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在考察中，习近平赞扬了清华大学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

又红又专在清华扎根和开花，是因为清华有深厚的革命根基，有悠久的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组织就很严密，清华园甚至被喻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1948年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清华大学170多名正、副教授只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外国人。5个院长，一个也没有去台湾。

由此可见，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清华大学培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因此，新中国科技事业在70多年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我国知识分子自觉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分不开的。1981年，邓小平特地强调指出：“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因此，“两弹一星”元勋们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经历，对今天的科技强国、科技创新都仍有极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选择了为新中国服务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潮。但在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腐败，广大知识分子的“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屡遭挫折，尽管有时也能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难以真正施展才华。著名科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贫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

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1941年考入了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邓稼先和那些纯粹埋头读书的同学不一样，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对政治相当关注。他经常找些进步的报刊杂志看，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1944年，盟军在各条战线取得了节节胜利，唯独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却日益显露出腐败和每况愈下的危机。这一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其中有：“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邓稼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展开热烈的讨论：“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

邓稼先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战取得了胜利，邓稼先也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邓稼先亲眼看到，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蒋介石摘取了胜利的果实之后，接着就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开始。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情况很糟，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老百姓活不下去，许多大、中学生因为无钱交纳学费，面临失学的危险。在全国范围内，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邓稼先积极参加这些运动。这个时期，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这时，他要用自己的全部才智为祖国效力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历了一次飞跃。年少时他听从父亲的嘱咐“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那是少年时的一种普遍认识。后来是“看来关键是政治”，这是他在透彻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之后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再后来就是“建设国家需要人才”，这是他认真考虑后作出的对自己如何奉献给新中国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是有利于他自己发挥个人专长的一种选择。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试并于1948年秋赴美留学。为了学好本领为新中国服务，他在普渡大学夜以继日地学习，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了博土学位。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要带他到英国去继续做更深入的研究。但邓稼先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犹豫，没有经历抉择时两难的内心体验，当即谢绝了这位名教授的好意。他要抓紧时间，回到中国去。

邓稼先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决定尽快回国。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1950年8月29日），他就在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

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集体。从此，他投身核武器研制28年，直至1986年积劳成疾因病逝世。清华大学校史馆关于他的事迹中他的那句话：“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一直感动着和激励着无数参观者。

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机械系，后转入物理系。1938年初，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他总想为抗战做点事，就到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成都无线电厂，做飞机上的导航设备。有一次，国民党引进了美国的导航台，在重庆，让他去装。装好后，厂领导要他把导航的方向指向西边。他立刻感觉不对头，因为日本人当时并不在西边，而西边是延安。于是他产生了离开那个工厂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陈芳允于1944年底去了英国，在一家工厂的研究室做海用雷达的工作，1948年回国到上海后，国民党希望他去飞机场工作，他不去。国民党又让他去南京。此时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下定决心，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为此目的，他想出了一个不去的办法。他的岳父是医生，他就让岳父把他左脚的大指甲盖给拔了，达到住院的目的。

1956年，陈芳允参加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并参加了新电子所的筹备工作。1965年，陈芳允开始参加空间技术工作，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控方案以多普勒测量为主，并在卫星入轨点附近的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加以双重保证。

陈芳允于2000年4月去世。1998年8月，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对于个人，我在‘一二·九’运动时，只是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受到同学的启发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解放前夕我从国外回国，就想方设法不为国民党效力。全中国解放以后，正是我的壮年时期，自然力求以所学的专业为国家作一点贡献，学用结合，边学边用，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是我的志愿。”

解放后的经历更坚定了他们走红专道路的决心

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强国梦的希望。“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后来回忆：“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不久，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照片，感动得不得了。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第二张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王希季回国后，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换了人间，日新月异的情景，认定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于是在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在大学教学岗位上的科研项目即将出成果之际，组织上调他去一个陌生的岗位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新的岗位并接受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任务——研制运载火箭。他下定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边学习边设计边生产，全身心扑在这个新的专业上。几经挫折后，1960年2月19日，王希季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4个月后，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里，毛泽东一走进大厅，就径自朝探空火箭模型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科技人员生活现状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道：“这家伙能飞多高？”讲解员回答：“8公里！”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仿佛有点遗憾，但他很快便笑了，挥了挥手中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晚年的王希季回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时说：“毛主席的话使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

王希季

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后，王希季接着主持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任务。后来又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1975年，王希季和同事们取得新的突破，实现了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顺利升空并成功回收。他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而取得成功的经历，展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刻听从党召唤，以身许国不畏难的坚定信念。正如钱三强指出的：“在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大家都推它一把，这就是红。”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1930年留学德国，1947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12月，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接到钱三强的信，请他到北京参与研究原子核物理。他后来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变化，使我对发展祖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充满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知识分子尽快适应新形势，党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和促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其中，在知识分子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直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使他们受益终生。对此，王淦昌感受尤其深刻。他在晚年回忆说：“解放初期，有两项工作对我教育很大，这两项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

1951年5月，王淦昌参加了川北土地改革工作队。他小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是，对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并不了解。通过参加土改工作，他了解到旧社会种田的农民没有田，或者只有很少的田，霸占了田地的地主富农，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最可恨的是恶霸地主，他们不但勾结官府，还自己豢养打手，欺压农民，霸占妇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土改队一下去，首先访贫问苦，跟他们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工作队深入细致的工作，农民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世道真是变了。通过访贫问苦，王淦昌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不搞土地改革，农民别想过好日子。参加土改的经历使王淦昌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土改，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贫苦农民才能真正翻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才能实现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王淦昌还亲眼目睹到土改后农民迅速提高的生产积极性，欣欣向荣的农村新气象。他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1952年春天，志愿军发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其炮弹威力很大。他们怀疑是原子炮，要求国内派科学家到朝鲜去进行实地考察。完成土改工作回到北京的王淦昌，受命和吴桓兴教授等一共4位同志奔赴朝鲜前线。王淦昌感到非常高兴，他感到能够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直接作贡献了。为了保密和安全，他们4人分两批行动，王淦昌和吴桓兴先走。到了丹东，来到鸭绿江边，已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当他们换上军装后，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终于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了。俩人特地拍照留下永恒的纪念。

进入战区后，看到公路两边被打坏的美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王淦昌感到志愿军很厉害，他们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了不起！

王淦昌

经过实地考察和检测，王淦昌一行确定这种杀伤力大的炮弹，属于一种称为“飞浪弹”的新式炮弹。此项工作完成后，王淦昌等参观了战俘营。战俘中有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士兵，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战俘营里可以打篮球，做一些体育活动，生活很愉快。这使王淦昌感受到志愿军“仁义之师”的一面。一次休战期间，前线部队的一位首长请王淦昌一行到前线去参观。他们看到志愿军战士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在前线，王淦昌等看到了更多的被打坏的美军坦克，他再一次被志愿军“正义之师”的英勇战斗精神所感动。

在朝鲜战场工作的四个多月时间里，王淦昌感觉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回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给他颁发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他终生都将这枚纪念章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1997年，即王淦昌去世的前一年，他在回忆走过的道路时，深情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我想做的研究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淦昌是1979年入党的。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0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他3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入党，但他们在与党同心同德方面并不逊色。例如彭恒武，是我国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第一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1963年秋冬之交，他在青海湖畔金银滩基地搞核试验，当看到所有科研人员全部住在暖楼里，而基地司令员等领导干部都住帐篷里时，“一股热浪涌上他的心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他决心要千方百计确保任务在“党中央提出的期限内完成”。后来他在总结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经验时，感慨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相信群众相信党是坚持又红又专的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党不能离开人民，人民不能离开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基本原则。因此，“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法宝。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震惊世界，全国欢腾。按照学校老师的布置，“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的儿子所在学校的学生就此写一篇作文。被誉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众帅之帅”的朱光亚看了儿子的作文后，马上严肃地对他说，核试验的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2021年8月22日，一位老工人逝世的消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他叫原公浦，是入选中国核工业功勋榜的技术工人代表，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操刀人。钱三强曾经这样形容他：“他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新中国创造的任何奇迹，都是由千千万万这样具有螺丝钉精神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螺丝钉的位置的同时，也视其他同事为不可缺少的螺丝钉。所以很多老一代科学家，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总是怀念当年从上到下都人人献计献策，处处大局为重；盛行学术民主，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作风。

钱学森

1966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将负责组织继续研制“两弹一星”的重任托付给钱学森。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领导人的崇高威望，尽管在那段时间“两弹一星”的研制和一些科学家也受到过冲击，但党的领导仍然确保了国防科技不断取得显著业绩。当时“两弹一星”元勋们面对复杂情况，在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方面的事迹，至今令人钦佩不已。

1993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振宁纪念邓稼先的文章。文中写道：“‘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当年在九院院办工作的张彩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67年初，传来一个重要信息——法国人也要在今年进行氢弹试验，我们怎么办？人们都在思考这个极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那时，单位食堂里经常举行自由论坛，大鸣大放，理论部的同志介绍法国人要试验氢弹的事，论证我国氢弹能否提前赶在法国人前面进行试验。我站在那听得心潮澎湃。从食堂出来，正巧遇上朱光亚，我就对他说我们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氢弹。朱光亚鼓励我，并且让我们科办赶紧联系院外各协作单位，希望得到全国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接和协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项生产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收获是明显的，所有协作单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颗氢弹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

“两弹一星”元勋，时任九院副院长的陈能宽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情景。他后来感叹道：“事实证明，民族利益高于—切。中国人民在民族利益和荣誉面前，是会放下争论和争议的。”

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淦昌负责组织这次地下核试验。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地下核试验的理论设计工作在于敏的领导下很快开展起来并及时地提供了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后，王淦昌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去，与试验人员、理论设计人员一起进行方案的讨论、测试等各项工作。当时，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混乱状态。王淦昌心里非常着急，反复地向大家作动员，讲述地下核试验对国防建设的深远意义，劝说大家必须抓紧时机，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他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去做说服工作：“我们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大家想一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他还到职工宿舍去，一个一个地动员科技人员、工人。当回到北京时，遇到基地的人，他就告诉他们：“要做地下核试验了，快回去吧!”有回家探亲的，他就到他们家里去动员。他还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作业队的队长、副队长。最后，连基地食堂的炊事员都被他感动，主动把热饭热菜送到现场。

中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终于圆满成功。王淦昌后来深情回忆：“这些同志真不错，他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为国家的强盛多作贡献。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别看他们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双方辩论起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

钱三强曾指出旧中国科研难出成果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性；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以进行集体合作。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相信群众相信党完全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这两个弱点。党的领导，可以确保计划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相信群众，可以确保全国性的集体合作，即各行各业的大协作。因此，又红又专的道路是新中国的科技人员建功立业的一条光明大道。在新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继续提倡，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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