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是上世纪50年代初产生于美国的极端反共反人权的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浪潮和政治镇压运动。在当时西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党左翼占据政坛优势的背景下，处于低潮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挟美苏争霸、冷战正酣的国际环境，在美国政坛展开了迫害左翼力量的运动，挑起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国家机器对进步人士进行无端的政治陷害。美国进入了长约五年的极端政治盛行的黑暗年代，“麦卡锡主义”也成为运用国家机器对个人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限制的代名词。尽管麦卡锡时代过去距今已逾60年，但麦卡锡一手缔造的“白色恐怖”却阴魂未散，在当今美国沉渣再起。

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正以新的面貌在美国泛滥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暴发，令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不仅面临疫情肆虐，也深陷病毒危机、种族危机，将国内危机失控的后果“甩锅”“推责”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进行蓄意攻击和抹黑，成为一些美国政客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操纵民意的惯用伎俩，也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美国共和党政治家、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凯文·麦卡锡将新型冠状病毒以“中国”冠名，并在5月宣布成立众议院共和党“中国特别工作小组”，宣称要以此“应对中国在各个层面对美国的‘攻击’”。这一行为，与上世纪约瑟夫·麦卡锡的操作手段如出一辙。极限打击中国成为美国摆脱危机的手段，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正以新的面貌在美国泛滥。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所言，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攻击过火而虚伪，让人不由联想起历史上的麦卡锡时代。

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的因由

从历史发展的周期看，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表现，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长期存在，主张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竞争，反对社会变革和大众化，坚持传统社会秩序和基督教信仰，抵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影响。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其实质首先是抵御左翼势力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工人罢工运动频繁发生，为了解决国内矛盾，防止美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右翼保守主义掀起了反共、排外的运动，以所谓“忠诚调查”迫害美国内部的敌人，把不可靠的“外国人”赶出美国，以稳固和纯化美国社会。

从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理论演进趋势看，麦卡锡主义在新世纪回潮也是美国社会文化流变的规律使然。面对国际国内的危机，美国历史上都会出现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试图通过“寻找敌人”强化国家的团结，通过认同政治意识建构凝聚共同意志，摆脱危机带来的重大分歧，以确保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和霸权地位。美国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之所以获胜，与美国保守主义在麦卡锡主义失败后仍强化思想与舆论阵地的长期经营密切相关。其中，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等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奠基之作，保守主义系列刊物的创办，特别是《公共利益》吸引集结了大量的保守主义理论家和相关舆论。新保守主义对外反对它所认为的国际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反对一切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霸权地位产生挑战的国家；对内反对左翼力量，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反对对社会进行改良的自由主义；并以此作为认同政治的标准和价值观，是否“忠诚”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从现实政治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执政，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三大思想原则：即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传统价值观以及在冷战中持强硬立场。冷战结束强化了新保守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政治中影响巨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颁布不无麦卡锡主义的踪影。“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上世纪末，美国就搞出过一个臭名昭著的“李文和案”，用编撰的报道直指华裔美籍科学家李文和为中国窃取导弹机密。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日趋严重，左翼民粹主义抬头，信奉社会主义的桑德斯2015年和2019年两度宣布参加美国总统大选，都遭到右翼保守主义的排挤。特朗普上台加剧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合流，其重要的思想共识就是认同政治，是否是美国人、是否认同美国再度成为反共、排外并在此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的方法，麦卡锡主义重新泛滥就顺理成章。

从国际格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直接引起“9·11”恐怖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发生，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自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与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的现实，刺激麦卡锡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在美国社会出现，并试图以“反共”“排外”等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途径彰显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一是将所谓非民主国家视为美国的敌人。或直接发动战争，或通过“民主人权输出”，以“民主改造”“保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通过倡导和推行“大中东计划”“颜色革命”等对其他国家进行民主人权渗透，操控或颠覆他国政权，变相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将非西方文明视为美国的敌人。“9·1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文明冲突论”大为流行，反穆斯林、反伊斯兰教。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发表反移民、反穆斯林言论，并推动出台了针对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禁令”的总统行政令，将对所谓“伊斯兰威胁”的压制由个别反社会疯狂分子扩大至整个穆斯林群体。三是将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敌人。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教育等领域对中国持续发难。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制定实体清单，禁用华为、中兴产品，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等；干涉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疆事务，启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歧视华裔学者，将孔子学院政治化，甚至指认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等，展开全方位反华浪潮。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无不透露着麦卡锡主义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色彩。

麦卡锡主义暴露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麦卡锡主义在当今美国的抬头和复兴暴露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深刻反映了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的虚假性。其一，将自己内部的团结建立在“寻找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是冷战思维的当代再现。当前美国对崛起的中国一再进行打压，围绕本不存在的中国“意识形态渗透”大肆进行舆论鼓噪，纯属美国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端指责和对形势的误判。事实上，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也无心颠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没有殖民和侵略的文化基因，中国所倡导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其二，将美国国内疫情的扩散归咎于中国，炮制“中国源头论”“中国责任论”甚至“中国赔偿论”，借机鼓吹中美“脱钩论”，并以此做文章在政党竞争中攻击对手，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内福祉和国际和平之上，是赤裸裸的政治利己主义。意在误导和转移民众视线，掩盖政府政策不力带来的国内疫情危机；以捏造竞争对手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政治攻击手段，实际上是以爱国主义为借口达到消除政治异己的目的，反映出美国政党的政治分裂。其三，以“人权”为幌子单方面切断中美两国正常民间交流，要求中国关闭休斯敦总领馆等，是对中国的政治报复，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暗流。其四，以国家科技安全和西方价值观受到威胁为由，发动盟友禁用华为，抢夺TikTok的股权和文化创新，是公然的逆全球化和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随着疫情的大范围扩散和选举年政党竞争的升温，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有愈演愈烈之势，将对美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和平带来危害，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客越来越深的战略焦虑和对本国发展的不自信，折射出美国国内潜存的社会危机。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麦卡锡主义带来的恐慌本身就由普遍存在的缺乏安全感引起，“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既有对美国价值观、自由民主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也有对国家安全、美国中心主义带来的民族优越性丧失的危机感，极易在政客们的煽动下演变为一种“仇外”的偏颇心理。复活的麦卡锡主义可能在媒体舆论和极端心理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不仅加剧国内社会危机，还将继续损害中美关系，把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向危险的境地。

上世纪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违背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基本原则，最终为历史所抛弃。面对重新抬头的麦卡锡主义的蓄意抹黑和攻击，中国要直迎而上，予以坚决回击，捍卫主权利益。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国家交往的藩篱，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是互利共赢的交往之道。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阅读延伸

一种“仇外”的偏颇心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麦卡锡主义带来的恐慌本身就由普遍存在的缺乏安全感引起，这种不安全感，既有对美国价值观、自由民主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也有对国家安全、美国中心主义带来的民族优越性丧失的危机感，极易在政客们的煽动下演变为一种“仇外”的偏颇心理。

美国历史学家米切尔·保罗·罗金以精英冲突论来解释麦卡锡主义。他认为民众暴乱大都是由社会精英领导的，是由精英们组织的有秩序的运动。麦卡锡主义根源于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它的出现在于美国政治结构和两党体系的运作惯例，是两党体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