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62——中印战争是毛泽东对印度的文明回馈

郭松民

现在媒体在提到印度时，往往称其为“文明古国”，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将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的印度称为“文明集散地”。

　　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也将印度称为“古国”，有可能会让读者带着对中国历史的刻板印象去比照印度，结果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中国历史有两大特点：

　　第一，中国历史是一个首尾相续连绵不断的王朝历史，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国家”形态十分完整;

　　第二，中国历史有可信的史书记载，并且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因此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印度历史并不存在这两个特征。

　　印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有那么一大块土地，混杂居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有着许许多多的土邦。在历史上某一无法准确考证的时刻，一群外来的征服者，占领了这个地区，建立了统治，然后又湮灭了，然后经历漫长的沉寂之后又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如此而已。

　　谁是印度人?谁能代表印度?这些看似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都是问题。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指印度历史的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

　　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

　　第三，印度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资治通鉴》那样的历史典籍，也没有像中国那样严谨的史学传统。

　　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国王……”，至于该国王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都付之阙如。

　　印度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最严肃的史书只有两部：《诸王世系》和《大史》。但这两部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

　　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靠外国人的记录才大体确认。

　　例如，印度历史上有个叫戒日王的人，曾建立过一个强盛的帝国，但印度典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可靠记录。但在他统治期间，中国一位叫玄奘的高僧来到这里，并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过戒日王。

　　因为玄奘离开中国，到达印度及归国的时间都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所以戒日王在世的大体年代就可以确定了。

　　中国历史，因此成了印度历史的标尺。

　　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但印度恰恰相反，分裂才是其主流。在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争战不已，相互吞并。

　　印度历史上只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尔王朝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超过了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版图内。

　　号称统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阿育王从来没有自称过“印度之王”，而只称自己为“摩揭陀王”，并把其广大的领土称作“征服之地”。

　　虽然印度的历史，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如此混乱不堪，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个文明的输出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天取经”中的“西天”指的就是印度。

　　中国人以“丝绸之路”自豪，但印度总理莫迪却对“丝绸之路”绝口不提，即便是他在2015年访华时也是这样。在莫迪看来，没有“丝绸之路”，只有“法宝之路”——印度向中国输出佛教的道路。

　　

　　莫迪的这种想法并非绝对虚妄。佛教确实是从印度传到中国，而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变得丰富多彩了，举凡哲学、音乐、绘画、舞蹈、文学、雕塑、建筑等领域，无一不受到佛教文化的的影响。

　　比如，从文学方面来说，一些佛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语汇：“宗教”、“世界”、“实际”、“平等”、“不可思议”等其实都来自佛教。

　　二十世纪中叶，印中两国先后获得独立和解放之后，由于两国选择不同的社会道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已然跻身于一个新的文明行列，中印之间文明的“输出-输入”关系也发生了逆转。

　　中国变为“文明的输出国”，而印度则沦为“文明的输入国”，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由此成为中印两大文明的最高交流形式。

　　首先，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表明，中国的社会制度能够更好、更快的消化吸收工业文明。

　　中国边防军已经普遍装备了国产的“五六式枪族”，包括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53式重机枪，54式高射机枪，54式手枪等。弹药充足，补给方便，火力强大。

　　而印度虽然于1947年就获得独立，但并未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建立相对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印军装备基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淘汰的二手货，其步兵大量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还必须开一枪拉一次大栓，严重影响射击效率，且每支步枪只配发40发子弹。

　　在战场上，两个中国士兵的火力就可以压制印军一个班。

　　此外，虽然中国边防军的补给线漫长，就自然条件来说远逊于印军，但中国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中国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前线食品当中有大量牛肉制品，包括罐头和牛肉干。

　　而印军的补给虽然远比中国军队便利，但由于腐败和低效，很多一线部队居然没有领到冬装，并且由于宗教的原因，只向士兵提供素食。印军吃的不好，体力就不行，打起仗来冲锋冲不上，撤退跑不动，遇到精壮的解放军士兵只能束手就擒。

　　被俘的印军士兵表示，战俘营的伙食比他们部队的伙食好多了。

　　其次，中国边防军的组织指挥、士兵的精神面貌，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是现代军队，而印军还是一支前现代的、传统军队。

　　两者之间的差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庶几相当于近代西方军队VS中国的晚清、民国军队。

　　1962年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毛主席井冈山建军一路走来，一方面，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军队内部关系平等、融洽，官兵关系密切，且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经过了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中国军队熟悉现代战争，指挥系统简洁、高效、实用(如根据作战需要设立了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总指挥的“刘指”、“丁指”、“前指”等)。中国的士兵在战前经历了充分的动员，对战争的意义了然于胸，士气高昂，急切盼望杀敌立功。

　　相反，印度军队由于没有经历过革命洗礼，军队内部腐败、阶级压迫严重。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像当年国民党将军那样，居然一边指挥军队，一边经营着规模可观的私人生意。印军的军官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要让士兵抬着行军，而士兵很多都是来自低种姓或贫苦农民家庭，在军队内部饱受压迫。

　　印度锡克族士兵单独编成战斗单位，号称骁勇。但实际上当兵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连队内不乏胡子兵、父子兵。如果死在战场上，还谋什么生?所以他们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在战场上把活命摆在第一位，能逃跑就逃跑，不能逃跑就投降了。

　　此外，印度军队没有经过现代启蒙，很多士兵极其迷信。待战斗打响，我军发起总攻，这些印军士兵不是立即进入战位，瞄准射击，而是跪下来祈祷，待他们祈祷完毕，我军士兵已经冲到眼前了。

　　整个中印战争，印军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被我军俘虏，而我军无一人被印军俘虏，这种碾压式的优势绝非偶然。许多印军战俘在我军战俘营体会到了被平等对待滋味，被遣返时甚至不想回印度了。他们与我军的战俘管理人员洒泪相别，回到印度后成了中国的义务宣传员。

　　第三，中国在完胜印军的情况下主动撤军，并送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主动停火、撤军，当然有军事上、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代表了一种新的、更高等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一方面，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中国也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中国在中印战争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从容进退，把这一文明原则表现的极其充分，不仅取得了战争胜利，也在国际上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

　　相反，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却满脑子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那里继承的帝国主义迷梦，居然想在二十世纪过一把十九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侵略之瘾，真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败、自取其辱，战争失败两年后就郁郁而终。

　　中印之战，是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形式。交流的结果，两种文明，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可谓一览无余。

　　对印度内部的先进分子来说，战败的刺激，颇有些类似于甲午战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日本的风潮，印度在战争失败后，印度的毛派武装开始兴起(郭松民：印度人民与井冈山道路——评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中国不仅赢得了战争，也在输出了文明——这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曾经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中国对印度的一种回馈。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明面貌，无疑，毛泽东思想传入，也将深刻的影响这块古老的“文明集散地”的面貌，历史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