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自2011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委书记整整5年，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员”称号。一年前辞职从事慈善事业，现为深圳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图为陈行甲在巴东做县委书记时，探访艾滋病孤儿。

                                                                         

　　基层党员干部在“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上该如何作为？

　　　——“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在“三里河读书会”给国家部委局处级干部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感谢大家邀请我来做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分享。不知道大家学习十九大报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学习报告之后最欣喜的是十九大报告中总共出现了203次“人民”。我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强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从总书记的报告中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初心和情怀是人民，使命是人民，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一切事业的根基。

 

　　在大家面前，我算是人民群众。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工作多年在最基层，和大家比起来，我身处江湖之远，离真实人民群众的物理距离要近很多。我的理论知识肯定比大家弱，但是我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具体感受会丰富一些。

 

　　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让党的阳光没有衰减地传导到每一个人民群众，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的事情。这是各级党员干部的使命，基层党员干部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一个偏远贫困山区县工作五年多时间里，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大家是国家部委的处级和司局级干部，你们很多有基层挂职的经历，有的将来会到基层挂职，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所裨益。不妥之处，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我曾经面对的基层党组织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的无奈现实

 

　　2011年10月，我从湖北省最富的县级市宜都市长岗位调到几乎全省最穷的巴东任县委书记。在此之前，巴东刚刚连续三年发生邓玉娇杀官、水布垭翻船、冉建新暴死等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到巴东的前三天，我密集地与25名县四大家班子成员分别单独谈话，了解巴东的县情。还记得当初大家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7名县级班子成员跟我谈到巴东的刁民多，让我有思想准备。

 

　　很快，这种“刁”劲迅速从线上线下向我扑面而来。

 

　　来巴东之前一周，我不认识一个巴东人，了解巴东只有通过网络。上网一搜着实把我吓坏了，由于巴东那几年接连出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本地网络论坛是封闭的，但是不让人在本地网络上说，大家就跑到天涯、凯迪、百度贴吧上去说，骂巴东政府和官员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其难听程度让人不忍卒睹。到巴东的第七天，网上出来一篇叫科比的网友写的《致巴东新任县委书记的公开信》，洋洋五千言，字里行间那种悲愤、挖苦、暴戾力透纸背。但是，我还是从他的信中读出了一点对家乡的热爱。于是深夜在网络论坛上实名给他回复“你好，科比！我是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刚到任几天，目前正在乡镇调研。感谢你的意见建议，我会结合调研来参考。巴东是我们共同的家乡。你的言辞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我的邮箱是XXX，这段时间工作很忙，我可能不会经常来看论坛，但是我会每天看邮件的。欢迎你给我邮件探讨家乡的发展。”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晚上打开邮箱，各种老百姓的邮件汹涌而来，平均每天超过50封。

 

　　网络上有民意，思考再三，我决定专程到县委宣传部办公，全面改版长江巴东网，做了很多听取老百姓意见的尝试，打开本地论坛欢迎大家进家门说话，好好商量着说话。为了加强与网友的沟通，专门出台了《巴东县网络舆情及时回复管理办法》。我精心准备了对全县网友的致辞，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建设性。但是，在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不少网友出言必伤人，什么话都往极端里说，对县委政府即使是再明显不过的正面努力都含着一种深深的敌意。

 

　　网上不消停，线下就更忙乎了。我多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前几天回看了一遍我十九万字的巴东日记，在刚到巴东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接待过三十批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近两百人围着我。不过有一点我极其自豪的是，巴东县委政府大楼有后门，领导是可以从那里出去避开群众的。但是，在我任县委书记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走过一次后门。

 

　　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访，诸多细节我就不跟大家描述了。最难受的是2012年5-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四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以其负面反馈。

 

　　但是，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老百姓的这股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结论是，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八百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簸出来的，是被发展滞后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

 

　　最主要的还是党员干部作风。我只说两件事，大家可管中窥豹。邓玉娇事件当地官方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我后来在完整复盘之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得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动手拿刀子捅这两王八蛋的！当初提醒我巴东刁民多的领导中就有原县长，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这中间的缘由，大概现在他在牢里是想明白了。

 

　　我曾在大会上说过，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二、我的思考和探索

 

　　对这个问题，我曾很深入地思考过。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写道，上世纪40年代初去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当时就预言了貌似弱小的共产党必将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的共产党正直廉洁、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深得人民群众拥护，让人看到希望的光芒；而此时他们在南京看到的国民党则在金碧辉煌中腐败堕落，苟且偷安，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空有一具强大的躯壳，暮气沉沉。

 

　　美国记者曾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廉洁亲民和理想主义，宋美龄一时难以置信。她在窗边凝视江岸沉吟良久，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宋美龄的话有对国民党当时积重难返的喟叹，也有她对当权者容易骄妄从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历史魔咒的认识。现在，我们党已执政68年，可以说深深地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但我们没有重蹈当初国民党的覆辙，是因为我们党一直把民心作为立党之本。但是，作为党员干部，我们举目四望，身边确实有些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确实有些人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贪污腐败。虽然，这些人是少数，但是对我们党的杀伤力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使我们党赖以生存立命的民心在流血。

 

　　所以，当初我面对那种困境时就这样想，群众还在找我们，指望我们，说明群众还需要我们，我们对群众还有用，要珍惜。我们手头的权力不是我们的私产，如果手握权柄睥睨下层群众，长此以往，群众就会对我们绝望，从而唾弃我们，那我们将什么都不是。所以，善待人民群众，是为我们自已巩固基本盘，是我们的命根所在。

 

　　带着这个基本的认识，巴东五年，我在拉近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距离上做了这样一些探索。

 

　　1.顺应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正风的疾风厉势，顺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不遗余力地反腐，打掉了一批非法工程老板，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干部落马。这方面的例子过去媒体报道很多，我就不讲了。

 

　　2.彻底走群众路线，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巴东有491个村，按照总书记“省领导要走遍每个县、市领导要走遍每个乡镇、县领导要走遍每个村”的要求，我都走遍了。到任不久我就筹划了一次“县委书记边界行”，拿着地图，先沿着最边远的村子开始走起。到每个村，我有两个必看，一是这个村最穷的几户我必须上门看，二是如果这个村有学校我必须上门看。巴东有3354平方公里，50万人口，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还有16.7万人。走到那些偏远贫困的村庄，一些残败凋敝的景象是很让人难受心痛的。在彻底摸清县情之后，我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要求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结一户穷亲，穷亲对象必须是最穷的，由各村申报到乡镇公示之后确认。在县委组织部设立“结亲办”，督办这件事落到实处。我带头结对一名艾滋病孤儿小航，也是艾滋病患者，我帮助他治病和上学。我在大会上表态“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这门亲结到底”，我离开巴东之后，这个孩子仍是我的孩子，去年春节我们就还在一起。我自己身体力行，到有35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子和所有艾滋病人同桌吃饭，互相夹菜，一起喝酒；遇到天生没有双臂用脚生活自理的残疾村民，用手握着他的脚，拥抱他，鼓励他自强发展，这些示范也起到了带头作用，全县干部结穷亲活动一直得以持续。

 

　　二是完全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想问题，设立行政时钟，限时办结，超时默认。老百姓办事难、办事远、办事贵是长期困扰农村发展的现象，成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痼疾。巴东对已经纳入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机构且审批权限在县级及以下层面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实行“限时办结、超时默认”制度。第一批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村民宅基地审批及初始登记、食品药品流通许可证等人民群众很关注、很恼火的事项纳入“限时办结、超时默认”事项进行试点。凡是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不能办结的，县政务服务中心予以确认为“超时默认”，并自然赋予申请人相应的许可权利，同时按情节对经办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追责。

 

　　三是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百姓真正“当家作主”。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巴东县探索了“屋场院子会”，我亲自设计了屋场院子会“八步走”的开法。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由政府部门认定改为群众集体讨论确定。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全县共召开屋场院子会5000余场次，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00余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

 

　　四是信任人民群众，让群众公评干部。干部的表现好不好，民心是杆秤。一个干部只有群众说好才是组织信任的理由。有些干部只看领导脸色、不看群众需求，只联系上级、不联系群众，对其工作评价也是年终由领导说了算，形成领导认为好、群众感觉差的状况。巴东的探索是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民意调查，全县有12万名群众的电话被采集进了数据库。第一批评价乡镇书记镇长的电话访问打出去48000个，有效接通了28000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的一个重要指标。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1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调整。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一个乡镇路过，打镇党委书记电话跟他约一起吃午饭，竟然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两点去村里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

 

　　五是走网上群众路线。十五年前，在清华的课堂上，胡鞍钢老师曾预言，下一步拉开贫富差距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会的接驳度。回到基层，我感受到老师的预言确实变成了现实。偏远贫困山区对信息社会的无知、无视，不断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离。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们谋定而后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的帮助下，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最远的村离县城250多公里，一个来回需要花2天时间，群众进城办事难的问题曾长期被百姓诟病。从2013年4月开始，巴东县选择将推进“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突破口，重点在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政务类、资讯类、商务类服务事项。2014年起，在这个信息化平台基础上，运用“农民办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电商等多项服务功能。2015年7月7号开始，巴东每月选择一个偏远村庄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活动，编发农村“扫网盲”读本，并将“农民办事不出村”服务平台和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成集实体网店、信息发布中心、特色农产品反向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中心。我走之前，巴东已在260个村（居）建成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承办商务服务近7万件，使42万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3.不惜羽毛，带头做人民群众喜欢的“网红”。巴东地处偏远，群山纵横，地无三尺平，发展工业空间有限，农业也只能靠特色农业，但是巴东地处长江三峡的巫峡口，大山大水，孕育着大美，这里千年文脉不断，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民族风情浓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是一张绝对的好牌。旅游是注意力经济，必须向外界宣传推广，否则无论你多美，孤独地美着也是不行的。为了节约宣传成本，同时考虑到宣传效果，我亲自出镜录MV演唱用于巴东旅游推广的县歌《巴东之恋》，和清华校友策划翼装飞行世界杯巴东分站赛，自己上阵持“秘境巴东”的旗子直播从3000米高空跳伞，宣传巴东的奇山异水。这些举动给我个人带来一些争议，被大家称为“网红官员”。相比较实实在在的宣传效果，我个人的那点毁誉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人民群众是喜欢的。后来每逢假期，神农溪、巴人河等各主要景区爆满，所有停车场完全塞满之后，公路上还停了几里路。很多干部加班加点搞服务，大家乐此不疲。去年五月茶店子村有个农民新开的农家乐，曾一天接待了300多名游客，收到现金12500，他们家除了盐和味精之外，全是自家产的，纯收入应该在60%以上，他们一家忙到很晚收工的时候，这个农民数着数着钱就哭了，幸福地哭了，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我在巴东的这些探索和实践，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巴东执政的后期，全县的民风相比较最初出现了几乎180度的逆转。“干净、自强”的巴东精神深入人心，信访量断崖式下降。我走之前，巴东共举行了17次不同偏远乡村的信息赶集，每次我都必须到现场，每次都有上千村民参加，最多的一次现场多达五千人，现场极偶尔也有老百姓向我反映情况的，但更多的是老百姓争着和我握手，围着我照相，无论老少，大家都叫我“甲哥”。几乎每一次都会有N多老百姓把他们的孩子塞到我怀中，让我抱着他们的孩子照一张相，说是好鼓励孩子将来好好念书。有意思的是，民风变了以后，当年在某些干部眼里的刁民好像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一件典型的事最能说明这一转变：2015年12月11日，巴东发生一起协警持枪意外伤人致死案件。经微博爆料，当天各大媒体云集巴东，一些媒体直播翻炒，给事态带来舆情发酵的险恶态势。这次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比邓玉娇事件更敏感、更有炒点，可能很难收拾。可是，我们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完全全地妥处。在省有关部门的事后总结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所幸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同志政治形象清廉，在巴东民间和舆论场凝聚了广泛的正能量。‘相信陈行甲、相信巴东政治生态’成为本次事件的‘压舱石’，帮助公众回归理性，而不是瞬间否定，为事件平稳处理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2016年3月3日，水布垭镇杨柳池村“农村信息赶集”现场，村民把孩子塞到陈行甲手中照相

 

　　我离开巴东快一年了，至今仍有好多老百姓通过微信和短信问候我。前不久收到一个不认识的老百姓的短信，第一句话就是“甲哥，再有54天，就是你离开巴东一周年了……”，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像这样来自并不认识的老百姓的暖心的话太多太多了，每每读到都有深深的幸福感。

 

　　4.转场公益，探索服务弱势群众的新路子。我于去年12月任期届满时辞职，人生下半场专职从事公益。我做这个选择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一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成长的经历让我对服务于草根的公益有一种渴望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随着《慈善法》的出台，公益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三是我看到做事的空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急需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够代表主旋律的个人和机构去参与。我多年在基层工作，深知底层疾苦。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呼唤。所以，我来了。

 

　　我现在和公益伙伴刘正琛共同发起的联爱工程，愿景是“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具体要做的事是“儿童癌症综合控制”（Childhood Cancer Comprehensive Control）。行动方案是在试点地区广东河源建立三个中心：肿瘤社工中心（服务于患者）、优医中心（服务于医生，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水平）、医疗技术评估中心（HTA，探索将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方法和路径）。希望通过试点，探索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规律性解决办法。说实话，由于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是这种苦活、累活总要有人做。我是带着这种想法上路的。

 

　　现在可以简单地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工作进展了。如果说我刚开始的心态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现在的心态已经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我得到了很多超乎预期的支持，有来自政府机关的，有来自企业的，当然还有大量来自普通老百姓的。比如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找到我，深圳的城市传奇英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前辈亲自接见了我三次，前不久侯老还专门给我开了办公会，对我的公益社会实验给钱给人，表示“哪怕你的公益实验失败的可能性大，中兴通讯也会支持”。我对未来有信心。

 

　　三、作为基层干部对国家部委局处级干部的建议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我们读到的好多文件政策，其实都是出自于大家这些部委机关的局处级干部之手。今天难得有机会被大家请到这里，我斗胆代表基层干部向大家表达一下心声，顺便吐吐槽，如果说得不对，希望大家海涵别介意，我们可以讨论。

 

　　国家层面关于基层的政策，绝大部分是符合基层实际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在我这个曾经的基层官员看来有点不接地气。比如关于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政策处理上，贫困村和有些非贫困村在精准扶贫之前差距并不大，通过对贫困村的众多帮扶措施，现在是非贫困村反而相对贫困，基础设施欠账更多，群众意见大。在深度贫困地区，区分为重点贫困村和非重点贫困村，但非重点贫困村在实际工作中被理解为非贫困村，国家没有任何项目支持。像这种政策就是对最基层的实际情况掌握不准的体现。

 

　　如何更接地气，我有三个建议给大家。

 

　　一是看待基层的视角很重要。最好不要以俯视的角度来看待基层。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宏观视野与大家肯定不在一个量级，但是他们和具体实践是零距离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就是脚在水里的鸭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看待基层干部戴有色眼镜，要么觉得他们水平太低看不上，要么觉得“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设身处地理解基层的难处，更有助于看清基层的问题。

 

　　二是要腿脚勤，绝知此事要躬行。写文件之前最好是多下到基层去，把相关调研做深做细。最好是越过调研样本地的当地官员，到最基层走走看看，多和最基层的百姓交流。我当县委书记最初两三个月时，面对县城“两违”建筑疯长的现实，就曾经不带人，自己坐盒盒车，到街头巷尾和老百姓交流，得出的结论就和办公室报给我的有不少差异，最终促使我采取了更及时有效的措施制止了乱象。我一个基层的县委书记，不下最基层就容易被下面报上来的情况所蒙，大家在这么高的高层，被蒙的概率至少比我还大吧。

 

　　三是要珍惜到基层挂职的机会。部委的干部下挂到基层，国家这个制度设计对大家、对基层都是很好的链接剂。我在巴东期间也有几个挂职干部和我共过事，这其中有来走走过场的，也有非常出色给力如及时雨的。我的体会是，基层极其缺乏理论知识的指导，而国家部委干部又缺少和基层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对大家来说是难得的接地气的机会。

 

　　大家位高权重，基层一般都会像捡着宝一样，像供菩萨一样把大家供着、哄着。如果大家以旁观者的角度，镀金的心态，觉得帮基层跑点项目和资金就齐活了。这日子其实很好过。但是只有敢于直面基层的矛盾，能解决问题的下派干部，才是基层最欢迎的下派干部。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千万别怕说话不好听的群众，真正的刁民有，但是极少极少。其实群众很好打交道，哪怕他一开始态度很不好。我遇到的找我扯皮的老百姓，99%都是有道理的。同时，大家下去，基层肯定都会抓住机会找你们要钱要项目，你们帮忙也应该。但是一定要关注其针对性，要确保落到实处，防止中间有人分流。这种教训，我就遇到过。

 

　　前不久曾经有个国家部委的朋友跟我说，前几年他们部里有个干部挂职两年回来说，感觉价值观快要坍塌了。我估计他是在基层看到了一些不堪的现象，但是又感觉无力改变，所以才会有此感叹。这种情况肯定是少数，但是他的感受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对于大家这些高知干部来说，从国家部委到基层，这个距离是不是多少有点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呢？费孝通先生做乡土调查时期的中国，很多人看到那个时代如酱缸，毫无希望，但是费孝通看到的却是深层的《乡土中国》，他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和文化分层如缕的分析，至今看来仍然动人。

 

　　我转场公益之后曾发表过一个宣言：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是我们公益人的使命。这句话也分享给大家。 

 

　　习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欣喜地看到党不忘初心，正在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之幸，国之幸，时代之幸。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离开巴东前，陈行甲去艾滋病患儿小航家看望他，小航是陈行甲的干儿子，陈行甲告诉他，“我要走了，以后你还是我的儿子，永远都是。”现在，小航在云南国际慈善机构里读书和治疗，身体学习都很好。

 

　　【附文】

　　“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弃官从善：做一个公益领域的探索者比当官发挥的作用更大

 

　　陈行甲身上从来不缺话题。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身份褪去已近一年，他为宣传巴东旅游从3000米高空跳伞、献嗓录唱MV的事迹依然被奉为“官员如何正确为地方代言”范例;他在巴东县政府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被热门反腐大剧引作剧中清廉基层官员的台词，原话连数字都没变。

 

　　但对他的认识已不能停留在“网红县委书记”的标签上。2017年5月，陈行甲用一篇《你好，我的下半场》宣告开启公益之路，注册成立深圳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之后，他又以一个公益新兵的身份被入行15年的刘正琛请去当了“老板”——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两人合伙“包下”广东省河源市，做起大病救助的社会实验。

 

　　不可否认，曾经的名声为陈行甲带来不少转场流量，初入公益领域，他说自己收获的帮助和感动远远超出预想，他因此把这半年形容为“一段与公益的蜜月期”。

 

　　“人生没有长久的蜜月，但是只要找到了心灵安放的地方，爱是可以一直持续的。”陈行甲说，他与公益就是这样，蜜月结束了，热恋还会继续。

 

 

　　一场社会实验

 

　　受邀到腾讯99公益日做TED演讲，陈行甲意外又激动，“这样的大机构，这样大的全国公益平台。”

 

　　但最大的收获，是他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进一步明晰了自己的项目该如何简练准确地描述，“就是4C，Child Cancer Comprehensive Control，儿童癌症综合控制，以儿童癌症综合控制为内容做一场社会实验，探索解决因病制贫的规律性办法。”

 

　　他很满意，以前“联爱工程——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的说法太宏大，“4C”让人一眼便清楚他在干什么。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6年6月发布的一组数字，全国有将近7000万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达42%，占比最大。2016年底“罗尔事件”的发生，则折射出另一个不易忽略的现实：面对疾病，中产家庭同样恐慌，危机四伏。

 

　　“白血病是儿童癌症的第一大杀手，第二是脑瘤，第三是淋巴瘤，第四是淋巴母细胞瘤，这四类基本覆盖了80%的儿童癌症，白血病占了近30%。”看到这一社会“大毒瘤”，陈行甲要用“联爱工程”做一场社会实验。

 

 

　　“我们不是简单地找富人筹钱给穷人孩子付医药费，我们是要建立数据库、摸索规律、形成指南，做成可复制的模式，推进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从根子上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陈行甲说。

 

　　他选择广东河源作为试点，在这个拥有360万人口、相当于欧洲小国全国人口的城市，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病种，联合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探索解决因病致贫的规律性办法。

 

　　刘正琛原来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从事公益事业15年，专注白血病等血液肿瘤救助。他欣赏陈行甲的魄力，聘请他为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二人联手进行这项社会实验。

 

　　今年3月，陈行甲和刘正琛到河源市实地调查得到数据，河源现有儿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费25万元计算，实现兜底治疗需要2425万元。尽管现行医保的报销率较理想，但医保药物目录更新较慢，许多新药未纳入报销范围，“初步预计，白血病的综合报销率为50%，缺口是1212万元。”陈行甲说，1212万元的报销缺口将由地方民政与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共同兜底。

 

　　多年体制内工作经验锻炼了陈行甲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他很快为“联爱工程”建起项目模型。

 

　　联爱工程下设三个中心：联爱肿瘤社工中心、联爱优医中心、联爱医疗技术评估中心，分别针对患者、医生和药物。肿瘤社工中心为患者提供政策咨询、评估需求、建议医疗，让患者在现有医疗体制内少跑路、少花冤枉钱;优医中心支持医生提升能力、建设医学文化，提升河源治疗白血病的能力;医疗技术评估中心通过评估药物相对疗效、成本效益、预算冲击，促进医保药物目录更新。

 

　　陈行甲说，三个中心能够实现区域内所有儿童白血病患者的整体兜底医疗，“期待将来能够形成一些规律性的建议，推动国家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最终解决中国的因病致贫问题。”

 

　　前不久，老天带给陈行甲另一个机会。北京天坛医院在云南挂职的一名博士，联合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干部在云南发起一个儿童脑瘤防治研究的公益项目，他们已经筹好了款，找到陈行甲希望一起合作。

 

　　“天助我也。”陈行甲说，除了白血病以外，儿童癌症的第二大杀手脑瘤，他也要开始尝试去解决了。

 

　　我不做谁做?

 

　　陈行甲考虑过，也许自己可以探索出第三条公益道路，既不在体制内，也不完全在体制外，二者结合，发挥最大效力。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又曾经在国家级贫困县工作，我知道下面(贫困人群)的苦;我有体制内工作经验，熟悉体制内的话语体系，知道如何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如何撬动政府资源;再加上刘正琛做了15年这么专业的人和专业的团队，他和我做这样的深度合作。”

 

　　他没有非成功不可的包袱，他觉得这不是做公益的逻辑。他说，哪怕形不成经验，留下些教训也是好的，起码能让后人踩在自己肩膀上继续把这个事做成。这便是“实验”的真义。

 

　　“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做实验的，因为我的人生已经很成功了。当官得到人民群众一边倒的称赞，在这个仇官仇富的社会里，像我这样在互联网上老百姓一边倒叫好，是很多人花钱雇水军都买不到的。而且我受到党中央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全国优秀党员”称号，最高领导人接见，我还想怎么样呢?”

 

　　陈行甲说，他有资本来做这样的实验，因为失败得起。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不做，那么谁去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去做?”

 

　　这也是他选择辞去公职的重要原因。看到民间疾苦，明白身在体制内的局限，让他有一种使命，去更广阔的地方放手做点事情。

 

　　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政治前途。清华大学全日制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派留学生，在巴东县当政的前四年，各级都没有收到过一封关于他的群众举报信，堪称官场奇迹。2016年9月，时任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入选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在一串候选人名单里，他年纪最轻，45岁。

 

　　当所有人都看好陈行甲的政治前途，他却毅然决然辞职了。

 

　　陈行甲后来透露，辞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得罪了个别关键人物，继续干下去反而不利于巴东的发展，但最主要还是考虑到“做一个公益领域的探索者比当官发挥的作用更大”。

 

　　“官员弃官从商的大把，但是弃官从善，陈行甲是第一个。”深圳市的一位局级领导说。

 

　　人生的下半场从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启，陈行甲回到归零的状态，白天背着双肩包挤地铁去学校听课、参加各种公益论坛，晚上熬夜看资料、码项目书。大半年来，他从公益新兵变身公益学院导师、公益演讲嘉宾、公益比赛评委。

 

　　基金会的团队也在壮大，聚集了一批国家级的医保、医疗专家，郑功成、方建培、陈英耀、梁洋、孙强、吴敏媛……还有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医学博士、清华八年制医学博士也纷纷加入新阳光和恒晖的队伍。

 

　　“你让我想象两年后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就非常非常高兴了，但没想到我只用半年多时间就走到这样。”陈行甲说。

 

　　他不怕路途遥远，他早已决定投入半生时间，“如果能够活到80岁，我还有很多年做这个事情。”

 

　　看透依然热爱

 

　　也有无力的时候。

 

　　今年6月，深圳一个名企的负责人找到陈行甲，想了解他的公益项目。

 

　　陈行甲异常兴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仔细整理思路和材料，激情满怀向对方介绍，从背景到意义，从实施设想到难点分析，从落地细节到长远前景……两个小时过去，当他起身告别时，对方认真表达了对他理想的尊敬，但对于项目并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意思。

 

　　回程地铁赶上下班高峰，陈行甲背着重重的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终于找到座位坐下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快要瘫了，“脑中闪现出以前当县委书记时前呼后拥的情景，闪现出当市长时随手几百上千万签字拨款的情景，那一瞬间有些恍惚：我这是在哪儿?我这是在干什么?”

 

　　他时不时还会上网去看巴东人民给他的留言，那是他的力量源泉。他手机里至今存着一些素未谋面的网友写给他的送别信。信中说，“你是一位勇者，一位廉者，一位手握正气之剑的守护神。是你掷地有声的胆魄和气度借给了巴东底层百姓的虎胆，是你猛药袪疴的坚持与担当借给了巴东浓云满天里的光亮，是你借给了我们勇气、信心与希望。”

 

　　每每读这些信，陈行甲都会流下眼泪。

 

　　他想起离职时同事眼泪汪汪送别的话，“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想干什么，你一定要好好的，你只有过得好，才会让我们这么多仰慕你、追随你的人，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光明和希望。”

 

　　他重新拾回力量，反思自己在这次汇报中哪些地方说得不好，重新梳理材料。不久，他站在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面前汇报项目，侯为贵明确表示，中兴通讯将为他的公益社会实验加持。

 

　　陈行甲生于70年代，长于理想主义的80年代，热爱诗歌和文学，大学时把海子、顾城、北岛的诗读了个遍，自己也没少写。如今他依然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弱势者的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是罗素写在《我为什么而活着》中的文字，大学时期，陈行甲把这段话熟记于心，如今他依然能脱口而出。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生，因为它与我青春时的理想呼应。这很纯粹，没有掣肘和牵绊，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陈行甲说。

 

　　“只要认准了方向，就算是天边的星星，光亮再微弱，只要我确认它的光亮是真实的，不管多么暗淡我都敢往那走，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信念。”

 

　　陈行甲说，看清依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是每一个公益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