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立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系统性阐述，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是集中展现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成果的标志性文献。

　　对于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讲话》着重强调了如下四点：其一，这是我们对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总结。一方面，追求天地人统一并将自然生态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努力做到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文明古国也确实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带来了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进而造成其经济衰落甚或文明式微。因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人类文明史所揭示的朴素真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理应弘扬光大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优秀生态文化传统。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的是自然界对于人类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而恩格斯关于古希腊和近中东地区文明兴衰原因的辩证分析更是清晰表明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辩证关系。因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铭记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论。其三，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然生态基础的理性认识。尽管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比如“胡焕庸线”下的东部“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西部“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的具体国情。因而，新时代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都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不值得追求的；相反，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是我国国家安全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其四，这是党和政府十八大之后所明确确立的治国理政长期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到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常态性议事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体系构建进展迅速，十八大和十九大所确定的“四大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无论从当前形势还是“新三步走”(2017—2050)的既定目标来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仍是“挑战重重、压力巨大、矛盾突出”，因而处于一种“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的“三期叠加”，“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总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关系到党和政府所做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承诺的“言必行、行必果”(人民认可和经得起历史检验)，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的世代永续发展(“千年大计”或“根本大计”)，因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讲话》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于已经发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阶段性变化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新期盼(所想、所盼、所急)的主动回应，即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这在国内层面上是基于深层观念革新的现代化(发展)方式深刻转型问题，国际层面上则是构建共同应对保护生态环境责任与挑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讲话》着重阐发了如下六条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或“六大原则”：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要求我们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其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辩证发展观或认识论所昭示的是，一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原初孤立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元素可以同时呈现为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也是当今主流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日渐走向生态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从发展理念到财富与进步观念的深刻转变。其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经济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保护生态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这二者作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民生宗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政策实践中也理应是并重兼顾的，而在生态环境质量已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公共供给短板的情况下，改善生态环境自然就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突破口。其四，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等构成元素在内的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不同地域或层面上的生态环境(子/亚)系统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自然生态不承认任何行政边界。这种认知对于人类社会或行政实体的生态环境公共管理的规约意义在于，整体性的和系统性的视角方法是必须的。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其五，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渐趋完善而稳定的公共管理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是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制保障与目标任务。因而可以说，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既是各级党和政府部门逐渐能够做到通过法治渠道与手段调节各种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矛盾及其冲突的过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借助于法治渠道与手段参与到全社会的生态环境治理并进行自我教育与提高的过程。其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无论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意蕴还是全球性生态环境议题的治理合作而言，当代中国都已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因而，我们需要准备同时在理论话语、政策倡议和制度平台等不同领域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全球性角色。当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努力创造并传播好当代中国的“绿色故事”——可以想见，一个“美丽中国”的成功故事要比一个“富强中国”的成功故事更具有文明引领与导向意义。总之，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愿景目标，所致力于的绝不仅仅是当下看起来依然颇为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政府治国理政方式与能力的生态现代化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凤凰涅槃”式的生态化嬗变或跃迁，是中国作为其中一个引领性角色的国际乃至全球秩序的绿色重塑，因而将会同时是一场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意义上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讲话》重点阐述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讲话》着重强调的是“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等六个议题。比较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中的两个“四大战略部署”，这里的论述既是一种更加系统性的综合——比如包括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和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举措的内容，又适时增添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新要求——比如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与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对于后者，《讲话》着重强调的是各地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同时要求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因而，如果说上述六个议题的阐述主要是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有序推进的重点政策领域和重大举措，那么，对党政主要领导政治责任和完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主要领导干部考核体系的强调，则是抓住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动力机制的“神经中枢”，并集中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进路或动力传导构型上的特点。

　　综上所述，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讲话》首次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和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的主要观点主张——相对于2017年9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来说也是如此，也就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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