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学术文章的若长期不出国交流，似乎是学问不长进的标示，贴以国际关系为营生的学者中，形成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学问可以浅薄、预测可以瞎说、书可以不看、文章可以狗屁，但不可不出国。

只要操得一口西洋鸟语且经常出国，就是有学问、有造诣，于是乎开学术会议时，除了经常看到“大腕”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外，还常常遇见迟到者行色匆匆闯入会场，煞有介事连连向众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下飞机，刚从国外赶来”云云，早退者的口头禅是：“对不起，对不起，先走一步，另一个会等着我。”

这几句话果然灵验，立马标出出席者的身价高低，那些善始善终有“会德”却出不了国，又没有下一个会议恭候的人一下矮去三分，而“刚下飞机”者和“还有会议”者身价立马螺旋形上升。

近几年参加了一些会议，多少也看出点门道，此等人物在学术界可归诸“学术演技派”，往往名头很大，身兼数职、每天左右开弓、两个电话一起接，俨然双枪老太婆，各种会议连轴转，奔走折腾于官不官、学不学的阴阳二界而乐不思蜀。

这些“刚下飞机”的人物，学术上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除了早年“出道”时有几篇勉强过得去的文章外，现已基本不学无术，但各种“演技”却已炉火纯青，“对不起”这招只是“小技”耳，更有“空麻袋背米”、“招官为徒”等圈利谋益的绝招让人瞠目。

加之硕士、博士前呼后拥、起而仿效，到头来，师徒皆未识学术正径，而俱误入歪门邪道，以致学风日邪。博导、博士师徒于浑然不觉之际皆成南郭先生，且与“卧槽泥马”博导、博士师徒形成南北呼应之“学术奇观”，各自“称雄”于京沪。

在学风不正的情形下，文人开会多半属无聊生事，自我炒作，其性质与市井之辈聚会搓麻将相差无几，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是一二学术同仁，找个幽静的说话去处，闲聊之际渐入话题，兴之所至，思之所归，思随兴起，兴随意行，此时此刻，交流者彼此平等、放松、置身于追求真理的阳光下，不掺合一丝世俗功利的杂质，这是学术交流的最高境界。

到了学术座谈的形式，人分主讲者和讨论者、权威和非权威、大胆者和怯场者，干扰因素已悄然渗入，学术交流开始打折扣。若是开纯粹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就把上述几个干扰因素放大数倍，学术交流的效果大打折扣了。

等到学术研讨会成为行政体制内工作的组成部分、领导致辞、专家致谢、主席台上官员“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主席台下大小书生“排排坐、吃果果”等，此时学术已入末流，学术交流彻底变了味，因为学术此时已经成为官场运作的一部分，所有学术规则都被官场运作规则所取代。

开幕式肯定属于官场仪式，权力人士按官职大小鱼贯登场，大话套话空话废话一串接一串，直把会场忽悠到睡眠状态。等学术程序开始时，大人、官人、要人早已扬长而去，剩下的平头学者却还没有从权力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等到回过神来，已找不到学术感觉，只觉得自己从神父变成了游走和尚。此种学术环境下，要求学术创新，不是忽悠天下，就是用讽刺来凑热闹，或是痴人说梦。

学术交流到这种地步，产生的功能之一就是学术的毁灭。

不知从哪年起，中国学术圈出现了“阶层分化”和分工，“刚下飞机”者们大都是攀上权力或权力衍生品(如研究会会长、秘书长、理事长、院长、所长、中心主任等)的“学术贵族”，他们是大学、研究院等学术王国中的“肉食者”。而真正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纯粹学术苦活、累活、脏活分派给了学术圈的“布衣阶层”。

“学术贵族”在大学里负责制定各种工作指标、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总之对“学术布衣阶层”行使各种权力，他们的学术职称和学术权威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官职大小来决定。他们凭借权力和资金，雇“学术布衣”拼凑“学术包工队”，某正处级博导曾夸耀：“我们可以接国家任何部门的项目，博士出提纲、硕士捉刀、本科生打杂，我们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把任何部门忽悠得东西不清、南北不辨。”豆腐渣工程害人有形，学术豆腐渣工程误国误民无形，所谓书生杀人不见血。

学术界阶层分化造成三个严重后果：

一是将社会生产和政治运动中惯用的“指标管理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学术布衣阶层”在“学术官僚”瞎指挥下，前所未有地创造着学术垃圾和学术半成品，像轰轰烈烈冲进杯子里的啤酒，尽是泡沫。

二是真正的科研成果、“细活”、“精活”几乎全都出自学术布衣阶层，学术贵族尽出“粗活”、“烂活”，而学术权威被撕裂成形式和内容两部分，学术贵族夺去形式，学术布衣占有内容，学术贵族成了锦绣饭囊、绣花草包。

三是“角色失踪”问题。一部分学术贵族出现人格分裂和角色冲突状态，他们又搞学术又搞行政，说官是官又不是官，说学者是学者又不是学者，言行举止、与人交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困境中挣扎。别人不知他到底是何角色，连他自己也不知自己究竟是谁?故曰处于角色失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