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是“越打越穷”还是“越打越富”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答案莫衷一是。

不可否认的是，俄乌战争加速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上越来越重视国内自主的物质生产。俄罗斯推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许多工厂、农场和研究机构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后，终于再次获得了产业专项资金拨款。不少产业在民办官助的刺激下，产能恢复并超过了苏联最高水平。

此外，在政治上，技术官僚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主要位置。同时，俄罗斯各级官员也出现了在招商引资、产业复兴、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政绩竞标赛”。

产业政策、技术官僚、政绩锦标赛，使得俄罗斯政治经济具有了“有为政府”的色彩。而全国自上而下推崇“进口替代、力求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近日，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在接受BBC采访时，自豪地宣传：“我们取代了英国的位置，制造业排在全球第7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就。”他的这一表态，就是俄罗斯意识形态转变的体现。

在所有产业中，俄罗斯农业的复兴速度最为迅速。目前，俄罗斯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七大食品类别中，肉类、土豆、水产实现完全自给。鸡蛋在选举前由俄农业部自导自演的短缺后，目前自给率也维持在98.6%。牛奶、蔬菜和瓜类的自给率，也均在食品安全线以上。只有在水果方面，由于气候和地理的限制，自给率只有46%，低于60%的安全线。

俄罗斯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情况

可以说，俄罗斯当前的农业，解决了吃饱和吃好的问题，把肉蛋奶菜都掌握在自己的菜篮子和饭碗里。要知道，这是前苏联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农业复兴大大提振了俄罗斯的民族信心。优秀的食品安全形势，也稳定了战争时期的食品物价，进而保障了俄罗斯民生和政治稳定。

俄罗斯的农业复兴，离不开俄罗斯自上而下的重商主义和产业政策。作为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访问学者，笔者近距离观察和参与了俄罗斯苜蓿产业复兴的过程，可以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苜蓿作为高蛋白的牧草之王，是乳业和肉牛产业的物质基础，对人民吃肉喝奶极其重要。俄罗斯苜蓿产业也曾有过辉煌，前苏联的苜蓿产业和科技研发曾经接近于美国的水平。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由于苜蓿产业高度依赖集约化的种植加工储运体系和完整的肉奶产业链，俄罗斯大部分农村难以继续进行苜蓿种植，苜蓿产业也处于崩溃消失状态。

2014年后，俄罗斯苜蓿口的学者开始向俄罗斯农业部建言苜蓿产业的重要性。一些下海经商的学者，开始从事苜蓿种植、推广和产业协会重组工作。在此背景下，2018年，俄罗斯苜蓿在全国成规模地推开，并在2021年实现了国内自给。

2022年，普京总统曾亲自向习主席提出要向中国出口苜蓿，并获得批准。同年，俄罗斯政府开始向苜蓿研究机构拨付巨额专项基建经费，并通过与中国发改委功能类似的“部委-大型商业银行联席机制”，向牧草出口企业和产业协会批复和发放了专项产业资金。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俄罗斯农业部和驻外使馆的官员，都在帮助商人向中国和沙特这两个苜蓿进口大国推介俄罗斯苜蓿。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民办官助的产业发展模式。苜蓿等饲草料的充足，也保障了战争期间肉奶供用和价格的稳定。

2022年12月20日，俄罗斯动植物检验检疫局表示，该局与中国主管部门就对华苜蓿出口的兽医卫生证书达成一致 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目前，围绕“物质生产能力的重建”，俄罗斯出现了以下深层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俄罗斯有一种思潮，主张“帝俄”、“苏联”、“联邦”三个时期互不否定。尽管当前俄罗斯人对苏联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是他们大多都怀念和赞赏苏联时代巨大的物质产能。苏联的产能、帝俄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以及联邦时期的市场经济，毫无矛盾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的重要意识形态。一些企业门口同时升起帝俄、苏联、联邦三面旗帜，这就是产业界的政治表态。

其次，俄罗斯当前有浓厚的“进口替代”和“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氛围。在与俄罗斯学者和商人交流时，他们经常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希望出口原料，希望出口制成品”、“不希望中国人去俄罗斯包地种植，购买成品就可以了”、“不能从事大规模物质生产，会让中国人看不起”，可见他们对出口的渴望有多强烈。现在俄罗斯官员和商人与中方人员在谈判时，很讨厌中国企业提出的“轻资产”概念，大多要求中方技术转移，在俄罗斯建立组装厂。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汽车产业游说立法机构，出台针对外国进口车辆的高额报废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针对外国汽车的报废税，可以超过新车价格的1.5倍，基本上掐死了通过中亚国家“平行进口”汽车的通道。在当前的报废税限制下，外资企业如果要维持在俄罗斯汽车市场的份额，必须要进行本地化生产，这是俄罗斯版本的“市场换技术”。

俄罗斯在对外经贸方面，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点对中资企业影响较大。目前，中资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俄罗斯现在被孤立，而且在战争状态，必须依赖中国产品”的认识。但是，俄罗斯自沙俄时代以来，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有一些商业世家，数代人从事对外采购，具有庞大的采购网络。尤其是今年改组政府后，这批官商在政府里的位置，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举国体制。

在对华采购中，俄罗斯采购商人秉持绕开一切中间商的原则，能够下沉到中国的县域，找到源头供用商。在实际操作中，俄罗斯采购人员反复地、耐心地询价。即使俄罗斯国内再着急，他们询价周期也很长。然后，他们会把供用商的报价向国内汇总，在实现摸底后，展开进行下一轮的压价。

这种举国体制非常有效，以至于中国的一些销售经理反映，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没有利润的市场。在俄罗斯采购商耐心询价和中资企业的相互竞价情况下，一些机电产品的价格在最近半年内出现了腰斩，部分产品几乎没有利润了。

不光在压价方面，这种俄罗斯特色的举国体制，也在迫使中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和就地生产。而大多数的中资企业，仍然没有觉察到俄罗斯存在对外经贸上的举国体制，低估俄罗斯商人的谈判能力，自己把利润“卷”没了。

目前俄罗斯这种政治经济转型，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其中有利因素包括，俄罗斯仍然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俄语圈市场。由于俄语互联网的相对封闭性，俄罗斯本土互联网企业守住了俄语区，学习创新能力很强。比如最近俄罗斯本土电商OZON，也在搞双11购物节。战争和制裁，恰恰保护了俄罗斯相对薄弱的产业，予以他们恢复和发展的空间。

此外，前苏联培养的最后一批产业工人和科技专家，还具有工作能力，并且拿到了一定的拨款。他们是知道如何运作一个产业体系的。因此，由他们重建一些产业和研发体系，仍然比较快。

不利因素方面，首先是战争导致的俄罗斯国内利率升高，给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信贷压力。接近20%的基准利率，让一些无法获得军工订单的工厂和企业，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充。

尽管俄罗斯政府重视技术引进和产业自主，但是俄罗斯仍然缺乏推进这一进程的技术官员，在地方政府层级尤其缺乏。俄罗斯目前在推行非常激进的干部年轻化政策，90后纷纷上位。但是这些40岁以下的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推进产业发展和引进外资，比较急躁且缺乏章法，同时在老干部面前，镇不住场子。

除此之外，俄罗斯现在没有实现产业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在民办官助的产业复兴过程中，一些商人往往会处于自身利益，在政策和法规中挖坑，以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过分排斥国外产品，不利于产业的迭代更新。而俄罗斯的科研经费基本枯竭，目前，俄罗斯又进一步减少了2025年的科技预算，许多科研人员靠情怀和科学世家的传统而苦苦支撑。

由于战争和欧美制裁的持续，俄罗斯的亲欧美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足以对抗本土产业派。因此，重商主义会在俄罗斯长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并孕育出相关的利益集团，从而继续促进俄罗斯相关产业的复兴，也会增强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具有“有为政府”色彩、重建物质生产能力、追求“重商主义”的战时俄罗斯，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美好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本轮科技革命中，各种因素驱动的再工业化，无疑有利于它承接产业技术扩散，跟上本轮科技革命。因此，重建物质生产能力的俄罗斯，仍将是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棋手。我国政界、产业界和学术界，需要强化对俄罗斯的理解和认知，未雨绸缪地管理和协调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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