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后，钱学森没在国外期刊上发过一篇文章

李月白 江晓原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青年有为，被美国科学界视为继冯·卡门之后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第一权威。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总共发表了51篇论文。部分论文写作时正值世界航空技术从低速走向高速以及航天技术从无到有的阶段，钱学森解决了其中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空气动力学、壳体稳定性、火箭弹道和发动机分析等。博士毕业后，钱学森又发表了不少具有高度战略性和开创性的文章，包括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正是这些论文奠定了钱学森在国际学术界的顶级地位。然而，自1955年归国后，钱学森再不曾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这究竟是何缘由呢？笔者通过挖掘钱老的信件及自述发现：不在国外期刊上发论文这一行为，大有深意。

1955年，钱学森携全家回国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钱学森是一位空气动力学家，其本行是研究航空、航天中与空气相关的理论问题。归国后，钱学森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两弹一星”和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攻关、组织上面，几乎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空气动力学的纯学术研究。对于离开美国，离开深耕多年的学术领地，他从未感到遗憾：“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在国际顶流期刊上，是那个时代钱学森等归国科学家共同的行动和意愿。

钱学森是一位极具开创力的学者，在归国不成，人身自由被监控的1950-1955年间，因他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受到美国军方忌惮，他不得已改变研究方向，转而写出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这样在新领域具有开山意义的巨著。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又总结了“两弹一星”以及航天科研一线组织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系统工程”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像钱学森这样高屋建瓴的科学巨匠，与一般意义上“科学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同，纵然离开“空气动力学”领域，也能持续开创新局面，断不会丧失做学术、写论文的能力。

此外，钱学森归国后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科学以及航天人才，指导了许多弟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有的成为院士，有的成为中国航天新一代的中坚力量。这些弟子、学生当然是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论文的。可见，归国后钱学森不在国外期刊上发文章另有理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能力和时代因素的限制。

1988年2月23日，钱学森在与赵红州的通信中，谈到了自己归国后不在国外期刊上发文章的思想因素。钱学森在信中说：

我近来觉得（我国）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要实事求是，承认从总的水平讲，我们不如外国；但也决不能丧失志气，迷信外国人！……红州同志：我不会向英国Nature投稿，也不会向国外任何刊物投稿，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

中国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现在又掌握了人类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呢？

这封信表明：钱学森拒绝向国外刊物投稿，连科技工作者奉若神明的Nature杂志也不例外——“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这就是钱老的自信和气度。

归国后，钱老依然勤勉治学，笔耕不辍。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他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中国的杂志上，有《力学学报》《物理通报》《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社会科学》等。将文章发表在国内而不是国外，是钱老的个人意愿，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体现。虽然这些文章发表在国内，但其影响却远播于国外。例如美国记者马拉（H. Mara）撰写了一篇介绍、评议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Science杂志上，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万千叮咛：不要跟着外国人跑

钱学森年轻时就具有极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初到美国读书时，他誓用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为祖国赢得名誉。据其晚年回忆说：“我年轻时也争强好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一个美国学生当着我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等等，我听了很生气，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了，看谁的成绩好？”

归国后，钱老日渐目睹国内学术界媚外崇洋的风气十分忧虑。在与中国各领域学者的往来通信中，他不止一次地叮咛道：“不要跟着外国人跑。”

1994年，钱学森在致国防科技委朱光亚主任的信件中写道：“我们不该总跟着外国人跑。我们要分析他们的得与失。”

在1996年4月致吴义生的书信中写道：“我国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似乎太迷信洋人了，总是跟着外国人跑，还陷入机械唯物论。”

1995年与王寿云的通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钱学森承认“从总的水平讲，我们不如外国”的现实状况，但是他不希望中国的科技人员过度迷信、崇拜外国，盲目地跟随、服从于他们制定的“学术游戏”的规则。

在1987年国内人工智能专家组的讨论会上，钱学森对不分轻重、急于对外发表文章的现象提出了意见。钱学森认为，适当的对外交流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什么都公开发表。对于一些国际上争夺很激烈的问题，“能讲的则讲，不能讲的就要保密”，“无关紧要的可以交流，要害的不能讲”。在精神上渴求外国人承认，在行动上“跟着外国人跑”，是中国科技人员自信匮乏的表现。

钱学森并非不重视国际期刊。事实上，钱学森喜欢从国外杂志中获取科技领域最新的进展和资讯，无论多么忙碌，总会抽出时间阅读《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等期刊。同时，他也关注Physica、Physics Letters等期刊。此外，钱学森还经常劝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学好外语，多看外国文献，这样才能吸取前人成果，集思广益。

然而，钱学森认为，重视外国文献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要用外语发表文章，中国人的成果就应当发表在中文刊物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当优先让自己人学习和获取信息。他畅想道：“将来在十几年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可入世界先进的行列，到那时我们自己写的文献自然会成为世界科学技术文献里一个重要部分。”

1993年，钱学森在与《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主编吴水清的通信中回答了“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人无缘”的问题。钱学森认为，争夺诺贝尔奖不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目标。过于关注和追逐“诺贝尔奖”，是精神上被外国人带着跑，不利于国家长远计划的实现。钱学森说：

中国人绝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物理研究。从国际上看，英国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大有人在，但今日他国力衰退。反之，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奖的人仅一人，但他是今日经济大国。所以由以上事实看，人民中国的人得不得诺贝尔物理奖关键在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基础研究是无国界的，成果皆公开于文献和学术会议中；所以当我们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不需要去开拓未知新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当然，要学会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础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细。所以我国今日基础研究的国家目的即在此，而不是去抢夺诺贝尔物理奖。

最后，钱学森强调，“我们考察国家问题必须从大局着眼”，国家的强盛才是中国人应当追求的目标。

关怀国内期刊发展

归国后，钱学森不仅将文章全部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而且还非常重视和关怀国内期刊的发展、建设情况。他认为，中国科技与文化力量在世界上的崛起，不但需要中国学者做出卓越的工作，还需要有一流的期刊平台相配合。在出版的《钱学森书信集》及《补编》中收录的写给期刊编辑部及编辑个人的信件有接近百封之多。

钱学森治学严谨，对于期刊也有严肃的要求。他曾写信给多个编辑部，提出意见，希望国内学术期刊能严明体例和格式规范。

1981年1月13日，钱学森写信给《哲学研究》编辑部，提出：“我希望贵刊能按现代学术刊物所公认的文风办……每篇文章后面附有引用文献，以便明确什么是作者的创见，什么是采用别人的。现在贵刊文章似乎只注明经典著作的出处，其他就不说了……我认为不注明出处是不严肃的。”

1987年11月致信《现代化》杂志编辑部说：“我建议你刊每篇篇首在作者姓名下注明工作单位，并有利于读者与作者联系。”

1988年，钱学森向《江苏商专学报》提出建议：“既是学术刊物，则论文作者名下应注明其工作单位，以便读者同作者通信进一步讨论学术内容。”

除了严格的要求，钱老寄予国内的期刊更多的是关怀和期望。了解钱老的人都知道，他工作繁忙且又极度爱惜时间，一向不热衷参加会议和活动，总是能推辞便推辞。即便这样，还时常抽出时间来亲赴编辑部，与国内杂志社的编辑们热切谈话、讨论。1984年，钱学森与《文学研究》编辑部座谈科学、思维与文艺问题；1985年，参加《未来与发展》杂志社的春节座谈会，鼓励《未来与发展》杂志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将目光放长远，不仅要看到2000年，还要看到21世纪中叶；1988年与《世界经济科技》周刊编辑部负责人谈话，探讨刊物主题与理念；1989年回答《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者的提问，阐述文艺与科学的关系等。在任科协主席期间，钱学森更是多次强调办好科技杂志的重要性。

钱学森一生骄傲不服外国人，归国后不向国外刊物投稿是他的原则，办好国内科技期刊是他的夙愿。钱老离世已有十年，“不要跟着外国人跑”的叮咛言犹在耳，今天，在“科学家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之际，更值得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警醒慎思，见贤思齐！

（李月白，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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