美国家积累技术经验，中国则是投资股权和技术，长此以往，拉美国家不仅可以自力更生，中拉之间也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关系。

这样形成的“链条”，彼此相融，互利互惠，轻易不会断。

下周，中国即将召开一场专门关注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展会——第二届链博会。谭主了解到，这次链博会将有600余家参展商，其中境外参展商占到32%，很多来自拉美国家。依托中国的平台，拉美国家企业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

办会背后，是中国要用行动说明，什么才是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全球共同享有发展的权利。

中国始终如一地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福祉放在心上，在世界正进入历史关头的时刻，这也是最经得起检验和风浪的历史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