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在龙芯工作，聊到最近他们公司在组织思想学习，学的是党史。不过大家虽然在历史和知识上收获颇丰，但感觉和生活、和当下的工作离得太远，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是流行文化、综艺娱乐、电影电视、明星偶像，很难把历史知识和现实关联起来。

　　这说法激起了我的兴趣与斗志，历史知识，凭什么不能与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呢？于是我想写一篇文章，就是要将流行文化、历史和龙芯贯穿起来谈谈。

　　恰好当天看到了备受影迷推崇的电影《流浪地球2》出了预告片，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讨论热潮。这也是流行文化，索性就用它来破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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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2019年春节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说起。它的原著作者是刘慈欣，讲述的是由于太阳的变异，太阳系行将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于是地球联合政府推出了 “流浪地球计划”，在地球上兴建了一万座重聚变的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阳系，计划用一百代人的时间将地球迁移到四光年外的星系的故事。而电影着重描述了流浪中的地球途经木星，被木星引力吸引差点毁灭，在全人类不计代价的饱和式救援下终于战胜困境的这一段。

　　《流浪地球》成就了当年春节档的票房盛况，最终以46.55亿人民币收官，创造了中国科幻电影题材的奇迹；在《流浪地球》之前，中国没有这种宏大、严肃、硬核的太空科幻电影；放眼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好莱坞能够充满自信地拍出《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火星救援》这类的作品。

　　然而电影《流浪地球》的诞生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因为电影是一门成熟的现代工业，而科幻电影又是这一行皇冠上的明珠。从创意到特效，都依仗大量专业人才、先进技术还有成熟经验的沉淀。光论特效技术，好莱坞有世界知名的维塔工作室、工业光魔；而《流浪地球》却选择主要用国内特效团队，2000多个特效镜头、50%的高难度镜头，都要从头开始探索。

　　而最大的困难，在于信心。一直以来，没有人看好中国人能拍出匹敌好莱坞的硬核太空科幻电影。郭帆在拿到《流浪地球》的版权的时候，一直都没能拿到足额的投资。很多投资人看到是拍科幻电影，都选择摇头拒绝。郭帆也曾对特效公司说：“如果《流浪地球》这事折了，中国的科幻电影想再往前再走一步，时间可能要往后推很多很多年。”主要演员的片酬都很低，吴京也是零片酬出演。连主演吴孟达看到剧本时都一度说：“开始我完全没有信任导演，这个剧本我刚收的时候，我说哎呀不会吧，这是好莱坞的专长，我们何必去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呢？”

　　然而这个不被看好的电影，在主创团队默默无闻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上映效果却感动了全国的影迷，惊呼“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科幻电影”，拿下了当时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成绩。这才有了如今的《流浪地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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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地球2》的预告片宣示了这是《流浪地球1》故事的前传，讲述了人类面临太阳氦闪的威胁下如何做出“流浪地球计划”的决策。预告片里介绍了当时人类联合政府制定了“方舟”和“移山”两套计划。

　　前者是打造出可以星际航行的诺亚方舟，让少数富人与精英搭乘前往宜居星系，存续人类文明；而后者，则是用一万座行星发动机将大部分人类连同生存的地球一起推向4光年外的新家园。

　　片中饰演我国代表的演员李雪健老师，用他咽喉手术后含混的嗓音努力说出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台词：

　　移山计划，就是要在这个小白点上，建一万座发动机，把它带到两千五百年后的新家园。

　　你信不信？我信。我的孩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一看到这段台词，就会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哲学寓言，“愚公移山”：

　　……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

　　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

　　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天，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已经不能更明显，《流浪地球2》本身是对“愚公移山”这个哲学寓言的致敬和再创作。只不过《流浪地球2》里的“移山”计划，移的不是山，而是整个行星；而挡在“愚公”面前的也不只是太行和王屋，而是即将氦闪的太阳和引力突增的木星。

　　而不变的，恰是“智叟”和“愚公”。《流浪地球2》故事里人类社会的精英们，普遍认为少数人得救、遗弃大多数的“方舟计划”才是最合理的方案，但却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分裂和动荡，最终导致“方舟计划”破产。而看似愚蠢，需要持续一百代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移山计划”反而得到了支持。

　　而电影讲述的正是全人类如何奋斗与牺牲，以保全这个一百代之后的子孙才能享受幸福生活的事业。所以我称之为“愚公移星”，所谓：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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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移星”致敬的哲学故事“愚公移山”，在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代，已成为我们认识自己文化血缘的核心线索之一。不畏现世困难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和西方文明期盼彼岸福祉的“诺亚方舟”、“终焉审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愚公移山”的故事之所以在当代更为人熟知，因为它也是毛主席老三篇之一，教育了几代中国人。而毛主席写下《愚公移山》一文，不仅仅是借用那个寓言故事，更重要的是化用了其中的哲学逻辑。事实上，毛选的《愚公移山》有其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

　　它是毛主席在1945年6月的七大演讲的闭幕词。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而“中国将往何处去”，到了历史做出关键抉择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

　　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

　　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同样也发生了“智叟”和“愚公”的辩论。“智叟”们写下了《中国之命运》，对内依靠旧的宗族、权贵的精英势力主导，对外则依赖英美为代表的“先进国家”援助，并服从于他们反X的策略，否则“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而“愚公”们却将他们比喻成大山：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而当代的“愚公”们，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

　　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愚公移山》的历史正确性。“上帝”果然被感动了，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短短四年之内“愚公”们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了两座大山，走在了属于自己的大道上，发出“站起来了”的呐喊：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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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智叟”与“愚公”的辩论并未就此完结。尽管在历史现实面前，无人能否定“愚公”们“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智叟”们仍在不断质疑“愚公”无法“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是有论据的，最大的论据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新中国不仅疮痍未复、百废待兴，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农业国，在饱受列强欺凌和战乱下，既缺乏物质基础，也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工业社会知识和人才。

　　核心的议题从“移山”变成了“造山”，新中国怀着“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住也”的决心筚路蓝缕地开启了她的现代化历程。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逐步改造成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拥有独立国防、拥有庞大工人队伍的国家。

　　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这个落后挨打百年的国家跻身世界前列。我们不仅造出了原子弹、发送了人造卫星，做出汽车和飞机……更重要的是成立了一系列组织，研究先进科技，沉淀知识经验，培养人才队伍，让技术领域的“愚公”们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代表性的领域是高能物理、航空航天、生物化学、材料、信息与计算等。

　　以电子工业为例，摘录一篇老文章：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制定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

　　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

　　196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现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

　　1962年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组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

　　1963年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

　　1968年，北京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组建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1977年四机部投资300万元，建设6000平方米集成电路洁净车间。到1990年该厂累计生产509种集成电路，产量4120万块，产值3.25亿元。

　　1968年，国防科委在四川永川县，成立固体电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解放军1424研究所，现中电集团24所)。这是中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研究所。

　　同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中国发展MOS集成电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导体研究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利润丰厚，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

　　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05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燃料化学工业部，等单位协助研制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

　　但接下来的历史发展有了不一样的轨迹。中国许多科技领域，高新研究投入的让位于经济效益，自主创新让位于引进代理。微电子行业又是个中典型。

　　经过二十余年的沉寂，中国在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大爆发的前夜，却全面落后，处在“缺芯少魂”（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评价，“芯”是芯片，“魂”是操作系统）的迷失状态中。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本文真正的主角，龙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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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阶段，发生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揭示了新的历史格局。我们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经济与技术领域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附状态所潜藏的危机。引用一篇文章：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

　　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

　　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于是自主创新的道路又重新得到重视，芯片制造行业是其中之一。引用龙芯创建者之一胡伟武老师的话说：

　　创立龙芯缘于导师夏培肃院士和计算所老所长李国杰院士，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多次以书面的形式向领导部门建议中国应开展高性能处理器芯片的设计，建议国家大力支持通用CPU芯片及其产业的发展，否则，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技术领域将永远受制于人。我十分认同老师的观点，为了完成老师心愿，也不甘于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技术受制于人。

　　然而，中国在21世纪重启的芯片制造之路并非坦途，而是一条独木桥。当时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国产芯片大多夭折，代表性的是冠上“造假”恶名的汉芯，以及倪光南院士主导的方舟一号。

　　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它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皇冠上的明珠”代表的难度，关键在于整个行业的生态，都垄断在美国企业手里。其中 Intel 和微软，一个代表硬件标准，一个代表软件标准，是行业里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山。

　　被这两座高山挡住，龙芯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之字型的道路，弯路比支路多”：

　　“十五”期间，国内对于要不要研制自主CPU没有取得共识。虽然国家给了龙芯一些经费支持，刚好那时候出了个“汉芯造假”事件，很多人就觉得龙芯也是假的，是在骗国家的经费、浪费纳税人的钱。那时候如果在百度里边输入“龙芯”两个字，第一个关联出来的词条就是“龙芯打假”，有人还专门做个了“龙芯打假”网站。

　　“十二五”期间，我们刚下海就走了很多弯路，差点在市场的海洋中淹死。首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了解市场需求，照着美国人的论文和国家项目指南做研发，导致我们承担的“核高基”项目卖100万套电脑的任务没有完成。

　　于是久违的“愚公移山”的历史逻辑，又一次复现台面上。当“山”出现的时候，“智叟”也就出现了：

　　当时许多人就觉得龙芯都做10年了还不行，看来发展CPU主要得靠引进，国家项目主要支持引进国外技术的CPU，只在工控领域给龙芯一些小支持，经费不到引进X86和ARM的5%。“十二五”前半期，我们的市场还没有做起来，而国家项目已经给龙芯断炊了，龙芯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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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看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也喜欢和“智叟”一样嘲笑“愚公”的愚蠢。为什么要“移山”，而不去“搬家”呢？这事实上也是龙芯发展历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搬家”对于龙芯的骨干而言，意味着变更职业规划。像他们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在其他行业有5倍、10倍薪酬的诱惑；而“移山”的困难道路上，却不得不面临市场机制的挑战，“开始减员增效、低成本运营，技术骨干比在计算所事业编制时的工资还低”。

　　“搬家”对于龙芯这家企业而言，意味着融入美国企业主导的体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体系；意味着以利润率和赚钱为目标，而不是以生态为目标。用胡伟武老师的话说：

　　我们为什么要以体系建设为目标？现在中国的信息产业由两个国外的体系来主导：一个是Intel和微软组成的叫Wintel体系；一个ARM+安卓组成AA体系。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信息产业只要硅谷的产品一升级，整个产业得跟着升级。

　　我就举一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中国信息产业的百强利润总和是美国苹果公司的50%。我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看利润率，百强里面有华为、中芯、联想、阿里、腾讯、百度等等我们国人引以为豪的企业，干一年，苹果公司半年就把钱赚回来了。对龙芯来说，要做产品、上市、赚钱和做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当然我们是坚持做体系的。

　　“搬家”对于“缺芯少魂”的中国信息技术行业而言，则是延续现状，依靠外国进口，放弃自主创新路线或至少降低投入。

　　然而现实是，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自中美贸易战开始后，美国利用芯片行业的技术垄断优势，对华为、中芯“卡脖子”、“断供”；如今又在组织“芯片联盟”，要构建所谓“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以意识形态为名打压中国的科技进步。

　　“反面教员是最好的老师”，他们用实际行动打脸了“智叟”们的观点。国家不能“搬家”，在两座大山面前，只能“移山”。这就需要有同样不愿搬家的企业，还有企业里的“愚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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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武老师就是这样一名“愚公”，他对“智叟”的反感溢于言表：

　　我把这句话改成“年轻人的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洋买办占领”。什么是洋买办？就是一天到晚跟你说，咱们自己做的东西不行，他有个美国主子，做的东西比咱们自己做的好，我们可以通过他购买美国人的“好东西”。这种人就叫洋买办。我们一定要增强自主创新的信心，坚信自己研发的东西肯定能够超过美西方的，用这种信心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

　　对这些新时代“造芯”的“愚公”而言，“移山”的关键又回到了寓言中的哲学逻辑上：

　　需要有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愚公们来继承这个事业

　　需要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国家和人民

　　第二条是否能办到，现在还不能下断言。但对第一条我觉得还是略有信心一些，毕竟胡伟武老师本人，就是上一辈“愚公”们的“子孙”：

　　胡伟武的导师夏培肃，有着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之称，是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有机会留在西方享受优渥的科研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科学家，但是她甘愿回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一生。2014年8月27日，夏培肃院士去世前还不忘叮嘱胡伟武和其他年轻的同志：“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发展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我们这代人没做好，你们要做的比我们好。”

　　黄令仪老师的故事我讲过很多次了，有一次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她说，都快80岁的人了，别一天到晚拖着鼠标盯屏幕了；她脱口而出说“胡老师，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还说“我是亲眼看见我的同胞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我们是被日本人搜过身的”。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两座大山有多高多大，而在于“子子孙孙”们，是否记得先辈们走过的道路，是否学习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传承他们的信念与精神。

　　如果这一点没做好，也许就会像《流浪地球》原著里的结局一样——“让人类在持续一百代人的事业中保持理智是一种奢望”：几十代之后的人们不再去学习历史和思考真相、否认太阳会爆发氦闪，而将那些坚持地球派路线的抱薪者，冻毙在风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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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又从“愚公造芯”，转回了“愚公移星”的话题上。这也是一种哲学上的奇妙，当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出于同一种历史逻辑之上，就容易引发共鸣。

　　某部电影传出过一个金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也恰是“愚公移山”这一哲学观点逻辑上之所以成立的关键。胡伟武老师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高复杂系统的能力建设需要以30年为周期。30年好像是个规律，中国古代就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成语；前苏联解体后有一艘建了一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1992年拆解了，从此俄罗斯失去了造航母的能力，据说新航母2030年才能服役，需要三十多年。我国的“运十”是1986年下马的，“C919”是2017年首飞的，也是30多年。我看我们做第三套生态也需要30年。

　　有趣的是，电影行业也同样符合这样的规律。《流浪地球》本身就诞生于电影界的一段佳话。上世纪九十年的影视巨星刘德华，在新千年里出资扶植国内的新锐导演，成就了宁浩。宁浩在“疯狂”系列中辉煌了近十年，在拿到了刘慈欣作品版权后，将《流浪地球》转交给郭帆导演的团队，成就了电影版的《流浪地球》。

　　因此在电影大获成功之后，郭帆导演经常公开地感谢刘德华、宁浩的贡献，称赞着这段薪火相传的佳话。然而我认为，《流浪地球》电影在市场上收获巨大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主创团队的倾情付出，更不是资本的投入。

　　而是我们的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尤其是航天领域长期的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终于站到了全世界的前沿。为这些成绩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中国人民，精神上需要一部称得上科技成就的文艺作品，来抒发自己内心从“愚公”们身上得到的感动，这才成就了《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

　　在这条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轨迹上，龙芯所处的芯片设计与制造行业所面临的一座座高山，也不过是历史巨轮行将碾碎的一个个石子罢了，何愁看不到“感动上帝”那一天的到来呢？

　　最后用一首著名的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