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谎言掩盖的真相:美国独立是一场支持蓄奴的反革命
评《曼斯菲尔德:罪恶奴隶制的终结者》
黄庭民
《曼斯菲尔德:罪恶奴隶制的终结者》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专门赞扬一位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声称他终结了罪恶的奴隶制。此文没有作者署名,似乎代表了发布方的意见。文章很短,约900字,其中40%介绍曼斯菲尔德的生平和贡献,包括其在1756年至1788年期间任英国皇家法院首席法官。其次,文章还介绍了一件涉及一名逃跑奴隶的案件,他作为首席法官,判决释放了该名奴隶。文章声称,此判例导致英国15000名奴隶被释放成为自由人,英格兰就此成为自由之地。
一、英国废奴简史
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英国正式废除奴隶制度是1833年颁布的《奴隶废除法》,发生在此案61年后,该法规定,释放奴隶截止时间是在1838年[1]。在此之前的1807年3月25日通过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则仅仅禁止奴隶买卖,距离曼斯菲尔德的判决案也过去了35年。而且1772年5月,在英国的逃亡奴隶萨默塞特诉其奴隶主斯图尔特一案中,英国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仅仅是判决强制迁移奴隶离开英国非法,并不是废除奴隶制。
英国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2]指出,他的判决书说,不能强把一名黑奴从英国送回殖民地去受惩罚。当时奴隶主抓住了该名逃亡奴隶,要将他卖回到原先所奴役的北美殖民地。该书原版还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坚持的说法:这样做绝不意味着什么可恶的贸易或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废除。同时还指出,在1807年和1833年进行的法令改革以前,英国法律对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加以鼓励的。《美国宪法百科全书》摘录威廉·温采克教授所出版著作中的分析指出[3],“萨默塞特案件并没有在英国或美洲废除奴隶制,直到19世纪50年代,它才被解释为,在没有认为制定的成文法建立起奴隶制的地方,奴隶制是不能存在的。”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曼斯菲尔德判决在司法终结奴隶制中的意义。
1807年,大英帝国颁行《废除奴隶贩卖法》。该法名义上禁止贩卖奴隶,但是并不废除奴隶制。该法规定,对于用船运输奴隶者,船长需要为每位奴隶缴纳100英镑罚款,实际等于对贩卖奴隶收税。许多船长为了少交罚款,狠心把奴隶沉入海底,造成了大量无辜的奴隶死亡。当时英国海军成立了西非分遣队,在西非海岸巡逻,以打击贩卖非洲奴隶行为为名,取得了巨大收益。从1808年至1860年,一共查获1600艘奴隶运输船,其中包括1838年执行废奴法案以后,释放的15万非洲奴隶。
直到1833年,英国才颁行《奴隶废除法》,在大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禁止买卖奴隶。不得不提的是,虽然奴隶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身份,但是又被戴上了一个新的枷锁—学徒制[4]。在被释放之后,奴隶被勒令充当“学徒”,每周为前奴隶主无偿劳作45小时。更糟糕的是,奴隶主以前是依靠私力对奴隶进行处罚,现在却可以动用治安官力量来惩戒奴隶。据《卫报》所言,英国组建了一支由100人构成的警察、狱警队伍,并将他们派遣至殖民地农场。他们被称为领薪治安官。如果学徒们在汲水、收割甘蔗或洗涤亚麻布时动作稍有迟缓,主人就有权让治安官惩罚学徒,惩罚措施包括鞭笞。
《奴隶废除法》将1838年规定为奴隶解放的结束时间。为了尽可能地压榨黑奴的劳动价值,奴隶主比以往更心狠手辣。一位叫做詹姆斯·威廉姆斯的黑奴后来回忆说,他在1834年后遭受的残酷折磨比以往多得多。
更奇怪的是,《奴隶废除法》规定对奴隶主给予经济赔偿,以弥补他们失去黑奴的财产损失,而受害的奴隶们不但分文未得,还得继续作为奴隶给奴隶主劳动五年。这等于说,奴隶主们到非洲抓走大批黑人,让黑人给他们当奴隶,免费替他们劳动,现在英国政府要干预,不是要求奴隶主赔偿受害的黑人奴隶,而是英国政府赔偿奴隶主,受害奴隶们的损失却无人过问。这是因为,这些奴隶主本就是英国的各级贵族,本就是统治者,他们当然如此决定,等于让他们这些奴隶主们不但没有损失,还获利甚丰。数据显示,大英帝国一共对46000多名奴隶主进行赔偿。获得最多赔偿金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父亲。他一共拥有2508名奴隶,为此获得了106769英镑赔偿金,约等于今天的8000万英镑[5]。基于这一丰厚的收入,就无怪乎这位以善于理财闻名的首相第一次在议会演讲时就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这些赔偿金被奴隶主传给下一代,在受益人中,不乏卡梅隆这样不久前还担任英国首相的名流。
给英国奴隶主总的赔偿金额高达2000万英镑,这让囊中羞涩的英国政府甚为为难。这笔款项在今天相当于230亿至300亿英镑,占了彼时英国政府40%的年财政收入。英国政府不得不向银行家举债1500万英镑,加上英国政府自有资金500万英镑,才勉强凑够赔偿款。直到2015年,英国政府才还清借款[5],这实际上是让全体英国老百姓为赔偿这些作恶多端的奴隶主“损失”而交了“特别税”近200年。
二、英国奴隶制的兴起与废除原因
回顾英国历史,英国精英建立和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方面。当初奴隶制的兴起,是英国为了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给作为奴隶主的英国贵族们带来了巨大利益。历史上,英国是北欧海盗南下征服英格兰建立的国家,既不产金银,也不产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对外贸易主要是抓捕当地反抗的白人,将他们卖到欧洲大陆当奴隶。欧洲大陆最早发展黑奴贸易的是葡萄牙人,他们派舰队和军队到西非抓捕黑人,最初只在欧洲和中东出售。当欧洲人后来发现并到达美洲后,很快就占领美洲大批土地,建立了种植园经济。欧洲人贩卖黑奴到美洲罪恶生意,最早可追溯到1501年,他们将黑奴作为替代牲口的主要劳动力,在美洲种植园生产食糖等农产品,开采金银,运往欧洲出售,形成三角贸易,获利巨大。到17世纪初,葡萄牙统治下的巴西,每年可出口蔗糖2万吨,约占欧洲蔗糖市场份额的80%,蔗糖收入占葡萄牙王室总收入的40%。
早在1562年10月,英国的约翰·霍金斯就率领一支船队出海,开始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带有试探性质的黑奴贸易,这是英国最早的“三角贸易”。这一趟贸易也让他和他的投资人赚得了惊人的利润,霍金斯也通过这一趟贸易成为当地首富。1564年,霍金斯开始筹备第二次贩奴航行。在了解到黑奴贸易的暴利后,一些贵族、官员也对这次航行进行了投资,连女王都将自己一艘700吨的海轮“卢卑克的耶稣”号折合为4000英镑股份投资于他的船队。
除了出钱,女王在政治上也予以了霍金斯极大的便利,甚至还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提及:“请保护持信人——约翰·霍金斯……我们的愿望和意愿是你能完全理解此项事业,并且对它的公平完全了解……”。在第二次贩奴成功回到英国后,霍金斯不仅得到英国政府的赞扬,甚至还被女王伊丽莎白专门授予了一块盾形纹章以资奖励,纹章的图饰是一个被捆绑的黑人。伊丽莎白女王用这种近乎直白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霍金斯进行黑奴贩卖的支持,为霍金斯的贩奴贸易提供了皇家的认可,尽管没有书面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当时英国皇家的权威性,使得这种贸易被默认合法化,也使得更多英国贵族们奋不顾身地参加进去。
后来英王组织成立了垄断非洲贸易(当然包括黑奴贸易)的公司。17世纪初,英国组织军队登陆北美,到达现在的弗吉尼亚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北美定居点,开始在北美大陆通过武装殖民,建立种植园。1619年,英格兰第一批满载非洲奴隶的海盗船,到达北美的詹姆斯敦。此后英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占领了大片领土,建立了很多种植园,主要生产蔗糖、烟草、靛蓝等农产品。英国的黑奴贸易随之兴盛,英国还在西非的黄金海岸建立军事要塞,进行贩奴活动。
1660年,英国成立“皇家冒险者非洲贸易公司”,入股的贵族和王室,包括3个公爵、8个伯爵、7个子爵、27个男爵,国王查理二世本人也是该公司的一个大股东。1663年,英王室在给予该公司的特许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贩运奴隶,它规定公司每年必须向西印度运送3000名奴隶,因为种植园非常需要劳动力,并且该公司也是英国唯一合法垄断黑奴贸易的公司,从而获利巨大。1713年,英国借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获得了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唯一奴隶供应商的资格,为期30年,从而成为贩奴主力。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奴隶贩运达到了极盛时期,就算美国独立使英国丧失了大片殖民地之后,英国的奴隶贸易也未因此而衰退,甚至还达到了顶峰。据统计,1791年欧洲国家在非洲海岸的贸易站有40个,其中14个属于英国人;同年英国从非洲运出的奴隶数量为38000人,而其他国家贩卖的奴隶数量则少得多,如法国为20000人,荷兰4000人,丹麦2000人,葡萄牙1000人。在整个奴隶贸易年代里,英国从非洲运走的奴隶数目,是其余各国总和的四倍。到了18世纪初,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每年引入的黑人奴隶数量已经赶上白人移民,只因死亡率远高于白人,到1776年美国独立前夕,居住的230万人中,只有1/5是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
因奴隶贸易暴富的英国城市不在少数,最有名的就属利物浦了。而在经营奴隶贸易前,英国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1565年仅有138户人家。经营奴隶贸易后,它很快发展成为英国第二大商港。1719年,利物浦港的船只吨位是1.8万吨,1792年增加到26.1万吨。1750-1795年,利物浦贩运黑奴的数量占英国贩运黑奴总数的5/8,占欧洲贩运黑奴总数的2/7。仅在1783-1793年间,就贩运30.3万名奴隶到美洲,获利1500多万英镑。
依靠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黑奴贩卖力度和垄断地位,英国的经济在当时得到了高速发展,依靠黑奴贸易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积累了充足的资金、丰富的廉价原材料产地、四通八达的运输、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沿海地区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与工业中心。马克思曾说:“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2020年6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虽然英国各界长期抵赖、淡化自己的罪恶历史,但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在18世纪的高峰年份,奴隶贸易曾经占(英国)GDP的6%。而依靠奴隶贸易的GDP比6%(至少)再高一倍。
然而,在经历了贩卖黑奴的顶峰之后,英国用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的殖民地种植园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到后来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当时美洲的古巴和巴西更加优质并且价廉的蔗糖迅速侵占英国所控制的西印度(实际是北美洲的岛群,位于大西洋及其属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之间)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在欧洲,拿破仑大力支持甜菜的种植,用甜菜榨糖,以此来取代需要海外渠道的蔗糖;在亚洲,来自印度的蔗糖也开始向西方倾销。在多重围攻之下,西印度的蔗糖节节败退,1789年败给圣多明各,1820年败给毛里求斯,1830年败给古巴,英国人逐渐失去了对欧洲大陆市场的控制,西印度种植园此时已经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反而需要英国人不断贴补。据1828年的统计,西印度每年让英国人损失超过150万英镑。
除此之外,还有黑人奴隶自身的努力。从1700年到1845年,仅在英国和美国贩奴船上就发生了五十五次奴隶起义,而在美洲广大奴隶遭受奴役的殖民地区,这种反抗就更加激烈,光是美国黑奴就举行过250多次起义,即使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奴隶起义也没有停止。其中奴隶起义影响最大者,要属1790—1803年的海地黑奴起义,这次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整个世界,敲响了拉美殖民地奴隶反对殖民统治者的警钟。其领导者杜桑虽然受到法国殖民者背信弃义的欺骗,被捕而死,但海地人民仍然坚持斗争,最终于1804年建立了独立的海地国,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由奴隶创建的国家,他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西非殖民主义的斗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更重要的是,1776年,英国派往北美13个殖民地的贵族奴隶主们宣布独立,为了打击这个新生国家,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英国人需要封锁整个大西洋西岸,作为一直与北美殖民地经济来往中枢的西印度,自然首先受到冲击,英国人直接就放弃了继续向美国贩运奴隶的政策。
因此,英国的奴隶主贵族们迫于奴隶的反抗和不断扩大的经济损失,加上对付美国的需要,才通过了禁止奴隶制的法令,却趁机让英国政府和人民掏钱,国的奴隶主贵族们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借此发财。
三、萨默塞特案的作用与美国独立起源
《曼斯菲尔德:罪恶奴隶制的终结者》文章结尾总结说,此案过后,英国本土释放了15000名奴隶,从此英国不再有奴隶了。这是很多国内外出版物经常贩卖的谎言。奴隶主们会自甘损失,释放奴隶吗?从1833年通过的废奴法令就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英国研究国会史的专家Ruth Paley发表文章《萨默塞特之后:1772-1830年间英国的曼斯菲尔德、奴隶制和法律》[4],列举了一些法庭案例指出,奴隶制仍然在英国本土继续存在。由于黑人奴隶很少懂英语,对英国法律了解很少,黑人要求释放并最终真正获得自由的情况甚为罕见。1773年发生的一件案子,是两个黑人兄弟,本是西非部落酋长的儿子,在当地是给白人捕捉或购买奴隶的贩奴者,都有文化,能流利地说英语或不纯正的英语,并且非常熟悉大西洋奴隶贸易社区的一些主要人物,却被白人抓去当了六年的奴隶,9月18日两兄弟写信给一位他们以前认识的英国人,请求他帮助到法庭申请人身保护,恢复自由。最后和奴隶主达成妥协,出钱120英镑才获准离开英国回到故乡,这其实等于被认证为奴隶。
法官曼斯菲尔德是根据1679年的一项法令,驱逐臣民和王国居民是特别禁止的,从而决定奴隶萨默塞特被运出英国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判决奴隶主不能强迫奴隶离境。这无疑对奴隶主的权力施加了限制,是奴隶权利的进步,并暗示法律承认奴隶是仆人而不是动产。但这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声明,不是在英国禁止奴隶制。
《曼斯菲尔德:罪恶奴隶制的终结者》文章作者指出,萨默塞特一案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法律神话的一部分。西印度利益集团和废奴主义者都主张宣传、出版和分发关于法律状况的学术小册子,仅几个月后,就出版了著作宣传它。这成了当时的“主要话题”之一,但这些话题的主题是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而不是宣传曼斯菲尔德实际判决理由。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当代报纸的报道都忽视了曼斯菲尔德措辞的微妙之处,从而歪曲了得到解决问题的更广泛程度。被废奴主义者宣传和解释的萨默塞特与曼斯菲尔德于1772年6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一个角落做出的判决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1827年,《奴隶格蕾丝》一案的判决表明:法官们认为格蕾丝·艾伦在英国的逗留被中止了,但并没有结束她的奴隶身份。《曼斯菲尔德:罪恶奴隶制的终结者》文章作者指出,我们对18世纪晚期英国黑人人口的了解相对较少:估计其规模从3000人到15000人不等,其中一些人实际上是奴隶,但并非全部。因此,实际上,萨默塞特对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萨默塞特之后,强迫奴隶签署无报酬的学徒协议变得很普遍。这不仅使所有者坚持奴隶们的无偿劳动合法化;也促进了相关奴隶的出口,这与美国1864年国会通过废奴案后,奴隶主们采取的措施类似。
萨默塞特案对北美13个殖民地影响很大,这是英国贵族们误导宣传的结果。正如《纽约日报》所说的那样:“一个记者向我们保证,最近关于黑人萨默塞特案件的判决,将引起比印花税法更大的骚动……每一个黑人律师……都将运用王座法院的判决使牙买加或巴巴多斯的臣民完全没有人手去耕种他们的种植园。”即使美国独立之后,它的法律也仍然带有深深的英国烙印,除非通过相反的法律条文,否则英国的习惯法尤其是美国独立之前英国法院的判决仍然是美国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所参考的重要依据。早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詹姆斯·麦迪逊就宣称萨默塞特案件将使美国宪法因为其第四章第二节第三款的《逃奴条例》而受到极大的名誉损害。也就是说,英国贵族们的宣传,使很多美国上层相信,萨默塞特案将禁止奴隶制或推动禁止奴隶制。这严重威胁美国上层精英的利益。
英国贵族们借此案宣传推动取消奴隶制,威胁美国精英的利益,其主要原因是1763年结束的英法七年战争,使英国财政陷入困境,英国加大了征收美洲殖民地的税收力度,却遭遇美国精英的反抗。为了在其控制的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1772年5月,英国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在逃亡到英国的奴隶萨默塞特诉其奴隶主斯图尔特一案中判决奴隶主行为非法,过后大肆宣传要取消奴隶制。此举不过是要威胁美国的奴隶主上层,敦促他们多交税,支持英国政府。当时美国每年输入的黑人奴隶人口约占移民数量的一半,经济主要依赖奴隶种植园,大部分精英的财富来自奴隶的劳动和奴隶在市场上价值。英国政府威胁清除奴隶制,逼迫他们多交税,这是美国精英不愿接受的,是独立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当时的英国从未立法承认奴隶制,只是从国王到贵族都大肆从事贩奴贸易和奴隶种植园。
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杰拉尔德·霍恩教授在2014年出版著作《1776年反革命:奴隶反抗与美国的起源》[6],引用英美大量一手资料,论证美国独立是为了维护北美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奴隶制,是一场反革命。美国学术界传统上对美国独立的解释大都是说,建国之父们在自由、所有人生而平等口号下起来反抗英国君主的暴政,建立了一个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伟大共和国。因此,1776年北美白人殖民者对英国的成功反叛,一直被毫无疑问地看作是人类的伟大进步,是一场发生在美国的“革命”,通常称之为“美国革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史诗般的美国建国神话,也是美国大部分学者都基本赞成的共识。
这是因为真实历史上,美国精英出版了大量著作,宣传美国应该摆脱英国贵族统治,建立自由的共和国。例如,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托马斯·潘恩发表小册子《常识》,公开提出美国独立问题。小册子痛斥世袭君主的罪恶,主张通过民主议会的方式实现独立。潘恩这本书被北美人民广泛传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独立战争时期人民大众的教科书。当时美国境内出版的类似书籍有四百多本。相反,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来看,人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表明美国精英发动独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奴隶制。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毕竟当时的种植园奴隶主阶层人数很少,要吸引普通白人参加独立战争,不可能没有利益上的鼓动。
事实上,当时美国精英以加入大陆军为条件,赦免了很多白人契约奴,80%以上大陆军士兵是契约奴出身,包括托马斯·潘恩,在独立战争发起时,就是一名契约奴。独立战争发起后,因反抗英国政府,从英国引进契约奴的活动也就终止了。独立后,也未能大规模恢复,到十九世纪初,基本上停止了引入白人契约奴,等于逐渐终止了白人契约奴隶制度。有了这样的历史史料,历史学家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独立战争的根源归结到当时的美国人是在追求自由人权之类的进步事业了,是一场伟大的“美国革命”了,这是美国人民公认的,都不需要美国精英去伪造,因为美国精英用谎言推动了历史,这些谎言已经成为美国人记忆和思想中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四、讨论和总结,为什么我国主流精英会美化英美历史?
综上所述,那个时代的英国贵族们,作为奴隶主,在废除奴隶制时,拿走了英国政府40%的财政收入,而且他们建立奴隶种植园,干尽了人间恶事,还继续将奴隶变成免费的学徒劳动力,却收获如此巨大的“合法收入”。荒唐的是,中国却有一帮精英们不但不去谴责这些作恶的奴隶主,而是还用谎言美化他们停止部分作恶,换来富比王侯的行为,将他们打扮成废奴的先行者。
回顾历史,中国早在宋代,就立法完全禁止了奴隶,过去的奴婢变成了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7],中国的先人们才是真正的废奴先行者。虽然后来落后的蒙古人和满人建立的元清落后政权,又在局部重新恢复奴隶制度,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先人最早废除奴隶制。而且西方建立的是以奴隶劳动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我国古代虽然存在奴隶,大多是犯人监管劳动,真正的奴隶很少,占人口比例很低,而且从未建立这种残酷血腥的奴隶社会。他们不去赞扬自己的祖先,而是用谎言去美化西方,否定和污蔑自己的祖先的功绩,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其原因何在?
回顾历史,1840年,英国鸦片贩子通过武力入侵打开了中国大门,掠夺中国,其他西方强盗也纷至沓来。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企图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8]。其主要手段包括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吸引留学生等。这种文化侵略较之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其中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主要通过办教育。早在1845年,美国传教士就在宁波开办一所男塾。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华大约办了400所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在华办学重点转向高等教育,比较著名的高校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美国在华开办高等学校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列强。
美国精英除了直接在华办学,还通过在中国的学校里担任教习等身份来控制中国教育,并通过宣扬所谓的教育改革来影响中国教育。很多中国人自办的学校,有一段时间除国学课程外,全部用英语讲授,用西洋课本,完全是一套殖民化的教育体制。因此,这些学校和教会学校一样,成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是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培养了大批为美国效力的买办人才。此外,美国还积极说服我国政府扩大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使赴美留学人数远多于其他西方国家,同样培养了大批亲美精英。
20世纪早期,我国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在语言文字方面提倡白话文。在此运动中,由美国培养的亲美精英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用白话文介绍西方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引入了很多新词汇,为现代汉语介绍西方提供了实用的载体。但是,很多通过翻译产生的新词汇往往过分美化了美国和西方,还存在混淆词汇本意等问题,严重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国情的了解,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对美国精英通过文化侵略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由于美国长期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到1927年建立的蒋介石政权就完全成了美国的附庸,高层官员主要来自美国留学生。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指出[9],“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民国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它一般被美国思想、援助和建议摧毁得如此彻底。重庆民国政府的所有官员,无论男女,并不是被美国人征召,供其驱使了,是他们自己主动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曾指出旧中国时代中国精英在美国洗脑下全面实行西方教育模式,洗脑几代中国精英,是八十年代以来西化思想能够误导中国的关键原因。
近年来精英们推行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要推行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为了推动这一点,不惜用谎言美化西方,用污蔑丑化自己的祖先,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香港回归以后,精英们不是清除西方文化侵略的影响,而是让西方培养的洋奴们管理香港,在香港推行西方文化,其结果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都鄙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宁愿做没有居住权的劣等英国人,也不愿做中国人,一再在香港发动动乱。
如今的中国大陆,必须深刻吸取香港被西化思想渗透的教训。虽然中美宪法规定,中美两国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但很多崇美精英却将美国看成是人类的灯塔,在国内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肆无忌惮地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诸如在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宣传,美国的大奴隶主华盛顿是人类推动民主的明星,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宪法是民主宪法等等。对美国形象的美化,甚至超过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美国的宣传,比美国主流媒体宣传还要彻底的美国意识形态化。甚至在美国公开摒弃自由贸易原则,而是赤裸裸地宣布美国优先情况下,还十分迷信美国推销的自由贸易观念,试图劝说美国精英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他们即使批评美国,也是宣传认可美国精英曾经推销的自由民主观念,批评美国精英不再遵守他们推销的自由贸易原则了。由于长期在国内宣传西方文化,早已培养了大批崇拜西方的洋奴。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陪曾在总统竞选演讲中公开推销,应在中国境内团结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国,充分说明,美国精英早已在中国民众中培养了大批崇拜者。
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某省作协原主席在家中每日发布道听途说的日记,丑化和污蔑政府的抗疫措施,挑动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疫情被控制后,不到2个月就在国外翻译出版。这是国内崇美精英试图在大陆复制香港那样的动乱,以便推动大陆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西方制度和文化。
后记
西蒙·沙玛在《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一书中掀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那一部分,即一大批北美大地上的黑人奴隶为了自身的自由,投奔大英帝国,和那些争取美国独立地位的爱国者们浴血奋战。当时有很多黑人相信,逃到英国就可以获得自由,显示有人推动,威胁殖民地奴隶制,奴隶制是美国经济基础,是奴隶主们发财的根源,显示美国精英不顾一切反叛母国独立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样的真相总是轻易地被西方政府和垄断资本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下。
注释:
[1].Drescher,S.,CapitalismandAntislavery.BritishmobilizationinComparativePerspective.OupCatalogue,1987.14(1):p.135-141.
[2].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InternationalChineseedition10.199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p.445.
[3].Wiecek,W.M.,Somerset:LordMansfieldandtheLegitimacyofSlaveryintheAnglo-AtlanticWorld,inReflectionsonSlaveryandtheConstitution,G.Anastaplo,Editor.2012,LexingtonBooks:Lanham,MD.p.29.
[4].Paley,R.,AfterSomerset:Mansfield,slaveryandthelawinEngland,1772–1830,inLaw,CrimeandEnglishSociety,1660–1830,N.Landau,Editor.200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p.165-184。
[5].罗浏虎,长达180年的英国废奴债长达180年的英国废奴债https://www.sohu.com/a/230258498_99923264,in法治周末2018.05.01.2018.
[6].Horne,G.,TheCounter-Revolutionof1776:SlaveResistanceandtheOrigin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201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7].王曾瑜编著,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20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8.
[8].Hunt,M.H.,TheAmericanRemissionofBoxerIndemnity:AReappraisal.JournalofAsianStudies,1972.31(3).
[9].白修德著,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书摘|抗战烽火里的重庆:蒋介石偏爱留美精英?
http://news.163.com/17/1124/08/D40C7LJO000187UE.html.2017:北京: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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