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笑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洛阳 471003)。

　　【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将目标继续定位于有效控制太空、充分利用太空赋能作用，针对现实作战打击对象与战略防范对象，重点发展实战型军事太空力量，主要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相较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具有跨域协同、积极防御、重视盟国作用等特点。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战略的“中国针对性”将更加明显，军事太空力量发展将更为谨慎，防御性太空控制作战将趋向常态化，我们无法排除美国实施天对地打击的可能性以及太空作战“先发制人”的可能性。

　　【关 键 词】奥巴马政府/军事太空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陆海空战场日益饱和的态势下，制天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其他作战空间制权争夺的先决条件，成为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军事太空战略也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太空强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太空力量，其军事太空战略的调整不仅对全球安全态势，而且也对中国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及时跟踪其战略走向，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自身的战略，确保在新的太空时代仍然能够有效护卫国家安全，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从国内外对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研究成果看，尽管相关成果相当丰富，但均非从严格意义上聚焦“军事太空战略”，国内更倾向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的研究，而美国的研究成果则更多落脚于战略涉及的具体问题，如太空武器化、太空战原则等，国内外均缺乏从“军事太空战略”角度展开的整体分析。①本文旨在以美国众多相关文件及实践活动为基础，揭示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为深入理解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太空构想与活动提供基本框架。

　　一、奥巴马政府军事太空战略的基本内容

　　一般说来，战略包括目标、方针与手段三要素，而在实际分析时，则具体涉及战略形势判断、战略目标、战略对象、力量建设以及力量使用等。而所谓“军事太空战略”，是指导军事太空活动的整体性长远谋划。②国内学术界常将其简称为“太空战略”或“空间战略”，并将其界定为“筹划与指导太空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方略，它从属于国家的军事战略并受军事战略的制约和指导”。③美国军事太空战略与其他相关战略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1　美国战略层级图示④

　　(一)对太空战略形势的判断

　　1.美国日益依赖太空，太空成为重心之一

　　在国家安全宏观层面，美国认为，在国家决策、军事行动以及国土安全方面，太空力量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太空系统赋予国家安全决策者全球自由进出能力，并通过对全球挑战的快速反应创造了决策优势。此外，太空系统对于监控战略和军事发展动向、支持条约监控和军控核查都至关重要。太空系统对于应对自然、人为灾难以及监控长期环境变化趋势也非常关键。⑤具体到军事层面，太空已成为军事行动的一大重心。“太空与网络空间能使美国在空、陆、海域实施有效全球作战，而且它们本身也已成为战场”⑥。美国防务与情报界在进行军事行动、情报收集以及相关活动时将继续依赖太空系统。“考虑到对太空资产的依赖，对联合部队指挥员而言，太空应当被视为重心之一”⑦。

　　2.太空环境日益恶劣

　　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在分析当前与未来太空战略环境时，明确提出所谓3C概念，认为“拥挤”(congested)、“对抗”(contested)与“竞争”(competitive)是最主要的三个趋势。⑧同年发布的美国《军事战略》认同这一判断。而2012年《国防战略指南》也强调太空环境的对抗与拥挤两大特征，认为航天国家的增长导致太空环境日益拥挤，对抗性日增，正威胁太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⑨就作战环境而言，2012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指出，全球范围内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增长、变化中的美国海外防御态势、太空与网络空间作为对抗性领域的出现这三大趋势，将使美国联合部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⑩

　　3.美国在太空面临非对称威胁

　　美国认为，太空环境的这些变化使美国变得脆弱，其他行为主体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不仅破坏太空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更威胁到美国的太空体系，美国面临重大的非对称威胁。2009年《太空作战》联合条令指出：“美国军事、民用以及商业部门对太空能力日益依赖，而这种依赖是潜在的软肋。”(11)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认为，除在传统战场上面对敌人，美国现在必须准备对付非对称威胁，例如那些旨在摧毁美国太空及网络空间恢复力的威胁。(12)2011年《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将美国太空资产面临的人为威胁总结为所谓的5D威胁——拒止(deny)、削弱(degrade)、欺骗(deceive)、破坏(disrupt)或摧毁(destroy)，并认为在未来十年，随着更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太空系统面临的威胁会增加。(13)2012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则进一步指出，太空和网络领域破坏能力不断扩散等因素极大改变了军事平衡。(14)

　　(二)军事太空战略目标

　　尽管美国并未出台专门的军事太空战略文件以阐明其战略目标，但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美国军事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指南》、《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以及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前夕参联会发布的《太空作战》联合条令等诸多文件，为我们考察其军事太空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文本分析素材。而美国战略层级体系中各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则为文本分析以及洞察美国军事太空战略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

　　根据前文所提供的美国战略层级图示，从美国太空战略体系看，军事太空战略的上位战略是国家安全太空战略。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与情报总监联合发布《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将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目标明确界定为以下三项：增强太空的安全与稳定;维持并提高由太空赋予美国在战略上的国家安全优势;强化那些能支撑美国国家安全的太空工业基础。(15)军事太空战略就是以军事手段落实《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的战略目标。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看，国家安全战略为军事力量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协调使用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背景。国防战略勾勒出国防部完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途径，并通过确立一套总体防务目标以指导国防部活动，并为国家军事战略提供指导，国防战略支持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支持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并落实国防战略，它描绘了武装力量达成近期军事目标的计划并为未来提供构想。(16)而军事太空战略“从属于国家的军事战略并受军事战略的制约和指导”，因此军事战略的目标任务落实在太空领域则构成军事太空战略的目标任务。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战略》与《四年防务评估》指导确立了国家军事目标——抗击暴力极端主义、威慑并击败侵略、强化国际和地区安全、塑造未来军队。”(17)2012年《国防战略指南》又将这四大军事目标细化为十大基本任务，其中第五项基本任务即为“在网络空间和太空有效作战”。(18)

　　战略体系中的上层战略目标设定决定了军事太空战略的目标所在。结合上述目标，美国军事太空战略的总体目标可总结为：有效控制太空，“不让那些可能会拒止他国进入或用于敌对目的的国家使用，确保负责任地使用太空”，(19)维持并提升由太空赋予美国的军事优势。其具体目标是：将太空视为独立作战领域时，在太空有效作战并赢得胜利;将太空作为赋能空间时，以太空优势辅助其他军事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如赢得反恐和非常规战胜利，威慑并击败侵略，克服反介入/区域拒止进行力量投送，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持安全可靠有效的核威慑等。从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目标看，美国关于军事太空的基本主张显然保持着很强的连贯性。

　　(三)战略对象

　　从各类文件及实际军事活动来看，美国军事太空战略所针对的对象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现实作战打击对象，如朝鲜、伊朗等国家。此类国家被认为是直接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因素，是现实作战打击对象，是美国运用太空能力辅助开展陆海空行动的作战对象。尽管这些国家已经接近拥有独立太空发射能力，但近期并不构成争夺制天权的主要对手。不过不排除它们通过商业等渠道获得军事太空非对称能力，进而在太空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其二是战略防范对象，如中国、俄罗斯，尤其是中国。从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大调整来看，美对华防范进一步加强，中国被认为是美国潜在的全球战略对手，现实的地区战略对手，亚太地区具有反介入能力的主要对手。中国不仅是传统作战空间的防范对象，也是制天权争夺的重要对手。《四年防务评估》在“太平洋”地区部分专门提及要“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提高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的进入能力”。(20)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认为，“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其持续的军事现代化，使其利益在亚洲区域内外扩张。”(21)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南》再次针对中国，强调美国要保持地区进入和作战能力，信守条约义务。(22)2011年9月美国成立“太空防御局”，美国国家侦察局局长布鲁斯·卡尔森表示，打造新部门的想法与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长及拥挤的太空逐步军事化有关。尤其令他担忧的是中国，其太空实力正在不断提升。(23)

　　(四)力量建设与发展

　　1.发展何种力量

　　从四大任务领域(24)角度分析，在太空支援方面，强调快速支援与快速恢复能力建设，要求提高开发、采购、生产、操作及维持太空的能力;在太空控制领域，加强太空态势感知与太空系统的防护能力，确保进入太空并能使用太空资产;在力量增强领域，以健全完善关键的天基C4ISR系统为牵引，强化太空联合作战能力;在力量运用任务领域，继续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与部署，大力发展空天飞机。

　　从战略与战术力量发展角度分析，侧重打造美国实战型、战术型军事太空力量。推进发展“快速响应太空”(ORS)能力成为重点之一。“快速响应太空”计划旨在尽快将卫星发射入轨或实现太空系统快速修复，主要由小型运载器、小卫星平台、机动快速发射设备等组成。早在2007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在卡特兰空军基地设立了“太空作战响应办公室”(Operationally Response Space Office)，以加快推进快速响应太空进程，并相继启动实施了以“猎鹰”(FALCON)为代表的快速响应飞行器、以“战术星”(TacSat)为代表的快速响应卫星等重要项目。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太空快速响应能力的发展。奥巴马在其国家太空政策中指出，“快速响应太空计划”以低成本、更灵活的方式使美国太空系统更加牢固化且不易受攻击，这是保护美国太空资产的有效手段。美国分别于2009年、2011年成功发射“战术星-3”与“战术星-4”，完成原定“战术星”发射计划。与此同时，着眼于2030年快速响应太空技术的发展，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提出并开始执行的配套计划——F6(Future, Fast, Flexible, Fractionated, Free-Flying)分离模块航天器验证项目——在奥巴马时期也得以继续推进。此外，奥巴马时期，天基红外系统(SBIRS)(25)也得到大力发展。2010年12月，天基红外系统团队成功完成首颗静地轨道卫星“GEO-1”的最终集成系统测试;2011年5月7日，美国空军第45太空联队从卡纳维拉尔角的第41发射台成功将天基红外系统静地轨道卫星“GEO-1”送入轨道;2012年2月13日，美国天基红外系统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SBIRS系统的“GEO-1”卫星已经转移到最终目标轨道，开始交付用户使用。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该项目仍然是空军现代化建设重点。2012年2月，空军在《预算紧缩下的美国空军战略优先选择》中仍然强调，为保住对未来作战制胜意义重大的那些项目，投资的重点应放在高优先项目上，如天基红外和先进极高频卫星等。(26)奥巴马时期继续发展空天飞机项目，2012年6月18日，美国空军轨道实验飞行器“X-37B”完成468天13小时2分钟、环绕地球7000圈的绝密飞行返回地面。

　　2.如何发展力量

　　奥巴马时期，美国以开发低成本太空项目提高太空资产的生存能力，更加倚重与国内商业、民用太空部门及国际伙伴的合作来实现军事太空力量的建设发展。《四年防务评估》指出，“通过落实《太空态势评估》确定的优先项目，国防部将充分利用日益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商业技术，帮助美国增强能力，降低太空系统及其地面保障设施的脆弱性。国防部还会扩大并深化同其他国家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在能力、系统、技术和人员方面共享合作，同时仍要确保美国的涉密材料和做法不会外泄。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国防部将进一步提高航天飞行安全。”(27)《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明确要求美国最大限度地依靠可靠的商业能力，只有在缺乏合适的、高性价比的商业备选方案时，或是在国家安全需要不容选择商业方案时，国防部与情报界才会另行开发太空系统。(28)与国内商业、民用太空部门以及外国伙伴的合作关系增强了美国军事太空能力，使美军获得长期的稳定成本效益。这些依靠合作关系获得或增强的能力主要分布在太空支援、力量增强领域，前者如商业太空运输，后者则包括情报搜集和战术预警、卫星通信、指挥与控制等。如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早已经成为“地球之眼”、“数字地球”等商业公司所发射的商业成像卫星的重要客户。目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已经与19家公司签署协议，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29)此外，一旦美国军用卫星遭击落，五角大楼将利用在轨商业卫星加以弥补，以降低太空系统的脆弱性。在具体采购时，国防部提出实行“太空效率渐进式采购”(Evolutionary Acquisition for Space Efficiency, EASE)战略，以成批购买卫星、固定价格方式来采购军事太空系统。2012财年的“先进极高频项目”(Advanced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AEHF)和2013财年的“天基红外线系统”两个卫星项目都采用这一战略。

　　(五)力量运用

　　奥巴马时期着眼太空控制任务、强化力量增强任务，主要围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30)来应用军事太空力量。

　　太空控制是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的关键环节之一。2009年《太空作战》联合条令对太空控制任务领域做出重大修订。之前，太空控制任务被定义为太空监视、防护、预防、拒止等四项子任务，而新条令明确将太空控制分为进攻性太空控制、防御性太空控制、太空态势感知三项子任务。这三项子任务对于继续增强重要天基能力的恢复能力和有效性，支持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的胜利十分关键。其中进攻性太空控制是使对手失效的行动，具体包括拒止、欺骗、破坏、削弱、摧毁五种活动。(31)通过进攻性控制行动确保进入并利用太空，对获得太空战略主动权十分关键。“空海一体战”旨在赢得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的胜利。在“空海一体战”设想中，美军将运用进攻性太空控制力量，实施反太空作战，致盲对手天基海洋监视系统，从而阻止对手打击美军海军航母等高价值目标。防御性太空控制强调探测、识别、成功抵御攻击的能力，既包括人为攻击，也包括应对太空碎片、电磁干扰等无意攻击。防御性太空控制对于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也至关重要。美军认为，尽管“反介入行动意在针对主要从空、海进入的部队，但也能针对支援他们的网络、太空和其他部队”，(32)“对手关键的反介入能力包括动能与非动能反卫星武器，它们能破坏对美国投送兵力至关重要的太空系统”，(33)“任何反介入战役的合理的起始行动都将使美国太空资产无效”。(34)因此，在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中，美国将实施防御性太空控制行动来应对对手的反卫星武器打击。从太空控制行动的作战时机看，通常会在战斗之前启动。太空部队将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提前部署进入被拒止地带，以便为大部队展开作战行动创造条件。太空态势感知涉及对在地面环境和太空领域行动的太空能力的定性，包括情报、侦察、监视、环境监测及太空通用作战态势图绘制等五种活动。发展良好的太空态势感知对于保护友方能力、破坏敌方能力十分关键。

　　美军还进一步强化了力量增强任务领域，以太空力量有效支援其他作战域的行动，突破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赢得相关作战行动的胜利。在侦察监视方面，增加了由太空辅助进行跟踪、瞄准和打击目标的功能;在环境监测方面，强调对可能破坏美军太空设施和太空活动的太空环境进行监测;在通信方面，强调卫星通信对全球信息栅格、关键情报传输、传感器—射手链、敌后救援等的支持;在导航定位授时方面，强调精确授时对同步联合作战、提高通信安全有效性的支持，以及通过导航战以确保己方拥有天基导航定位授时能力，阻止对手拥有该能力。

　　二、奥巴马政府军事太空战略的主要特点

　　(一)对军事太空行动的要求从联合协同迈向跨域协同

　　美军联合作战拱顶石概念(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CCJO)曾提出“联合协同”(Joint Synergy)思想，(35)数十年来“联合协同”一直是美国联合部队的力量所在。小布什时期，美军就大力推进军事太空力量与其他作战力量的融合，促进联合协同作战能力。2009年1月，美军发布修订后的《太空作战》联合条令，就体现了太空作战中的联合协同原则。2009版条令特别强调太空军事行动的联合性，认为太空军事行动能够增强联合部队力量的有效性，是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条令要求作战人员“普遍而清晰地认识到，太空力量如何有助于联合作战以及军事太空行动应如何融入其他军事行动以达成美国国家安全目标”。(36)条令广泛使用“联合太空作战”这一术语取代“太空作战”，把太空作战行动置于联合作战的大环境中来考虑，凸显了“联合”在太空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地位。在太空军事行动遵循的九大战争原则(37)基础上，联合条令增加了“克制、持久、合法”(restraint, perseverance, legitimacy)三条联合作战原则。条令还将作战原则放在首章并用作标题，进一步突出了联合太空军事行动原则的重要性。

　　在联合太空作战发展成熟后，美军开始推进“跨域协同”(Cross-Domain Synergy)。2012年，美军通过概念文件，开始强调跨域融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跨域协同发展了原来基于军兵种能力融合的联合作战概念，进一步强调各作战空间领域的融合协同，要求实现跨域融合而无需考虑哪个军种提供行动或能力。(38)跨域协同是美军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的主要措施。美军认为，“一些敌人可能仅仅拥有有限的能力，但另一些将使用全面融合的先进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包括统一指挥控制系统指导下的空海陆天和网络部队，他们相互支援，在击败一种能力时可能会暴露在其他能力打击之下。”(39)因此，保护太空和网络资产，同时攻击敌方的网络和太空能力只是跨域协同的原则之一，概念文件设想太空行动更充分、更灵活地融入传统陆、空、海战场，“规划设想部队能通过实施陆、空、海、天及网络空间的全领域合成战役，在一个地区全面粉碎一个国家的进攻目标”。(40)跨域协同意味着全维融合、全域攻防。太空战场与传统的陆、海、空战场以及网络空间战场紧密配合，运用军事太空力量为整个战争系统提供全天时的侦察、导航、通信、指挥、控制等各方面的作战支援，进而运用天基武器系统对地面、海上、空中、空间和电磁领域的目标实施攻防。简言之，跨域协同是对联合协同的升级，跨域协同“创造并利用(美国)联合部队所固有的非对称优势”。(41)这意味着在保持对称性优势的同时，联合部队可利用非对称优势，实现以太空力量压制地球表面力量，以空中力量击败反舰武器，以海上力量压制空防，以地面部队压制针对空海部队的陆基威胁，以网络行动击败太空系统等等。

　　(二)战略基调从“积极进攻”转向“积极防御”

　　奥巴马时期的军事太空战略基调由“攻”转“守”，从激进极端趋向稳步务实，着眼保护太空资产，侧重积极防御。奥巴马军事太空战略的背景是美国对太空能力和太空资产的日益倚重以及美国优势的相对丧失，因此战略更侧重以积极防御态势保护美国太空能力与资产，保护太空领域本身，这与小布什时期咄咄逼人的太空进攻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太空战略以排他性国家太空政策为基础框架，明确要求国防部“确保美国在太空的行动自由，阻止敌方拥有这种自由”。(42)而奥巴马的国家太空政策要求国防部“阻止、防范并在必要时挫败旨在干扰或攻击美国或盟国太空系统的尝试”。(43)美国的积极防御措施将从劝阻(persuade)、威慑(deter)、自卫(respond in self-defense)到击败(defeat)，逐步升级。具体而言，在主要以外交努力劝阻无果后，美国军事太空力量将通过提高追查攻击来源的能力等方式以加强对敌对者的威慑，同时增强设施的快速恢复能力以降低攻击的收效，威慑一旦失败则行使自卫权并最终在作战行动中挫败攻击。在这些逐步升级的措施中，美国尤其重视太空系统恢复能力建设与太空反击能力建设，以确保美军太空能力与资产在遭受第一次攻击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关键的二次行动能力。为加强恢复能力建设，美国明确表示，投资时将把“恢复能力”视为评价备选体系架构的关键性标准，并通过采取高性价比的太空系统防护措施、跨领域解决方案、在不同轨道的不同平台上托管有效载荷、运用国际和商业伙伴的能力、发展太空响应能力等方式，保证美国太空系统的恢复能力。对于反击能力，美国强调“必须准备好在恶化的环境中作战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太空系统及其支撑性基础设施的攻击”。(44)为此，所有相关人员与流程都必须为应战做好准备，美国将通过教育、训练与演习以及新的条令、战术、技术与程序来增强军事与情报机构在恶化的太空环境下采取行动的能力。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太空攻击行为的反击不一定在太空中发起，在其太空资产遭受攻击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全面动用军事力量并借助相关盟友实施反击。由此，针对潜在的太空竞争对手，美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多层级威慑体系。在此基调下，同样是太空控制(space control)任务，小布什时期追求的是绝对制天权(space supremacy)，而奥巴马军事太空战略更侧重围绕具体作战任务、作战环境追求相对有效制天权(space superiority，或称太空优势)，即只在作战时间段与作战区域实施对太空的控制，并不追求永久性控制或太空全域控制。(45)

　　(三)重视盟国作用，拓展与盟国的军事太空合作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视伙伴关系建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重点。但小布什时期，由于技术的局限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思想倾向，美军与盟国在太空的合作并没有实质性推进。奥巴马上台后，鉴于国防预算进一步削减、美军需要借助更多外力以及新政府整体的多边主义倾向，美国加速了与盟国展开军事太空合作的步伐。在新的形势下，美军认为，在太空日益拥挤和充满竞争的时代，信息共享和能力整合是未来军事同盟的重要方面，“跨域协同不仅源自联合部队内部，也来自于外国友军的融合”。(46)负责太空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舒尔特曾指出，“军方必须开始考虑在太空与盟国共同行动，在其他每个疆域——海上、空中、地面——我们都与盟友、伙伴一起行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太空也如此。”(47)奥巴马的军事太空战略重视倚重盟国力量，从合作对象、合作领域两方面拓展、加强与盟国的军事太空合作。从合作对象看，北约国家一直是美国开展军事太空合作的首选。在奥巴马时期，大西洋两岸对太空环境的判断更为接近，太空领域利益进一步交融，太空合作有了更坚实的利益基础。2009年北约联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er)发表《北约太空作战评估报告》，提出23条建议，以此推动北约将太空能力更有效地整合到军事行动中。(48)2010年北约发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防务与安全战略概念》，首次承认“阻止进入太空技术的发展将会产生显著的全球影响，而这将影响北约的军事计划与行动”。(49)北约内部文件《北约太空行动双边战略指挥职能计划指南》则将合作落实到作战层面，直接为“作战计划中的太空能力整合提供了指南”。(50)美国国防部于2011年2月与法国签署协议，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卫星威胁。除北约外，日、韩、澳等亚太盟国也成为美国军事太空合作伙伴。美国将与日本联合研究一个共享太空监视数据的框架，作为两国加强太空领域合作的组成部分，扩展美日军事同盟。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日本太空监视雷达系统的数据将与美国五角大楼的联合太空作战中心实现信息共享。2012年11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军方将在澳大利亚西北部部署一套强大的雷达系统与一架太空望远镜。这是美澳两国在太空领域加强合作的重大步骤。在合作领域上，制定互惠协议是军事太空合作的重要方面，美国通过这些协议来提高各盟国之间的兼容性和一体化程度，支持信息共享与集体行动，保证在危机与冲突中共享太空能力。2011年美国国防部称美国“正与一些重要的盟国签署有关太空态势感知的‘原则声明’，为合作与信息共享奠定政治基础”。(51)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将军事太空合作拓展至太空作战联合军事演习等领域，以进一步促进与盟国的太空协同作战能力。在德国的北约进修学院已经开始为北约国家参谋人员与作战规划官员提供太空作战规划课程，教授如何将太空能力整合到作战行动策划过程中。(52)2012年4月，美韩进行了太空领域军事演习，以丰富美韩传统联合军演的形式和内容。而此前在两国的联合军演中，太空领域都是由美军单独进行。韩国军方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太空领域的联合军演，两国可以在利用美国情报卫星收集情报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53)此外，从2013年开始，韩国将派军官到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下属的高级太空作战学校进修太空作战基本课程，学习太空作战基础理论和太空战略相关知识。2012年4月的“施里弗2012”太空战演习，是“第一次由北约部队和澳大利亚部队组成的联合团队进行”，(54)来自澳大利亚和9个北约组织成员国的30个机构约270名军地专家参加了演习，(55)美国主导的军事太空联合作战初现端倪。

　　三、奥巴马军事太空战略的发展趋势

　　奥巴马连任后，其军事太空战略的基本要素不会发生突变，但一些重大的渐进性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美国军事太空战略将更加针对中国

　　首先，从全球战略格局角度看，太空将是美国为防范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对手而极端重视的领域。世界军事发展历史与大国争霸历史表明，战争的胜负与霸权的兴衰往往直接取决于谁能在战争空间和相关军事技术、力量的转换中先人一步。当前中国太空力量迅速发展，并且拥有与美在太空进行长期竞争的经济实力，这使得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其次，从地区格局看，整体实力发展使中国成为亚太大国，已经对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也要求具体落实到太空这一领域，太空将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新边疆”。第三，从具体军事作战需求看，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太空反制能力，对美形成“非对称平衡”。2007年1月中国进行了首次反卫星试验，2010年1月与2013年1月27日两次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这使得太空能力成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核心构成，因而构成美国需要特别应对的问题。综合这些因素判断，美国军事太空力量的部署将更加有针对性，注重对中国的监控与防范。2012年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部署C波段雷达是这一趋势的最新注释。这将是美国空军首次在南半球部署该系统，部署到位后，美军能观测到整个亚洲范围内一切离开或进入地球大气层的物体。但美国军事太空战略的“中国针对性”并不必然导致中美直接的太空军事对抗，两国之间更有可能形成“太空相互威慑”。(56)中国通过发展太空能力获得对美的非对称打击能力，但形成的悖论是，当太空日益成为中国的力量“重心”时，它也将成为中国的“软肋”所在。“中国发展先进军事技术的结果，反倒使中国部队也容易遭受那些同样的非动能‘非对称’手段的伤害，而这些措施中国原本是用来抗衡美国军事优势的。能够确定海上舰艇方位并用于导弹瞄准的先进监测技术容易遭受美国网络战技术和反卫星能力的打击”(57)。“中国没有达到能打赢一场对抗美国的战争而自身损毁又可以承受的程度”(58)。

　　(二)美国在军事太空力量发展上将更加谨慎

　　美国在军事太空力量发展上愈加谨慎，主要原因如下：(1)安全考虑。目前，全球共有近900颗在轨运行卫星，其中美国拥有400多颗。如前文分析，尽管太空资产为美军提供了巨大能力，但美国太空资产变得越来越脆弱。如果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冲突不可避免，受到威胁最大的是美国。因此不少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如果美国向太空武器化方向推进，效果和效益均不显著，无助于降低美国太空资产的脆弱性。(2)经济因素。因为经济危机，美国无力大规模投资军事太空力量研发。由于国防预算连年下调，美国军事太空力量开发面临窘境。2013年美国军事太空预算预计80亿美元，比2012财年下降了22%。(59)美国太空机构将于2013年终止预算为50亿美元的新气象卫星和空军的太空试验项目，甚至提出要关闭“作战响应太空办公室”等太空战机构。(60)在建设途径上，依靠非国防部门的倾向会更加明显。当前美国国防部一半以上的卫星通信都依靠商业卫星实现。在未来10年内，鉴于军方对通信能力的需求将是目前20千兆每秒的三倍，在国防经费削减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正考虑进一步加强与私营公司的合作。在紧急情况时，军方只需支付一笔费用即可购买商业卫星的优先使用权或在商业卫星上增加军用载荷，如加载红外传感器以探测全球弹道导弹发射情况。这种“寄生载荷”的方式将得到广泛使用。而美军重点建设的“快速响应太空”计划、F6计划等具有成本低、周期快、技术难度适中的特点，为小型私营企业进入军事太空领域提供了契机。类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小型私营公司参与竞争，有效打破了由联合发射联盟(ULA)等大公司形成的垄断局面，为美国进一步降低成本和提升技术能力形成了良性竞争环境。

　　(三)防御性太空作战常态化

　　从目前仍然有效的太空作战条令来看，美军的太空防御理论已趋于成熟，相关条令对于进攻性太空控制只做了简短说明，但对于防御性太空控制却规定得详细具体：强调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阻止对手使用美国或第三方的太空设施;强调对太空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发射部分)采用加密、备份、冗余、伪装、欺骗、机动、加固等方式进行保护。如果防御失败，太空设施受损，美军也可利用太空支援任务领域的各项能力进行弥补，如采用太空接近和交会方式修复受损卫星，采用快速响应发射方式应急发射卫星，采用太空力量重构方式恢复太空能力等。这显示太空防御作战将逐渐成为联合作战的常规组成部分。

　　(四)太空力量运用任务领域的能力将继续发展

　　对于太空力量运用任务领域，美国1999年国防部太空政策将其界定为“在太空、经由太空或从太空发起的作战行动，旨在通过威胁地球表面目标来影响冲突的过程与结果”。(61)参联会认为，太空力量运用行动包括通过在太空的或经由太空的军事武器系统实施的对地球表面目标的攻击。(62)因此，所谓的太空力量运用实际上就是天对地的打击行动。这个任务领域是最为保密的领域。公开文件对此只有概念界定，而国防部文件《太空力量运用》(DODI 3100.13)有详尽的职责描述，但该文件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因此，对于美军该领域的情况，除弹道导弹(经由太空)外，其他具体任务、目标和资源等都是未知数。但是，尽管美军目前并不具备通过太空投送兵力或从太空直接攻击敌方目标的能力，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掌握这种技术和能力。美国空军和战略司令部一直从事涉及常规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或先进空天飞机的“快速全球打击”(prompt global strike)项目研究。奥巴马政府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推进“X-37B”轨道飞行器的研发，至少表明获取天对地打击能力是美国坚持的目标。从空军任务发展历程推断，并不能排除在国家政策和军事战略允许的情况下，美军将来可能在战争中直接从太空对敌地球表面目标发起攻击，使用太空火力压制或摧毁敌方部队和作战能力，并可完成类似美空军目前担负的战略空袭和遮断等任务。

　　(五)太空作战不排除“先发制人”的可能

　　美军将首先发起进攻性太空控制行动取得制天权，以保证全域制权的获得。在美军当前设想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行动中，参联会已经明确要求，为确保介入，美军“需要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提前展开预备行动”。(63)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先发制人”是军事上的需求，而军事逻辑与政治意愿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当前政策下，此类行动的授权可能无法获得，尤其是在危机之前的阶段”。(64)但是，一旦有必要，当前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无须做重大调整，就能给此类行动提供足够的空间。

　　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军事太空战略重新拉回稳步务实的轨道。虽然较小布什时期更为保守谨慎，但奥巴马政府继续推进军事太空力量建设，拓展力量运用领域，这将无益于阻止或逆转太空军事化与武器化进程，国际安全形势、大国关系将因此更趋复杂。此外，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继续转移以及战略部署的调整到位，美国将持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太空优势，从而对中国构成持久的压力。

　　【注释】：

　　①在2011年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后，国内学界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掀起了研究小高潮，其代表性论文有：夏立平：《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何奇松：《脆弱的高边疆：后冷战时代美国太空威慑的战略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程群、何奇松：《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张茗：《评奥巴马太空新政》，《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等。美国学界对太空战略的关注早在奥巴马战略成型前就已展开，并一直持续至今，具体可参见Adam E. Frey, "Defense of US Space Assets: A Legal Perspective",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2, No. 4, Winter 2008; Michael Sheehan, "Counterspace Oper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US Military Space Doctrine", Air Power Review, Vol. 12, No. 2, Summer 2009; John E. Shaw, "Guarding the High Ocean: Towards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US Maritime Strategy",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 Scott A. Weston, "Examining Space Warfare: Scenarios, Risk, and US Policy Implications",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 Trevor Brown, "Soft Power and Space Weaponization",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Susan J. Helms, "Schriever Wargame 2010: Thoughts on Deterrence in the Non-Kinetic Domain",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High Frontier, Vol. 7, No. 1, November 2010; Vincent Manzo, "Deterrence and Escalation in Cross-domain Operations: Where Do Space and Cyberspace Fit?" Strategy Forum No. 27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②按照活动目的，太空活动大致可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类，但美国将其更加详细地分为国家安全太空(其下再分为军事/防务太空和情报太空)、商用太空、民用太空三大类。

　　③洪兵、梁晓秋：《关于空间战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1期。

　　④此图示框架受《关于空间战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启发。本文并不赞同《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一文中的认识，即“美国的太空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太空政策和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和太空军事战略之间有很大的相通性”。

　　⑤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January 2011, "Preface", p. i.

　　⑥Ibid., p. 4

　　⑦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January 6, 2009, V-3.

　　⑧参见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⑨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⑩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January 17, 2012, "Executive Summary", p. i.

　　(11)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1.

　　(12)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17.

　　(13)参见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3。

　　(14)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50.

　　(15)参见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16)参见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2, 2007; Incorporating Change 1, March 20, 2009, "Executive Summary", p. xi.

　　(17)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February 8, 2011, p. 4.

　　(18)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5.

　　(1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49.

　　(2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 66.

　　(21)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p. 3.

　　(22)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2.

　　(23)《美官员称成立太空防御局对抗中国太空军事行动》，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5781928.html，2012年11月24日登录。

　　(24)这四项任务是太空力量增强(space force enhancement)、太空支援(space support)、太空控制(space control)与太空力量运用(space force application)。参见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这四项任务的划分自1983年确立后一直延续至今。

　　(25)SBIRS将通过对以下四个任务领域的支持，为保卫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关键能力：导弹预警(MW)，导弹防御(MD)，战场空间感知(BA)和技术情报(TI)。SBIRS团队由美国空军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的天基红外系统中队领导，洛·马太空系统公司是主承包商，诺·格电子系统公司为有效载荷集成商，空军太空司令部负责运行SBIRS系统。

　　(26)US Air Force, Air Force Priorities for a New Strategy with Constrained Budgets, February 2012.

　　(27)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33.

　　(28)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9.

　　(29)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DoD Initiatives, 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 2012-10-20.

　　(30)反介入通常是指长距离的行动和能力，旨在阻止敌对力量进入作战区域。区域拒止指的通常是较短距离的行动和能力，并非旨在阻止敌对力量的撤出，而是限制其在作战区域的行动自由。美军常用A2/AD指代反介入/区域拒止。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Executive Summary", p. i.

　　(31)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6.

　　(32)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6.

　　(33)Ibid., p. 9.

　　(34)Ibid., p. 50.

　　(35)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36)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1-2.

　　(37)这九项原则是：目标、进攻、集中力量、节约兵力、机动、统一指挥、安全、出其不意、简单(objective, offensive, mass, economy of force, maneuver, unity of command, security, surprise, simplicity)。参见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V-6.

　　(38)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39)Ibid., p. 10.

　　(4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4.

　　(41)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42)The White House,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2006, p. 3.

　　(43)The White House,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2010, p.4.

　　(44)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11.

　　(45)关于优势(superiority)与制权(supremacy)的区别：优势指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对某个领域的控制程度，以允许实施安全可靠的行动，排除对手的禁止性干涉，无需永久性或针对整个领域;制权是在某领域的优势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对手无法有效干涉。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5.

　　(46)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47)Cheryl Pellerin,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argets Safety, Stabilit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February 4, 2011,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 id=62698, 2012-10-20.

　　(48)参见Thomas G. Single, "New Horizons: Coalition Space Operation",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4, No. 2, Fall 2010。

　　(49)NATO,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article 14[th], http://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index.html, 2012-11-20.

　　(50)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V-10.

　　(51)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52)参见Thomas G. Single, "New Horizons: Coalition Space Operation"。

　　(53)参见《韩美将首次在太空领域进行联合军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8/c_123054539.htm，2012年11月27日登录。

　　(54)张睿、李智、熊伟：《美军举行第七次“施里弗”太空作战演习》，《国际太空》，2012年第7期。

　　(55)9个北约组织成员国有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英国和美国。30个组织机构包括北约总部(NATO HQ)、盟军作战司令部(ACO)、盟军转型司令部(ACT)、联合部队司令部(JFC)、联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re, JAPCC)等。

　　(56)关于太空对中美战略态势的影响，参见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7; 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roger, Andrew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C: DOD, August 2010, pp.22—37;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1; Robert S. Ros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U. S. Security and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http://www.airpower.au.af.mil/apjinternational/apj-c/2012/2012-2/2012_2_11_ross-E.pdf。

　　(57)Robert S. Ros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U. S. Security and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58)Ibid.

　　(59)"Military Space R&D Cuts Threaten New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http://www.aia-aerospace.org/newsroom/publications/aia_eupdate/march_2012_eupdate/aia_national_security_space_committee_update/, 2012-12-01.

　　(60)Stephen Clark, "White House Budget Would Cut Military Space Research", http://spaceflightnow.com/news/n1202/13afbudget/, 2012-11-28.

　　(61)转引自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10。

　　(62)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Executive Summary".

　　(63)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38.

　　(64)Ibid., p.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