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其不仅导致该国执政23年的本·阿里下台，还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激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若干执政几十年的强人政权被推翻，而且这场动荡至今未完全“尘埃落定”。迄今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剧变已整整一年，人们对涉及中东剧变的相关问题仍充满疑惑，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盘点。

　　中东政治生态面目全非，不同类型的国家面临不同处境

　　在经历了大浪淘沙般的“阿拉伯动荡潮”之后，中东政治生态面目全非：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已经“改朝换代”，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而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则暂时安然无恙。在发生政局剧变的国家中，动荡烈度和强度也不尽相同：埃及、突尼斯等国政权交替并未出现重大流血事件;而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改朝换代，则演变成动用重武器对抗的全面武装冲突，凸显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丛林政治本色。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哪种类型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荡，什么原因导致政体更替方式差异如此巨大?按照人们通常理解，政体越先进，政局应该越稳定。而共和制显然要比君主制更先进，因此按此逻辑，前者理应比后者更为稳定。但中东动荡的现实恰恰相反，截至目前，中东政权倒台或出现严重危机的基本是共和制国家，而实行传统君主制、事先最不被看好的约旦及海湾君主国反而安然存活至今。有人会认为，这与国家富裕程度有关，但这不能解释为何同样是富国，利比亚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更替，而海湾国家却能存活;同样是穷国，为何埃及、也门动荡严重，而约旦却安然无恙。因此，单纯从民生角度解释中东动荡显然不够。

　　中东哪些国家更容易发生动荡，与这些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结构有着直接关系。中东国家的政体表面上分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两大类，但从实际统治方式看，这两类政权差别并不大。如果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中东国家的政治统治结构实际有三种类型，而中东国家动荡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第一种类型是少数精英统治多数民众的同构精英统治模式，如埃及、突尼斯

　　这类国家国内的部族/教派色彩不强，当权者及其国家强力部门与民众在认同归属问题上没有差别，因此这类国家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这类国家政权更替的性质相对简单，对抗虽然激烈，但还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如埃及穆巴拉克调动军队进入开罗解放广场后，抗议民众对军队表示欢迎，而军队也拒绝向民众开枪，穆巴拉克自感大势已去便主动辞职，使该国政权更替以不流血方式完成。同时，这些国家实行的共和政体，决定了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家公器，无论当权者还是民众从心底里都认可“家族世袭”不合法的事实，因而当权者此类尝试只能半遮半掩，而且往往一推就倒。

　　第二种类型是少数部族教派掌权的异族精英统治模式，如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以及此前的伊拉克

　　这些国家国内部族或教派意识泾渭分明，当权者大多属于某一部族或教派，其权力核心圈的成员大多来自同一部落或教派，施政方针也优先照顾本部族、教派利益。例如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而卡扎菲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大部落联盟，萨利赫能够稳坐总统宝座30多年，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

　　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当权者形成“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和党同伐异的游戏规则，对同族人无止境、无条件忠贞，而对部族之外的民众和地区则毫无同情，把其他部落当做自己的合法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体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当权者对反对派倾向于采取高压手段，而不是坐下来平等协商。在这些人的思维中，如果不镇压反对派，人们就会认为他很虚弱，并将失去尊重。这种部族式对立和暴力化倾向，可以很好解释，在这些国家中，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为何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对抗。

　　第三种是传统精英统治模式，主要是世袭君主制国家，如沙特、约旦、摩洛哥

　　在政治结构上，这些国家统治者囊括了传统社会中的各类上层精英，如沙特就是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教派结成政治联姻，其成员把持各政府机构的重要职位，使政府具有较强执行力。从经济结构看，这类国家多数是富有的产油国，其财富来源不是向民众征税而是地下资源，政府反而要向国民提供各种福利，由此形成一种“庇护制”统治。正所谓“不纳税，无代表”，民众并无太多底气要求更多政治权利。此外，这类国家的建国本来就是“家天下”和世袭统治，因此民众如要起身反抗这类政权，则往往同时面临法统与道统的双重障碍。加上这些国家在此轮中东波后“洗心革面”，大力推动改革，更缓解了国内民众的对抗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结构差异，使中东不同类型的国家在“阿拉伯动荡潮”中表现出不同的生存能力。

　　“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秋”：当前中东动荡影响评估

　　中东国家普遍出现动荡，很大程度是内部积弊丛生，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程度，因此“阿拉伯动荡潮”既是对现状不满的强烈反抗，同时也包含着探寻民族富强新路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阿拉伯动荡潮”确实可以被称为是“阿拉伯之春”。

　　然而，中东动荡一年多来，这种政治探索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动荡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可能使其陷入恶性循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剧变给受影响的国家至少造成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利比亚和叙利亚受到冲击最大，埃及、突尼斯、巴林和也门紧随其后。这些国家的GDP至少减少了206亿美元，财政收支平衡恶化。利比亚损失最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GDP的损失达77亿美元，国家财政损失预计达65亿美元。在埃及，2011年前九个月的公共支出增长到55亿美元，而财政收入则下降7500万美元。在也门，骚乱给政府财政带来 8.58亿美元的损失。在突尼斯，全国80%的企业在动乱中受到冲击，导致失业人口急剧攀升，目前已突破70万，同时全国物价飞涨，部分生活必需品短缺。突尼斯、埃及等国经济十分依赖旅游业，而国内政治动荡使很多旅游胜地门可罗雀，由此导致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而政治领域，尽管很多国家已完成政权更替，但政局依然一团糟。在突尼斯，统计显示，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国平均每月发生110至150起示威游行或静坐事件，150至180起阻断交通事件。2011年10月议会选举完成后，各政党间权力争斗反而日趋白热化，致使宣誓就职不久的议会被迫休会。在利比亚，驻扎在首都的黎波里的不同派系武装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在的黎波里西南的沃米斯，从12月10日起，津坦地方武装与当地的玛莎什亚部落武装连续3天交火。12月10日，过渡政府军队参谋长车队在的黎波里遇袭，一些官员指责津坦武装人员试图“行刺”。12月12日，班加西爆发卡扎菲倒台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喊“革命开始于班加西，坚决捍卫革命果实”等口号，表达对“过渡委”强烈不满、愤慨和失望之情。在埃及，自军方接管国家权力以来，国内仍频繁爆发示威游行并导致人员伤亡，以青年组织为代表的抗议者要求军方尽快交权，并多次举行游行示威，酝酿“二次革命”。

　　中东国家正处破旧立新的“阵痛期”

　　中东国家依然乱象频频，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处破旧立新的“阵痛期”，恢复正常状态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药不对症。阿拉伯国家患的是一种“衰败综合症”。黎巴嫩学者安托万·梅萨拉曾说过：“没有一个阿拉伯政权不是既有一个严重的少数族群问题，又有一个多数人的严重问题”。照笔者理解，所谓少数人问题，实际就是因为民主自由不够(确切地说，是“自由”不够而不是“民主”不够)，造成少数人正当权益被忽视;所谓多数人问题，实际就是少数权贵压迫、榨取多数民众，导致贫富分化，腐败盛行，阶级矛盾日趋突出。而当前阿拉伯民众群起抗议，主要是没有解决好“多数人问题”。因此，要使国家真正摆脱困境，走上正轨，首先应从增强政权的“人民性”入手。换句话说，衡量一场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实行何种政体，而是未来由哪个阶级上台执政，推行哪种意识形态，也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但当前阿拉伯剧变后，由于种种原因，继任者显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核心问题。而且阿拉伯民众由于厌烦了维系多年的强人政治，因此正像钟摆到一个方向之后必然会向相反方向运动一样，使得中东政治转型日趋朝着分权和民主化方向发展。事实也确是如此，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在完成“改朝换代”后，均已制定政治重建时间表，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很显然，民主化不会使国家“多数人问题”自动得到解决。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这些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事实上，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世纪 50-60年代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声望最为显赫的时期，多数国家奉行的是军人/强人政治。因此，匆忙启动民主化只会使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误入歧途。

　　从实践看，这种“只问选票，不问主张”的民主化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使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成为最大受益者。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 2011年10月23日进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议会217席中的89个席位，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在埃及第一阶段选举中，以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和正义党”与萨拉菲派的“光明党”为主的伊斯兰政党得票数超过60%，而世俗的埃及联盟和老牌华夫脱党仅获得20%的选票;摩洛哥众议院于11月25日提前举行大选，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95个席位中的107席，大大领先于其他各政党;而利比亚过渡政府在11月24日成立时，其领导人也表示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而伊斯兰势力之所以能够得势，并非其代表了某种先进的生产力或先进文化，而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实行高压统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从而使类似穆兄会这样的宗教势力得以积蓄力量、成长壮大。这些伊斯兰势力是否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呢?从阶级属性看，尽管穆斯林兄弟会自称代表中下层民众，但其高层几乎全是亿万富翁，因此其未来政策是否能真正代表下层值得怀疑;从意识形态看，其主导思想是伊斯兰教义，但这很难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始终扮演“反对者”角色，其能否带领国家走出困境，走上富强之路很值得怀疑。因此，尽管这些国家民主化如火如荼，但埃及等国的民众仍持续进行抗议，试图进行“二次革命”，显然是不满这种解决办法而试图寻找新的突围之路。

　　西方干预使“阿拉伯动荡潮”性质变色，阿拉伯复兴之路更加艰难

　　这次中东动荡本来是一场内生性动荡，其起因主要是内因主导，民众抗议重点也主要针对国内当权者。但由于发生动荡的国家多数是亲西方国家，因此中东动荡使西方在中东维系多年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冲击。西方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游移之后，开始有意借机重塑中东秩序，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很显然，西方在中东的干预举措明显奉行的是“多重标准”：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竭力保护现政权，鼓励、纵容政府镇压民众抗议;对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发生严重动荡，局势难以收拾的国家，则因势利导，力图使其未来走向纳入西方轨道;而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反西方或与西方关系不睦的国家，则推波助澜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打击。然而，西方出于利己目的进行的外部干涉，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尤其是2011年3月北约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标志着中东政治抗争开始变味，进入到西方武力干预、强行塑造地区格局的新阶段。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得到联合国授权，实际上既忽视了1973号决议关于发挥区域组织的精神，也超越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只授权建立“禁飞区”的规定。北约自称是为“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利比亚战前，国内冲突伤亡不过数百人，且局势已基本平息，而西方的狂轰滥炸及战端扩大，导致利比亚3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大量基本设施被破坏。因此它本质上是场非正义战争。利比亚国内矛盾本来远没到需要改朝换代的程度，但西方武力干预强行改变该国原有政治进程，使利比亚由一个生活水平居非洲第一的稳定富足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局很可能成为西方的附庸和挺进非洲的桥头堡。

　　尤为令人感叹的是，这样一场西方打击阿拉伯国家的非正义战争，居然得到不少阿拉伯国家的积极赞同，乃至直接参与“围殴”卡扎菲政权。要知道，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摆脱恶性循环的厄运，实现阿拉伯内部团结是基本前提，而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利比亚战争上“兄弟阋于墙”的表现表明，阿拉伯世界距离实现民族复兴梦越来越远。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中东剧变，不可能使地区国家真正走向复兴之路，而仍将是西方大国政治的牺牲品。事实也表明，西方在成功干预利比亚后，在地区内移植“利比亚模式”的胃口和信心倍增，因此利比亚战争刚刚结束，西方便开始加紧对叙利亚和伊朗施压，由此使叙、伊局势变得日趋紧张。而叙利亚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其局势一旦失控，很可能在整个中东引发意想不到的动荡。

　　“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风起云涌的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以民权、民生、民族为主要诉求的进步运动，但由于内外部各种负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这场“中东波”性质日趋变味。尽管中东剧变仍在持续，但此前充满激情与乐观主义的“阿拉伯之春”，日趋被悲观主义和怀疑、愤怒情绪所取代，乃至有了“阿拉伯之秋”或“阿拉伯之冬”的说法。轰轰烈烈开头，潦潦草草收尾，这是一年来中东乱局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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