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深层根源
美国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深层根源
田行健
经贸关系历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单方面悍然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7月6日,美国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8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第二轮关税计划,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8月23日正式生效。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我国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反击。美国主动发起贸易战,表面看是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孤立、偶然的“黑天鹅事件”,实则是“灰犀牛事件”,折射出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着严重问题,从而企图借贸易战转移视线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一、美国经济深陷困境,促使其从外部寻找“替罪羊”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深受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虚实颠倒”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资本管制,在这种宽松经济背景下,以信贷、保险、金融衍生品为主营业务的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由此使美国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资本统治下,美国实体产业丧失了比较优势,最终引发实体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美国制造业的占比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20.46%下降到2016年的11.71%。美国劳工部预计,2014—2024年,美国绝大多数行业就业人数将有所上升,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将继续下滑,下降数量将达81.41万。2014—2024年,美国制造业复合增长率仅能达到1.9%,与其他行业相比,发展依然相对缓慢,复合增长率排名倒数第四。与此同时,与生产脱钩的金融企业则在美国发展迅速提高。据此测算,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为15.46万亿美元,约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资产总量达到220.8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扩大到11.89。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由当年的负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由1980年的4.80%上升到2016年的7.30%。由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构成的“泛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对GDP贡献率从1980年的15.70%上升到2016年的20.56%。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资本主义一直靠资本的“时间—空间”转移暂时纾解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遭遇经济滞胀,多余资本无路可去,在“时间—空间”转移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力量向全球转移,寻找价值洼地,以求最大限度赚取剩余价值。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得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榨取工人阶级的财产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缓解国内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的中国,为西方大量的过剩资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投资场所。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苏联解体带来的“冷战红利”也早已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消化殆尽。全球已经很难找到尚未开发、足以容纳西方巨大资本的投资场所和价值洼地。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只能“病急乱投医”,将重建工业体系,尤其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再工业化”,当成纾解国内困境的重要选项。因此,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便推行“再工业化”政策。在具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政府眼中,挑起对华贸易战,更是成了最优方案。
二、美国企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由此使贸易争端由摩擦性冲突升级为结构性冲突
美国历来有通过贸易战打击其他国家的传统。历史上,几乎每个威胁过美国产业结构和贸易收支的国家,都曾遭受过美国贸易战的打击。苏联经济总量曾经占到美国经济的2/3,美国就伙同有关国家发动油价战,国际油价最低降至9美元一桶,成为拖垮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经济也是在达到美国经济2/3时,美国对日本启动301调查,最终迫使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本经济由此陷入长期停滞。
当前,美国一些人试图重拾当年整垮苏联、重创日本的贸易战武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互补性特征明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主要负责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美国则主要提供高新科技与优质管理。因此,当时的中美经济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性经济的贸易冲突以摩擦性冲突为主,即只有在对方的行为触及本国法律时才会发生冲突,而这些冲突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美国的63%,这一经济比重与当年苏联、日本的情况大致相当。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率远高于美国。许多国际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可能超过美国的。另外,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17年全球各国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数据,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升至全球第二,在全球前15个原属地中,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年增长率达13.4%,是唯一取得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而且自2003年以来,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的年增长率都高于10%。这表明,中国的科技实力正在快速提升。
对美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尤其是中国科技企业的快速增长,令美国如坐针毡。2018年1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迈向科技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的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或接近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发展态势,美国的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想方设法迟滞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步伐,已经成为美国一些人的必然选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举起贸易战的大棒,企图借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美国对中国启动301调查,发动贸易战,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抑制中国技术产品出口乃至经济发展势头,最终使中国重蹈当年苏联和日本的覆辙。美国发布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该清单包含大约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明显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表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绝非仅仅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力图抑制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据彭博社报道,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3月28日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中国公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于告诉全世界‘未来我们要主宰任何一个新兴产业,所以你们的经济不会再有未来’。”因此,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由最初的摩擦性冲突日益转变成结构性冲突。
三、民粹主义高涨使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传统升格为对外政策
美国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自身疆域广阔,资源丰富,因此美国国内一直具有强烈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传统。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对全球政治事务仍是半心半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国联方案,最终却被国会否决,表明当时美国并不愿意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二战爆发后,美国国内反对参战情绪高涨,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抛弃孤立主义,投身战争,并在二战后主导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
从经济角度看,美国一直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被视为美国实现经济强国的“不传之秘”。20世纪之前,美国始终将贸易保护主义奉为经济强国的基本国策。有美国学者曾如此表述:在美国刚刚赢得自由的日子里,英国人说:“你们用最好的产品跟我们进行贸易,作为交换,我们也会用最好的产品跟你们进行贸易。”但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却断然拒绝这种做法。他说:“我们不会继续做你们的殖民地,把我们的大米、棉花、靛蓝、木材、铁矿石运给你们,换回制成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制造能力。”美国建国后,第一个通过的法案是美国国徽,第二个通过的法案就是肯定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即1789年7月14日的《美国关税法》,该关税法对60多种物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该法案实行100年以后,即发展到1900年,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已十分丰富,自给自足。由此,美国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因此,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实现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贸易保护主义观念已经深深嵌入美国决策者的思维之中。即使到今天,美国虽然一直敦促别国开放市场,但本国市场诸多领域依然设置重重障碍,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美国对外资准入向来有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组建了包括情报部门等多部门成员在内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一直滥用“国家安全审查”,严防其他国家企业进入美国。
近年来,美国经济困境加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金融资本主义引发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老工业区面临破产,失业率倍增,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铁锈带”。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比例已连续65年呈下降趋势,从1953年的32%降至2017年的8.5%。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全国财富的38%,最贫穷的40%人群则仅占有全国财富的1%,整个国家中产阶级下层化等社会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已接近“掠食者国家”。在许多美国民众看来,美国力推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非但没有使美国经济状况更好,反而出现了贸易赤字增加、制造业流失、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美国的中下层民众(特别是白人)普遍反感经济全球化进程,渴望重新借助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强。
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个中原因就包括其政策主张迎合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特朗普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节目中就表示,应该在美日的贸易摩擦里对日本进行贸易战,这一观点契合了工业区失落民众的心理需要。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美国第一”、“把制造业带回来”。当前,正像当年美国面对日本崛起忧心忡忡一样,特朗普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制造业下滑趋势忧心忡忡。特朗普上台后,拒绝认同“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重新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振兴经济的法宝和灵药。据估计,在美国,2017年因外国投资委员会干预导致未完成的外国投资数量约为20起,远超历年平均不到10起的数量,其中中国企业首当其冲。仅2017年以来,TCL、蚂蚁金服、中青芯鑫、Canyon Bridge等多家中资企业均因政治因素赴美投资碰壁。这次美国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迎合民粹主义思潮的直接体现。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仅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也缺乏正当理由。从道义角度看,美国单方面启动301调查,实际是将美国的国内法置于WTO国际规则之上,难以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从事实层面看,美国“产业空心化”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金融食利国”定位,决定了美国对外贸易必然出现赤字,即使美国断绝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转而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仍然会出现庞大的贸易赤字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初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2月,美国对外贸易赤字,在对华贸易赤字收窄的情况下,仍创下9年来新高。这足以表明,中国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
事实上,中美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因此,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损害美国经济,损害中美经贸关系,还将殃及池鱼,势必影响与中美经贸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影响刚刚走出低迷状态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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