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大学到卡尔·马克思大道：一位美国共产主义者在东德的经历与思考

赵丁琪

原编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这不仅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进程，也象征着冷战的结束。但德国统一几十年来，原东德地区并没有像德国前总理科尔所许诺的那样成为“繁荣之地”，反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远落后于西部。与柏林墙倒塌时的欢欣鼓舞相比，今天原东德地区的人民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时，感受更为复杂。为更深入地了解柏林墙倒塌前后东德人民的生活，探究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本刊对具有传奇色彩的原东德记者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进行了专访。

维克多·格罗斯曼，原东德记者、作家，出生于美国纽约，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格罗斯曼加入美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格罗斯曼放弃了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展的前途，选择到布法罗一家工厂一名普通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格罗斯曼被征召入伍后被派往欧洲。为逃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格罗斯曼在欧洲期间逃离美国军队来到了奥地利苏占区，随后定居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墙倒塌后，格罗斯曼继续生活在德国。格罗斯曼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是回忆其个人经历的两本著作，即《过河：对美国左翼、冷战和东德生活的回忆》（2003年）和《一位社会主义叛逃者：从哈佛大学到卡尔·马克思大道》（2019年）。

一、跨越多瑙河：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阵营

○（赵丁琪，下同）格罗斯曼先生，您好！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您，为何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您在美国从事了哪些进步运动？

●（维克多·格罗斯曼，下同）1928年，我出生于纽约——一个左翼时代的左翼城市，并成长在痛苦、饥饿的大萧条年代。当时，共产主义工会和左翼组织对资产阶级进行猛烈反击，形成了强大的劳工运动，争取到了失业保险、养老金、有限的工作周和加入工会的权利，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共产党人也领导了反对种族主义压迫和为黑人-白人团结而努力的早期斗争。所有这些运动以及我的左翼父母——都让我成长为一个所谓的“红尿布婴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就读于高中的我加入了青年共产党联盟，17岁时我在哈佛大学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战争结束时，由于年龄还差几个月，所以我没有参军。我们的小团体（高峰期有30个成员）虽然带有一些秘密性，但非常活跃。我们抗议一家学生酒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并反对波士顿一家百货公司“只雇佣白人”的行为。我们反对美国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法西斯政府的做法，并反对杜鲁门政府在冷战初期企图利用核武器垄断来控制世界以及破坏工会运动战斗性的行径。

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我们加入了一个以和平为主要目标的新进步党的运动，支持前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右翼势力过于强大，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内外政策。但我们的小团体，包括哈佛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一直坚持活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并与左翼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等人组织音乐会。我们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次胜利感到高兴。

1949年，我们当中大约有十个人拿到文凭。在波士顿的共产党书记问我们，尽管有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文凭，还是否愿意去工厂当工人，进而从腐败的右翼分子手中拯救劳工运动。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同意了，我在布法罗的一家冶金工厂成为一名低薪工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布法罗生活的日子里，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我能够做的事情很少，但我了解了很多白人同事的思想和生活，以及黑人聚居区的残酷和危险：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口、破败的住房、泛滥的毒品以及警察的暴力。我后来也了解到，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密切监视我在布法罗（甚至在哈佛大学期间）的一言一行。

○在20世纪50年代初，您为什么冒着风险逃离美国军队去东德生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了，反共的歇斯底里和仇恨情绪急剧高涨。经过五年的休假后，年轻的美国人将再次被选中，穿上军装被送往海外。我将不再学习如何推一车铜卷或从起重机上卸下钢板，而是学习如何敬礼、行进，如何装弹、瞄准和射击。1951年1月，我辞掉了工作，奉命回到纽约报到。我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我怎么能向朝鲜或中国士兵开枪呢？我怎样才能避免这样做呢？

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签署一份要求所有士兵签署的声明，即“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曾是任何共产主义组织或与共产主义相关的组织的成员”？我曾经参加过十几个共产主义组织，包括西班牙难民救济基金（Spanish Refugee Relief Fund）、南方黑人青年大会（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萨姆·亚当斯马克思主义学校（Sam Adams School on Marxism）、美国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根据1950年的《麦卡锡法案》，我应该向警察坦白我参加过的这些组织。如果不遵守规定，那么就会被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外加一万美元的罚款!当然，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人遵守这种荒唐的规定。1965年，这一法案被裁定违宪，但当时是1951年!我签署了声明，隐瞒了可怕的真相，希望在我服役的两年期间没有人会核查。

训练完成后，我们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被派往朝鲜作战。非常幸运的是，我被派往西德巴伐利亚的美国驻军中。作为一名报务员，我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来学习摩尔斯电码。这使我可以在周末去许多有趣的城市旅行：慕尼黑、汉堡、纽伦堡。我去意大利休假了十天，在那里没有穿制服，我参加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游行和庆祝活动。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然团结起来，在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游行和歌唱。

但不久之后，在我的服役时间只剩五个月的时候，我的世界完全逆转了。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陆军法律办公室的挂号信，上面提到了我参加过的但没有报告的七个组织。六天后，我被命令向纽伦堡的一名美国军事法官报到。我知道隐瞒这些事情的惩罚——可能要在军事监狱里待上五年：在那些歇斯底里的日子里，我甚至可能要面临生命危险。我当然不想放弃——也许是永远放弃——我的祖国，以及为使它变得更好更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但我绝对不想进入钢铁般的军事监狱。因此，我决定离开美国，或者，在我看来，我选择了自由!我在这个地方作出这个选择是不寻常的。1952年，美国和苏联在奥地利占领区的分界线在林茨市，多瑙河贯穿城市。我在那里把鞋子、夹克和新相机扔进湍急的水中后，从一个世界游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花了几个小时寻找红军掩体、坦克或其他“铁幕”的防御工事后，我被奥地利警察接走，按照我的要求被带到当地的苏军指挥所。第二天，我在奥地利苏军总部的一间牢房里住了两个星期——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思考我的命运会怎样。但后来我得到了一套全新的衣服，向北穿过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新名字——维克多·格罗斯曼。1952年的选举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当选美国总统的那天，我在萨克森的一个中等城镇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

二、柏林墙倒塌前后东德人民生活的变化

○您能谈谈您在东德的生活吗？您感觉在东德的生活与美国有什么不同？

●当我到达东德时，造成了毁灭性后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七年。被战争严重破坏的东德，除了劣质褐煤外，几乎缺乏所有的自然资源。但我没有看到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饥饿和衣衫褴褛的人；商店和餐馆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基本商品。当然，东德的生活和西方仍有些差距。公共汽车服务还没有开通；晚上经常会突然停电，需常备火柴和蜡烛。在战前建造的大多数公寓里没有中央供暖，也没有冲水马桶。但我并未抱怨，总的来说，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日常生活总体是比较正常的。

我在一家大工厂工作了五个月。在一个小工组中，我负责搬运橡木和山毛榉锯成的长木板，这些长木板被用来制造火车车厢。这项相当费力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把它与我在布法罗的工作进行比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食堂每天都有一顿丰盛的午餐。食堂由工会经营，价格很低。由于德国人吃饭以午餐为主，早餐和晚餐都吃得很少，所以我几乎不用去购物和烹饪。而在布法罗，除了一台油烟机，公司什么也没有提供。另一个区别是，在布法罗我每年有一周的假期；三年后将会增加到两周，但前提是我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在民主德国，每个人至少享有三周的年假，即使换工作也不影响。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工作时间去看工厂的医生，甚至还可以在工厂的合作社购物。如果镇上的商店里来了比较紧缺的进口商品，比如柠檬或葡萄干，或者新鲜的樱桃、草莓、西红柿等，至少有一个工组的成员会在上班时间为其他所有人去采购。有时候整个工组的人都会加入这个行列。总的来说，这里的气氛更为轻松，工人和工头之间没有冲突，没有人担心被解雇，工作空缺无处不在（而且法律禁止解雇工人）。此外，当时东德的工资是用现金支付，不像美国那样使用支票支付（这通常意味着兑现时的经济损失）。

后来，我换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学习如何操作车床的学徒。之后我又上了大学，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新闻学院学习了四年。莱比锡是一个有着50万居民的城市，作为一个纽约人，这里让我感到非常友好。这所学校在很多方面都与哈佛大学不同：新生被分为约25人组成的班级，不仅在前两年听相同的课程和研讨会，还一起观看电影和戏剧，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如排球和乒乓球）以及“政治生活”（许多会议和游行）。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半志愿性的工作，比如帮助新的合作农场，给它们的甜菜除草或者帮忙收获土豆；清理最后剩余的战时废墟；建造一个新的大足球场，或者帮助固定巨大露天煤矿的轨道。尽管身体酸痛，但我很享受与这些农场工人、建筑工人、矿工相处的过程。

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当时哈佛大学的学费外加吃饭、住宿、医疗等费用仍然比较低，每年不到1000美元（今天已近6万美元）。尽管有500美元的奖学金（我的成绩至少需达到B级），但这对我来说仍然很困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收取任何费用，以极低的价格提供食物和住宿，每月提供足够的资助来支付所有的生活费用。

我四年的学习和我非常幸福的婚姻，让我完全融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社会，很多东西都令人印象深刻。我因为肝炎在医院住了九周。医院的所有检查和治疗，以及随后两次四周的康复治疗，都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在治疗期间我还收到了90%的工资。我的妻子为治疗风湿病用了三种疗法，同样全都是免费的，并且照常领薪水。牙科护理、新牙、眼镜、助听器、处方药，所有这些都不用打开我的钱包就能获得。我的两个儿子出生时的分娩费用也是如此。我的妻子得到了六个月的全薪产假（如果她想要的话，还可以再加六个月，这六个月虽然无薪，但工作有保障），外加一笔可观的经济补贴。这笔补贴分五期支付，旨在改善产妇的健康状况。孩子自出生之日起，一切都是免费的，从托儿所、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是免费的。

如果女性没有生育孩子的计划，或许她已经有了想要的一切——在1972年之后，堕胎或者避孕援助都是免费的。职业女性和单身父亲每个月都有一天带薪假期（也就是所谓的家庭日）。这些在我的祖国（美国）都仅仅是一种梦想！

○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1989年11月4日，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一场盛大的游行结束，大约20名演讲者呼吁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但不是推翻它。然而，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五天后，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结的开始。12月8日-9日，统一社会党罢免了老的领导人，选举了新的领导人。新领导人否定了其执政党地位，谴责过去的“斯大林主义方法”，并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3月18日，右翼政党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决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终命运。该党与时任西德总理、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有密切的联系——科尔在群众集会中承诺两德的统一将很快带来“繁荣景象”，“没有人会过得更差，很多人都会更加富裕”。排名第二的社会民主党，也基本持类似的观点和立场，而唯一一个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党，只获得了16%的选票，被迫陷入了一场失败的保卫战。

科尔的承诺激起了很多东德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结束东部人的自卑情结，开始能享受跑车、时尚衣服、愉快旅行以及其他美好事物的新生活。两德统一后，东德很多商店重新开张，但发生了巨大变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产品被西方产品所取代。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街道上到处扔着二手的东德家具，取而代之的是西德风格的卧室、客厅和浴室家具。许多特拉贝特小轿车（东德汽车品牌）被遗弃了，而欧宝、菲亚特和大众汽车开始堵塞城市街道。

书店里到处都是旅游指南、操作指南以及华丽的平装书，封面上印着穿着暴露的美女，还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以及托洛茨基等人所著的之前被禁止的政治作品。数以百万计的民主德国的书——不仅仅是马克思或列宁的书，还有漂亮的艺术书籍、经典著作、美国畅销书译本，都被扔在垃圾堆里，或以其他方式被销毁（包括我的一本书）。

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看起来很美妙的西德马克也不会长在树上——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但是在哪里能够得到呢？就在1990年7月1日这一天，东德所有8500家国有企业被西德安斯塔特（信托机构）接管：不仅包括工厂、发电厂和矿山，还有大型餐馆和酒店、大量的公共住房、德发电影制片厂、国家药房零售网络，甚至马戏团，以及大约24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和森林。该公司拥有400多万名员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的任务是将自己分拆，并全部私有化、推向“自由市场”（出售、拆分或关闭）。

东德的许多工厂确实是过时或低效的，由于对现代钢铁、机器和农业设备项目的优先需求而投资不足，但仍然有一些工厂是应用了最先进技术的新建、重建工厂。它们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因为其主要外国客户——东欧国家已经不能使用以前的卢布来进行转移支付，而必须使用难以获得的西方资产用以支付。如果东欧国家能以同样的价格购买来自日本、美国或西德的著名产品，为什么还要购买东德的产品呢？而西德的消费者以前邮购东德的产品，是因为它们物美价廉，现在则不得不支付“正常的价格”。甚至本地市场也枯竭了，因为东德的顾客急于购买以前他们渴望的名牌产品，这些产品在超市货架上很容易买到，而原东德地区的产品，即使超市有的话，也很难找到。

如果一家工厂足够幸运的话，它可能会被以前的西德竞争对手收购。这些企业通常是一些垄断巨头，并利用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和可怕的失业压力来压榨工人。但许多工厂的收购价格都非常低，在工厂里的机器被卖空之后，这些工厂也就被遗弃了。当火车穿越工业区时，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工厂墙壁，到处都是涂鸦和破碎的窗户。聪明的骗子在这个过程中大发横财，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到199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经拥有的巨大的财富和经济价值，都被神秘地变成了债务，其原因被归咎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效率低下。

大量的行政办公室也被关闭或大幅减少，工作岗位减少了200万个。管理层由来自西方的第二线或第三线“专家”接管，他们因为在“落后的东部”工作所造成的牺牲而获得特殊“奖金”。他们通常在周二、周三、周四在东部地区担任经理，而周末多数回到在西部汉堡或埃森的家中。

我曾经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教授高级英语课程。当它在1991年关闭时，一些最著名的教授在其他国家或教会医院找到了职位。但我的大多数学生，无论有没有博士学位，都失去了工作，而且往往还失去了作为科学家的职业。在大学里，包括历史、法律、语言、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教师都被淘汰。自然科学教授由曾经的西部竞争对手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如果他们曾经与“史塔西”（Stasi）有任何联系（但大部分东德科学家如果想去西方旅行或者购买西方设备的话，都要通过“史塔西”），就会被淘汰。

几乎所有的广播和电台记者都被解雇了，所有的节目都被取消了——除了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睡魔”节目。还有无数的报刊记者失业了，他们只能去不同的西方出版公司工作，这些公司都持尖锐的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点。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仍然在他之前的画报工作，但他只能做一个西部来的年轻人的下属，这个人不了解东德的事务、习惯或愿望，却能领到更高的薪水，直到这个受欢迎的杂志像它大多数东德同行一样消失。

东德许多城镇都以一两个工厂为中心，为工人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提供几代人的工作机会。当这些工厂关闭时，这些城镇也萧条了。年轻的夫妇离开了，也有许多年轻女性在西德或国外寻找工作。因为母亲离开而无人照顾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也看不到什么希望———直到来自西部的法西斯分子开始组织他们。留下来的主要是老人。在这些城市里，失业的30多岁的男男女女试图通过卖保险等来维持生计，五六十岁的人们在街上和公园里闲逛。在表达了最初的欢迎之情后，许多原西德人倾向于看不起他们贫穷的东部“兄弟姐妹”。原来在东德地区生活的人们，被赋予了一个歧视性的称呼——“东部佬”（Ossies）。

○现在一些东欧人很怀念原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德国，它被称为“东德怀旧”情结（Ostalgie）。您如何理解这种情结？

●“Ost”在德语中的意思是东方。“Ostalgie”这个词是由媒体发明的，用来描述东德人对他们已经消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怀旧回忆和情绪。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不定期开放的“东部市场”中，这些市场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商品曾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每个杂货店都能买到，但后来被西德的商品替代了。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又开始怀念这些商品。虽然这些产品不再由国营企业生产，而是以利润为主要驱动力，但它们保持了与以前一样好的配方、名称和包装。“东部市场”通常只开放几天，但总是拥挤不堪。

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的观点仍是各种各样的，就如同当年一样。一些人热爱东德，因为它的成就和对未来的梦想，另一些人憎恨它并且支持资本主义，而大多数人常常受个人成功或失败等因素的影响而摇摆不定，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时代在不断发展，尽管有一小部分东德人（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估计为10%）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归，但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自从统一以来，对东德的这些社会弊病的宣传被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通过所有的电视频道、媒体，所有的讲堂和教室。即使是对这些官方诋毁的轻微背离，往往也需要真正的个人勇气。这种所有媒体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的宣传，显然很快被那些找到了好工作、拥有了好车、拥有幸福家庭以及愉快旅行的人所接受。他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大学，找到工作。大约1/3的原东德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对1990年的转变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消失几乎没有任何遗憾。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包括那些丢掉了原有的工作，然后在市场经济中没能找到合适工作的人，这个群体大约也占1/3。他们当中有些是老年人，只能领取微薄的养老金或尚未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有些从事着社会不太需要的工作或贸易；有些是单身母亲，试图通过从事兼职或临时工作以及领取各种各样复杂的政府补助来养活孩子。在2021年，约15.8%的德国人（约13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其中，超过250万是儿童，占德国儿童总数量的1/5（东部的贫困率要远高于西部）。大约有200万人买不起食物，依赖于政府的食品配给。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个超市售货员总是很快乐，给我们各种购买美味奶酪的建议。但是统一之后，她所在的超市成为一个巨大西方连锁超市的一部分。她告诉我们，她现在不再快乐。当她要求改变假期计划，以便可以和小儿子一起去度假时，却被粗暴地告知“你应该按照我们通知的时间去休假！”两个月后，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她被解雇了!她还说：“这是我们投票支持的制度吗？”一个月后，我看到她自己在一个刮着寒风的火车站里，在一个便携式小桌子上售卖奶酪。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原东德人的生活已经逐渐正常化。柏林墙倒塌时50岁以上的人正在死去，当时超过35岁的人现在也达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大量的年轻人搬到西德寻找工作，他们或者适应了一份新的职业，或者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础，尽管可能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但至少有工作。这群人虽然没有看到承诺的“繁荣景象”，但至少确实享受到各种旅行机会和消费品，以及其他能负担得起的东西。如果你能适应新的社会，“东德怀旧”情绪就没那么强烈了。

但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对自己被降为“二等公民”的怨恨和痛苦依然存在。在工厂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代，如果你很聪明，你就不会说任何关于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或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坏话。但这些坏话可以对你的工头或经理说，因为没有人有权力解雇你。但今天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你可以随意批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但是对你的工头说话要小心！”事实上，许多人觉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厂和商店里的气氛更为轻松。工人在国家和社会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家庭中父母和祖父母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妇女地位更加平等，人们能享受廉价的房屋租金和公共交通，不用支付医疗、牙科保健、处方药等费用。但正是在2007年-2008年的经济危机时期，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的一个方面的回忆更加强烈——无疑是它最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它提供给人们的一种安全感：没有人担心失去工作或形成巨额债务，以及被赶出家门。

如今，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危机状况会再次出现。目前的工作机会并不少，但普通食品、烘焙食品、肉类、水果、蔬菜、黄油和奶酪的价格在飙升。最糟糕的是，租金正在不断攀升，承诺的低价公寓仍然未兑现。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形势会更加艰难；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抵制以及从美国能源公司购买昂贵的替代品，并不能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人担心日益上涨的房价和变得更冷的房子。这会激发人们对东德在1990年以前的发展成就的更多思考吗？是的，确实存在着“东德怀旧情结”，“东部市场”也一直非常热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当前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三、德国左右翼政党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

○目前德国存在着哪些左翼政党？它们的发展状况如何？

●199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继续维系自身的存在，该党驱逐了大部分老领导人，并将自己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但到1992年，该党原有的225万名党员中只剩下约10万名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统一的最初几年，左翼人士处境艰难，对消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情，经常会遭到与“史塔西”有关联的指责。2002年—2005年，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联邦议会中的两名女性代表一直受到排斥，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但无论是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还是对失业德国人的歧视，都证明了由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反动性。在2005年的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党赢得了8.7%的选票和53个席位。

紧接着，民主社会主义党又迎来了一场胜利！德国社民党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工会会员，对该党的右翼转向非常不满。他们脱离了社民党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在2007年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左翼党”（Die Linke）。两年后，左翼党在选举中以11.9%的选票和联邦议会中的76个议席（其中有42名女性）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一成绩震惊了其他所有政党（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德国社民党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在经历了民调低迷和选举中的一系列糟糕表现之后，社民党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重拾几乎被遗忘的左翼论调。

尽管左翼党在之后的选举中没有再达到之前的成绩，但仍然在2013年和201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8.6%和9.2%的选票，从而使该党成为联邦德国议会中最强大的反对党。在许多州的选举中，左翼党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尤其是在德国东部，左翼党在几个州与其他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图林根州，左翼党甚至成为第一大党。尽管有来自右翼的疯狂污蔑和指责，左翼党的一位非常温和的政治家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仍成为左翼党的第一位州长。2014年以来，杰出的个性和演讲能力使他能够在图林根州连续执政。

在德国东部的其他地方，也正是左翼党之前所取得的成功，导致它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反而逐步下滑。许多选民的生活仍然很痛苦，生活水平不稳定，工作充满着不确定性并且收入微薄，“二等公民”的地位也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些痛苦最终导致了他们对“所有社会上层”，即“建制派”的抵制。这削弱了左翼党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与东德工人阶级或失业人口之间的联系。左翼党最开始的群众基础是那些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转型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之后仍然保持忠诚的党员。由于这些党员的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背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罢工或街头斗争的传统，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野心勃勃的新领导层——尽管后者缺乏脚踏实地的斗争经验。但是，这些“忠诚”的党员正在逐渐逝去，并且没有新生力量接替他们。除了在图林根以及两个德国西部城市汉堡和不来梅之外，左翼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党员人数和受欢迎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左翼党内部的激烈分歧。由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左翼党划分为两个相对立的派别，即改革派和激进派。改革派一直希望能进入执政联盟，主要是与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在原东德的四个州以及西部的不来梅市和首都柏林，这一目标都实现了。在图林根州，左翼党甚至领导了执政联盟，并为其党员博多·拉梅洛赢得了州长的职位。在州一级，与其他“中左”政党的妥协是可能的——尽管这通常以左翼党进一步淡化自身立场为代价。但改革派着眼于国家层面，希望能参加国家层面的执政联盟，这涉及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一些“宽容”的社民党和绿党领导人表示，他们勉强愿意忽略之前的“红色迫害”，接受左翼党作为合作伙伴（并提供所需的联邦议院席位）。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要求：左翼党必须放弃反对北约扩张，同意加快重新武装以保证德国能参与境外的武装冲突。改革派的一些成员（如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非常希望左翼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民主”政党并获得内阁席位。因此，他们呼吁要和其他主流政党“互谅互让”，并想要淡化这一问题。但激进派对此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妥协将否定该党作为唯一“和平党”的基本立场，丧失该党的基本原则!

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始终希望参与执政的改革派拒绝对民主德国进行任何正面评价——因为这一问题和北约问题一样，将会阻碍该党与社民党和绿党达成协议。拉梅洛和他在图林根州的左翼同事接受了对民主德国的笼统指责，称其为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而激进派则在承认民主德国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的同时，也回顾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如驱逐战争罪犯、建立大批不以利润为驱动力的国有企业等。在激进派看来，学习东德好的一面、抛弃其不好的一面，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左翼党自觉的政治基础。

在2021年的议会选举期间，加入执政联盟的幻想导致左翼党几乎放弃了对社民党和绿党的批评。许多人批评说，正是这种妥协导致左翼党只获得了4.9%的选票这一灾难性结果，从而无法达到进入联邦议会的5%的门槛要求。但左翼党最终幸运地被一个例外条款拯救了：如果有三名或三名以上代表在自己的选区中获得第一名，那么他们党团的全部比例代表权就会被保留下来。而左翼党正好有三位候选人达到了这一条件（两位在柏林，一位在莱比锡），从而使其党团在联邦议会中保留了39个席位（尽管远低于之前的69个）。

在德国还存在其他的左翼政党。一些人崇敬托洛茨基，也有人信仰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甚至霍查。他们的人数很少，只能影响不到1%的选民。然而，有一个小党值得关注，即老德国共产党。它于1956年被西德政府禁止，后来在1968年恢复活动。该党现在仍然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试图传承旧的共产主义传统。德共有着悠久的英雄主义传统，它成立于1919年，由伟大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他们被谋杀前成立。当然，德共内部也存在很多分歧，比如关于是否在选举中支持左翼党——尽管该党有明显缺点（对于德共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缺点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出卖或背叛）。该党在独立参选时，其候选人在2021年获得了约1.5万张选票，而左翼党虽然没有达到5%的水平，但仍然获得了227万张选票。

○近年来，一些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发展非常迅速。这些政党是如何崛起的？它们将对德国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来自极右翼的威胁。但是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在欧洲的中心地位和军事潜力以及它的法西斯主义历史——这一方面一直受到特别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波茨坦协定》，决定在战后清除法西斯主义及其土壤。苏联在其占领区立即采取有力行动，而在美、英、法占领的三个西部地区，一些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也被处以绞刑、监禁或流亡。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尽管新政府及其媒体不厌其烦地宣传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对希特勒的憎恶，但在非公开层面，前纳粹分子或纳粹支持者在政府机构、军队、外交机构、法庭和警察部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一些犯有战争罪的经济巨头又重新获得了他们之前的财富、地位和权力。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是法西斯德国最恶毒的反犹分子之一，他后来成为西德的领导人之一，地位仅次于推荐他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正是格罗布克安排了希特勒的反苏间谍大师、前纳粹德国少将莱因哈德·格伦（Reinhard Gehlen）离开华盛顿，在西德的慕尼黑建立了一个针对苏联和东欧（特别是东德）的间谍网络。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前纳粹党的暴徒和大屠杀杀人犯。

1949年，西德还成立了一个公开的亲法西斯主义政党，这个党在一个州的选举中获得了惊人的11%的选票。但由于公开的亲法西斯主义政党在国际上让西德政府感到尴尬，所以该党在1952年被法律所禁止。一些年后，西德出现了其他类似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公开层面不表现出亲纳粹的面貌，但足以吸引希勒特的新老支持者。其中一个亲纳粹政党由一个出版商领导，他的报纸拥有巨大的发行量，从而为该政党在地方议会和州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些席位（该党一名成员甚至差点进入联邦议会）。与此同时，纳粹情绪也在退伍军人团体、射击俱乐部和摇滚乐队中传播，他们的半秘密音乐会充斥着反犹、反外国人的歌曲。1990年两德统一后，许多西德的亲纳粹分子搬到东部，他们遇到了大量失去工作、希望和理想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正在寻求某种能够表达他们愤怒的抗议组织。而东德之前一直坚持自己观点的右翼分子和沙文主义者，也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观点，加入了极右翼势力的浪潮。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攻击左翼人士和深色肤色的外国人。而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市长，或者因为同情或者因为恐惧，对待他们非常温和，或者完全无视他们。即使是那些偶尔被判刑的人，也经常被假释。

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入侵和剥削，阿富汗、伊拉克、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叙利亚等地陷入了战争、极端贫困和混乱，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特别是德国。尽管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德国人以及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欢迎这些难民的到来，但极右翼势力却借此煽动对移民的疯狂仇恨。2013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für Deutschland），一开始以反对欧盟作为其主要政治纲领，但在2015年的难民潮之后也加入了反移民的浪潮。从一开始，另类选择党在政治上就偏右。随着偏温和的领导人或离开或被驱逐，那些更接近法西斯主义立场的领导人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大。几年来，另类选择党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整个德国以及东西柏林所获得的选票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以前属于东德的一些州，另类选择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温和的左翼党成为主要的抗议党，其民调结果长期保持在23%-28%之间。在左翼党执政的图林根州，另类选择党最近成功地在选举中获得了第一。其领导人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曾是一名西德教师，善于演讲，几乎是一个公开的反犹主义者。他公然声称柏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是对德国民族自豪感的冒犯。在公开的集会上，他像希特勒一样接受支持者的欢呼，吹嘘他们在警察、武装部队和政府机构中有很多支持者；他声称这些人正等待信号随时准备加入进来掌握权力，并警告所有另类选择党的反对者将会受到惩罚。

这些公开言论和集会上的口号，迫使联邦宪法保卫局裁定，另类选择党是“颠覆性的”和“反民主的”，这意味着将对该组织进行持续监视。但也有一些讽刺的现象，2012年-2018年，联邦宪法保卫局的负责人是汉斯-格奥尔格·马森（Hans-Georg Maassen），而他本人是另类选择党的朋友。各种公开的迹象显示，他本人受到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延续了西德的传统。2022年12月7日，大约3000名身穿制服的警察突袭了7个州的150个家庭，逮捕了25人，其中包括一个法官、一个特种部队退役军官、一个联邦国防军前伞兵指挥官，以及一个曾在联邦德国议会中担任另类选择党议员的女法官。他们属于一个名为“帝国公民”的极右翼组织。该组织拒绝承认自1918年德皇退位以来任何德国政府的合法性，宣称德国仍处于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之下，并希望重建德意志帝国，甚至发行了自己的护照和货币。尽管看起来很疯狂，但他们正在计划占领联邦议院（就像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的行动一样），然后制造混乱、接管政府。虽然该组织整体规模仍然很小，但近年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和发展，目前约有2万名成员，并与另类选择党和其他反动组织建立了联系。

今天的政治场景有时会让人们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当时，“法西斯”这个词还没有像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那样为人所熟知，但一些小党派符合它的特征。1923年11月，希特勒政变未遂，被判监禁，但他得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牢房。在那里他接待了许多访客，并且写出了臭名昭著的著作《我的奋斗》。他的政党虽然经常遭到批评，但作为后备力量仍然非常活跃，在必要时会被资产阶级推上历史前台。一些大资本家虽然嘲笑纳粹的粗糙（而非其暴行），但是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工人的力量和愤怒快速增长，资产阶级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的可能性（最终未能实现），决定全力支持希特勒。他们给予希特勒大规模的资金支持，让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并于1933年上台执政。

另类选择党是否有可能扮演类似的角色？它现在遭受到所有“民主”政党的批评，被指责“不民主”或“极端”。也许另类选择党也像20世纪20年代的希特勒一样，被视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后备力量。到目前为止，另类选择党虽然未受到大企业资助，但它从另外一些渠道获得了足够的资金，能够保持和发展力量，以推动德国东部的“抗议选票”远离左翼党。此外，如果德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继续恶化（许多人甚至担心2008年经济危机重演），那么将可能再次出现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这个党将会干扰或镇压进步的抗议行动，阻止任何向左翼甚至社会主义方向转向或回归的可能性。

目前为止，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但另类选择党和其他有暴力倾向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打着极右翼的标语、横幅、服饰和纹身（如“希特勒万岁”等）在德国各地游行，却是肉眼可见的事实。2022年10月，约10000名另类选择党成员和极右翼分子在柏林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受到了警察的保护，以防止只有1400名反法西斯主义人士参加的反游行的干扰。这种发展趋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组织也在西班牙、丹麦、奥地利、法国、瑞典等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等国甚至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为极右翼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大门。在德国，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唯一真正希望是左翼党。但目前为止，其内部分歧过于严重，力量分散，还无法承担这样迫切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