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华国锋和黎原同为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职务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华国锋与黎原的关系，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终生。

中共九大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中央开始着手恢复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组织。

湖南省革委会贯彻九大宣布的一系列干部、知识分子政策，局势进一步稳定。在省第五次革委会会议上，华国锋表扬了泸溪县小章公社川洞大队支部书记杨玉翠，号召大家认真学习她执行九大的团结路线，不计较个人恩怨，主动帮助反对过自己而事实证明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说服群众正确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把“死对头”团结过来，打击真正的敌人，团结起来搞建设。他强调，要克服派性，加强团结，不断解放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局势进一步稳定后，华国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调整农村过左政策。第二件，继续在各县修建小氮肥厂。

湖南是农业大省，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农业政策的对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才能稳定。

1969年春，华国锋用一周的时间到常德地区调查研究。洞庭湖边的安乡县盛产稻米和棉花，是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县之一。他深入到铁路湾大队和全国劳模唐纯银所在的大队看棉花，听经验汇报，一起研究如何种好棉花。他还顺道看了军队生产基地。当他看到沿途有的生产队因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时，便组织修公路，疏通航道，增添客船。

华国锋除了在长沙、到北京开会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他不是在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到现场边看边听。作汇报的干部自然不敢讲假话，也不能讲假话。湖南雨水多，他就自带雨衣。湖南山多，为了爬山，他就穿胶鞋。他吃饭在食堂，有稀饭、咸菜就行，平时在家里也常常是一碗面条，浇一点菜。他住在基层机关，下班和大家打球娱乐，和大家打成一片，和群众面对面地交谈，了解真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他常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要克服困难。没有困难，没有问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在调查中，华国锋发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左的现象。山西大寨是太行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有百户人家，一个山村一个大队，实行大队所有制。对全国来说，上千户的大村有的是。有的地方不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又像1958年一样扩大公社、大队的规模，将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大队所有制。有的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没收、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种菜，不准养猪、羊、兔子等家畜。在分配上强调政治表现，搞政治评工分。这些过左的做法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上不去，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

针对这些偏差，1969年9月，华国锋在全省农村“斗批改”会议上指出：农村“斗批改”和农业学大寨是一个统一的运动。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稿）》，作为湖南省革委会第129号文件于9月19日下发。

文件重申了中共中央1961年制定的“六十条”中所规定的农业政策。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还从全省机关、部队和基层单位抽调7万多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9900个大队，帮助做思想工作，安定人心，保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宣传贯彻这些农业政策，10月，华国锋在安乡县主持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这些政策公布后，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2月，华国锋到韶山，同韶山区党委和韶山大队开会讨论研究生产。他还到涟源、湘乡、桃源等县调查研究，发现了学习大寨的先进典型后，提出：北有安乡，南有新田。还有龙山的洛塔公社，常德的蔡家岗大队，邵东的野鸡坪大队。安乡是湖区、平原区。新田是湘南的丘陵区，自然条件差。野鸡坪大队，怪石林立，田土极少，平均每人只有4分田，亩产200斤，现在增产到1000斤。湖南每种地貌都有学大寨的典型。1970年初，省革委会下发文件，及时总结了以上单位在按劳分配、因地制宜、农副业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并在全省推广。这些措施，保证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

二

政治形势稳定后，各个学校、科研单位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1969年，湖南省革委会第129号文件规定“大力推广良种，各地要制订实现良种化的计划，村、队要建立种子队、种子田”。科研单位也不甘落后，派人到海南岛育种。由此可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

袁隆平，湖南安江农校教师，1964年设计出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方案，并已找到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发表了论文。国家科委九局向国务院副总理兼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后，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文革”爆发后，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秧苗也全部被砸毁。工作组从档案中发现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后，对他实行了保护，才使他免遭灭顶之灾。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试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科研工作徘徊不前。于是，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以寻求新的不育材料。

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要袁隆平参加会议，并坐在主席台上，还请他在大会上发言。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些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华国锋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作出像样的成绩就受到这样的重视，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1970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一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经过杂交，于1972年3月获得了第一代杂交种子。1971年，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了省农科院。1973年秋，杂交稻育成，亩产505公斤，每亩增产50～100公斤，增产率达到20%多。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江苏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了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试种了20多亩，平均亩产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入国务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到试验田里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5000多亩，但因缺少杂交稻种而未能大面积推广。

2006年6月9日，袁隆平探望华国锋

1975年10月，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认为，应该大力推广这种高产水稻，核心问题是尽快培育出足够多的不育系种子，才能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他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这个大胆的构想得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支持。省农科院领导决定派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向农林部汇报，但因某些原因失望而归。

此时的陈洪新心急如焚，决定直接去北京找有关领导汇报。1975年12月17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是正忙着应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曾任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周六）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纸的信，然后把信直接投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曾和袁隆平交谈过。袁隆平的坦诚、质朴、科学思维、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华国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华国锋当时告诉袁隆平，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他曾经表示：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向全国推广杂交稻碰到了困难，农时不等人，要即刻解决。

华国锋看到信后，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和常务副部长杨立功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了两个小时的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并作记录。然后，他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他还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后来谈起这段往事时，袁隆平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杂交水稻培育成功，轰动国内外。杂交水稻的推广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三

华国锋一直关注着杂交稻的研究，并一直关心着袁隆平。2004年底，袁隆平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在家中看了电视后，让秘书给袁隆平打电话，请他注意身体。2006年6月9日，袁隆平到北京出差，听说华国锋身体欠佳，特意到家中看望。两位老朋友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临走时，华国锋特地写下了“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八个大字，鼓励袁隆平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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