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俊德唱梆子戏管村干部叫“二百五”。没错，村干部们确实个个想当“二百五”——挣二百五的工资，发扬二百五的精神，发挥二百五的干劲。

南街村敬老院原先住着个没有儿子的老人叫周俊德，20多年前就过世了。老俊德在世时，整日里爱唱那河南梆子戏。老人们都说老俊德那架式，那随口而出的词，还真有些“专业”的韵味。那时候，敬老院的老人们吃过饭没事儿，围着闲聊，就有人嚷嚷“老俊德来两句”。老俊德在老哥们老姐们面前也不做客套，清清嗓子就唱开来。那么多年时间过去了，老人们还记得老俊德的梆子戏里有这样一段唱词：

说南街，

道南街，

南街的党员干部累又苦，

人人落个二百五，

……

说谁是“二百五”，那准是骂人的话，这不只是南街人的说法，也不只是河南人的骂人话，这在咱们中国就是一个妇幼皆知的损人的话。我们一听说老俊德唱梆子戏叫村干部“二百五”就纳闷了，在一说起村干部就是满口好的敬老院老人中，怎么还有人这样骂村干部“二百五”的?而听到这话的老人们居然还哈哈笑，也是一反对村干部呵护热爱的常态。一问，方明白老俊德那话里头说的，是指南街村的干部每月拿250元工资。

听了这一番解释，我们觉得这样做有些难以理解。自己给自己定每个月工资拿250元，这不是明摆着凑热闹叫人骂嘛。南街村的干部也是有意思。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下王宏斌。

“铜钱中间有个方孔，是用来串钱的，五百个算一串，也叫一吊，二百五就是半串，也叫半吊，在咱河南人原先把那不精细、憨、傻、缺心眼的人叫‘半吊’，后来，就称作‘二百五’，这可是句骂人的狠话。”

王宏斌说，到了南街村的人，大凡都要向他提起“二百五”。而一问到“二百五”这一故事，王宏斌总是先向客人讲这么一段典故。完了，王宏斌就立刻要绷起刚刚还笑嘻嘻的圆脸，严肃起来。

“咱村干部工资之所以定为250元，就是要用上那‘半吊子’、‘二百五’的劲儿。咱村的党员干部就是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劲，工作起来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劲，那种不怕吃亏的傻劲。”

在南街村，戴“二百五”这顶帽子的，头一个就是王宏斌。

这大约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王宏斌弃工归农的事在中原大地传开来后，人们就议论纷纷起来“王宏斌是个二百五”来。

“听说南街有个小伙儿叫王宏斌的，老爸退休让他顶了工作，可他才干两年工人，就硬是回农村修起了地球，你说这人傻不傻。”

“别人进了城干个临时工，都为自己一半脱离了农村而庆幸，人五人六的，那小子倒好，端着了个铁饭碗，正式工，他都不干，看样子脑子有点问题，是那二百五一个。”

“那是的，不是二百五，也是半吊子。”

当人们都首肯了这一定论后，王宏斌就正儿八经地戴上“二百五”的帽子。

但是要真正说起南街村党员干部都是“二百五”的由来，应该追溯到1981年那年。

当时已有近3000口人的南街村人称“难街村”，因为当时这么多人只靠2300多亩地吃饭，每年种的细粮连让群众吃饱都不够，村子穷了啥事都办不成，就落下了这个诨号。于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开始琢磨着走发展村办企业的路子。首先他们想办一个面粉厂。可是那时南街生产大队穷得叮当响，根本没钱投资。当时就有人笑话村干部异想天开：“看那几个人憨样，俗话说，吃酒、赌博量家当，看看咱南街穷得这啥样的，能指望啥呀?”

可是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没有被困难吓倒，没钱就决定筹集资金，村里干部每人先筹3000元，期限是一星期。任务一分，村干部们就分头行动开来，求亲戚告朋友，你一百他两百地凑，群众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也纷纷加入了这筹集资金的行列来。还有些有点小门路，主动替村里去贷款。就这样，南街村的党员干部们终于凑齐了20万元。

有了钱，面粉厂就开始兴建起来了。拉大沙、抬水泥、运砖头、垒厂房，村里的领导干部带头义务干。那时间里，他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吃过一顿应时饭。支部成员郭全忠、王金忠、技术员李黑最“傻”，整天磨在工地，连家也不回，等面粉厂建好开了工，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来要工资要奖金的，加班费那提都甭提，要是别人提，干部们就说，那是俺们蹲在家里没事干，到工地来活动活动手脚。别的村的人一听，还是那话，不是标准的一群“二百五”吗?

而那年冬天，为了给村办企业扩大生产集资，南街村的党员干部到火车站搬运东西，干了整整一个冬天，得了3万元运费，结果个人一分没得，全贡献给村里做基金了。从这开了个头，往后在别的村的干部忙着到处捞钱的时候，南街村的干部却忙着为群众们干活操心，特别是大量的义务劳动，在方圆四邻八乡出了大名。难以理解南街村干部们的行动的外乡人，就给南街村的干部党员取了个外号“二百五”。

到了这时候，“二百五”这说法还只是外村人给叫叫的。而到了1988年，则是全南街人都开始认可这一“称呼”了。时光行进到了1988年，南街村的企业已初具规模，村里头相继办起了砖瓦厂、食品厂、养猪场、养鸡场、麻纺厂、冷库等大小企业15个，年创产值1200万元，利润120万元。这时村里就有人私下说：“现在咱有钱了，那钱还不知落到哪个头儿腰包里，说不定有的干部要吃个肚圆哩!”有人则不以为然：“村里干部操心大，办事多，尤其是党总支的领导，就是多拿些钱，咱也没啥说的。咱能生活得好，还不是全靠他们领导。”(那会儿，因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外来人口剧增，村党支部也升级为村党总支部了。)更多的人则是静静地观看着，看集体有了钱到底如何分配?一双眼睛都盯着村干部。

针对这些情况，南街村党总支召开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

主持人首先发了话：“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咱们这里也实行工资制了，今天，大家就来定一下班子成员的工资，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时有人就提了意见：“按理说，今年咱村的产值也不低了，利润不少，按乡镇企业的利润提成来算，就是拿个千儿八百也不多，这个问题上面也有规定的。再说，咱大家当领导的都是没日没夜地操心，也该提提工资啦。”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王宏斌也提了个意见。他一开口就把大伙给逗乐了，他说：“我建议，咱们村委班子领导的工资都定为‘二百五’。”等大家笑过后，王宏斌开始认真了，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之所以想把我们的工资定为250元呢，那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党员，是村干部，就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劲，工作起来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劲，那种不怕吃亏的傻劲。”王宏斌言罢，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连大家的呼吸声都一清二楚。

最后，大家表决时，居然所有的人都决定村干部的工资定为每月250元。以后，不管南街人的工资制度几经调整，全村人的工资不断在上涨，最高的都拿到了每月3000多元，日本技术员月工资甚至有高达5万元的，可南街村村干部的工资还是——“二百五”。

于是，“二百五”的帽子就这样在南街村村干部们的头顶落定了。

往后的日子里，“二百五”这称呼被南街人在心底里默默地温暖着，并升华进发为工作的动力，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则像插了翅膀一般猛增。

在今天，你若是关心“二百五”这个问题，去问那南街人：“你们村里那一群叫‘二百五’的村干部，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言下之意，就是他们的工资是不是还是拿250元。但机灵而不乏幽默的南街人会大声地回答：“有!”

“啥变化?”

“‘二百五’多了，原来13个，现在变成21个啦。”嘿，原来是村委班子调整，村干部数额增加了。而当我们在南街村财务处一打听，得知南街村拿250元工资的其实不是21人了，而是150多人。

对于南街村的这一“二百五”工资制度，有些人认为是他们在故弄玄虚，其实，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像南街村干部这样自认当“二百五”的人，足以千万计，平时，我们管叫这种精神为“无私奉献精神”。毛泽东著作里多次提起的白求恩等典型代表，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再追溯到早些时候，它可以说是渊源于巴黎公社的最早分配制度。南街人将无私奉献这一抽象的理论，以当“二百五”这-形象思维来理解，也正是他们继承发扬了这一种精神，才得以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干部。

2.“班长”王宏斌说：不光村干部要发扬“二百五”精神，全村的党员干部都要甘做“二百五”。群众也不甘落后，全村四处出“二百五”。老班头献厂，老阿訇不拿工资。

在南街村，所有南街人几乎全部知道“二百五”的故事，以及“二百五”的精神。这又是一个颇令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也使我们对南街村教育的广泛程度以及深人程度再一次得到验证。

当初，村干部给自己定了“二百五”工资的事，在南街村，就如一粒石子投进水里就泛起层层涟漪一般，以南街人特有的方式传播形式传了开来。南街村的党组织就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全村展开了“人人学‘二百五’精神，争当‘二百五’”的活动。正如他们发展经济非常注重抓住机遇一样，在搞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中，他们也是非常注意时机的运用。组织全南街村的群众学“二百五”精神，该学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受到了南街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为了能更好地引导群众，王宏斌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将所认识的“二百五精神，归纳为这样三句话：

一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不怕吃亏的精神。不怕吃亏指的是什么，这一点不用说，群众们也都知道。

二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干劲，那种认准了方向不回头的苦干劲头。这样一说，群众们心里头也透亮了。

三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那股认真劲，干什么事都不受外界干扰，不干好不罢休。

这三点解释下来，南街村的群众就算是把这“二百五”精神给弄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

自从1988年南街村推出这么个“二百五”精神后，村里的党员干部就个个成了“二百五”。党员干部们说，光叫着不算，行动上见功夫。于是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个个热心为群众服务，给群众做好榜样样样带好头。

在这些人中间，南街村党支部原副书记刘坤岭的“二百五”的事干得最大。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一下子就向村里献了一个工厂，一个老农民向村集体捐个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元钱，或许都不算啥，要说一个人能捐一个工厂，那可当真是了不得的事。

不过，你到南街村去，要问刘坤岭家住哪儿，南街的年轻人会反问：刘坤岭是谁呀?因为南街人都管刘坤岭老人叫“老班头”。因为1984年前，刘老汉当了几十年的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年纪大，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班头”，正儿八经的大名，除了领粮领钱村里头的会计写一遍以外，没人说也没人写，时间一长倒是给忘了。

话归正题，1984年那一年，刘坤岭为了培养接班人，实现村干部年轻化，主动让贤，退出了领导班子。后来因为忙惯了闲不住，就联合村里的刘改莲、小黄等人办起了一个小型的清真食品厂。

老班头办事认真，手艺又好，很快就把清真食品厂给经营得红红火火的。1986年，在“全省少数民族传统食品展评会”上，老班头的产品竟一举获了三项优质奖。1988年，河南省政府又授予老班头办的厂“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一时间，老班头和他的食品厂在临颖及周围几个县都小有名气，而老班头这个外号，更是越传越远，越叫越响。不久，老班头的清真食品厂因产品的产量、品种和档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了全面扩建，更新了设备，生意更加兴隆。就在这时候，学习“二百五”精神的活动，在南街村广泛开展起来。老班头是党员，是党员当然对村党总支的号召积极响应。于是，那会儿开始，老班头就有了向村里献厂的想法了。

时间推移到1990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别的家庭都忙乎着商量准备年货，可老班头却琢磨着和老伴商量献厂的事。那天中午，老班头向老伴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平时思想挺开通的老伴一听老班头说，“把食品厂交给村里”，就坚决反对：“什么?你是不是说梦话?”

老班头说：“不，这是我最清楚时候说的话。”

“那你跟改莲、小黄他们商量了?”老伴知道老班头脾气倔，想做的事别人说了也没用，只能寄希望于这一点上。厂子是三人合办的，如果另外俩人不同意，老班头一人说了也不算。

没想到老班头接口道：“商量过了。”

“他们咋说?”

“都同意，只剩下和家里人商量了。”

“什么都同意，你是老班头，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他们不好驳你的老面子。你呀，真是越老越昏了头，越老越积极。那好，当你的老积极去吧，真是老了还要当‘二百五’。”老伴越说越气，连饭也不做了，回到房里往床上一躺，任谁怎么叫，就是不起来。

老班头拿老伴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向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他，在做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竟败在老伴手里了。老班头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终没想出能说服老伴的好办法，只好找他那两个合作伙伴——刘改莲和小黄共商对策。有句话说，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几个人经过一番研究合计攻坚方案”终于制定出来了。

年二十九了，这天晚上，老班头破例没有出去转转，而是在屋里一边烧水，一边擦洗着茶壶茶杯，好像家里要来客人了。果然，不一会儿，刘改莲和小黄就进了门。

老伴虽然躺在床上，却在细心地听着他们几个人的动静，果然，不出老伴所料，他们就谈起献食品厂的事来。刘改莲先讲了话：“前天，孩子他爹放假回来，我把交厂的事跟他商量了，他说，我们几家辛苦几年，厂子正兴旺着时候，咋能犯傻交给村里?就是要交，那也等过几年，咱各人手里都存个十万二十万的，再交也不迟——”

“俺娘也不同意。”没等刘改莲把话说完，小黄就迫不及待地抢了话头：“俺娘说，人们都说咱的小食品厂是棵摇钱树，本扎了，光求利了，咋能说交就交出去呢?”小黄这话也没等到说完，就有人接了话：“看看，看看，我想着大家也不会同意的。就你老班头老积极，老发昏，老‘二百五’。”老班头叫了几天没叫起来的老伴，不请自到，披着衣服就从里间出来了。

老班头、刘改莲、小黄一看老太太出来了，便会心一笑，把刚才没完的话题继续下去。还是刘改莲先说：“后来，我对孩子他爹说，你在外边工作，不了解村里的发展情况。现在咱南街村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南街了。村党总支领着大家把集体经济搞得可红火了。大家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是党员能只顾自己个人发家致富吗?小孩他爹是个明白人，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我的意见了。”

“小黄，你娘啥态度?”老班头的老伴听了刘改莲的话，有些沉不住气了，她希望小黄他娘能和自己意见一致。

“俺娘为这事可伤心了，几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老班头的老伴一听这话，来了劲，把凳子往小黄边上挪了挪。可没料到小黄接着说：“昨天晚上俺娘对我说，我想了好几天，咱也是南街人哪!在村办企业上班的村民有啥福利，咱也有啥福利，咱这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心里有愧啊。就如你说的，咱把厂交给村里，村里也亏不了咱，咱去村办企业上班既拿工资，又光荣，心里又踏实，再也不觉得欠乡亲们的人情了。”

老班头的老伴听完小黄的话，久久没吭声，而老班头他们也不催她，只顾自己慢慢地品茶。停了一会，老太太终于开口了：“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咱不能一边不劳而获，一边个人发家致富，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还能拉着后腿?”

一屋子四个人全都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老班头代表南街清真小食品厂“董事会”，向南街村党总支郑重献上了这棵他们多年创业闯下的“摇钱树”。

这段故事，给有关南街人当“二百五”的传说，加上了重重的一笔。

其实，要从南街村的历史上来说，老班头还不是头一个向村里献厂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个村民，就把自己创下的造纸厂无偿献给了村里。

在这之后，南街村又出了诸如老人不享清福、没事找事等发生在群众身上的事。这些里头，回民老人阿訇不要工资的事，又引起了南街一段佳话。

年过七旬的老回民阿訇在南街村可是个人物，因为有一手做面食的好手艺，阿訇老人一家是南街较早走上富裕路的人，并且是村里回民的头，威信极高。七十多岁的人，还担任着方便面厂一个车间的主任，根据干部向工人倾斜的原则，阿訇一个月拿300元钱，但是车间工人们说，俺们老主任8年没拿一分钱的工资了。听了这话，老人开朗地大笑：我这么大年纪不花钱，生活上又好，我要这钱干啥?我每次发了工资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存够四个月就再取出来上缴给村里。

人人都说有钱好，哪有干了活不要拿工资的。在外村人的眼里，老班头、老阿訇这些人真是太不可理喻了，确确实实可以冠名为“二百五”了。这在中原是个奇迹，在中国也是奇迹，它让人们真正地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南街精神。一天一天下来，干“二百五”事的人越来越多，“二百五’的故事也越积越多。南街人先是大会小会讲，后来是编成故事，在故事会上大讲特讲，再后来，这些有关“二百五”的故事稿子多了，南街人干脆把它和村里其他的一些故事合在一起，汇编成一册书。

书名是市里头的领导给取的，叫《中原风》。

那一年，一批作家、诗人到南街来体验生活，听了这“二百五”的故事后，很受感动，当即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

诗的题目就叫《致南街的“二百五”们》。

我知道二百五

当然是一个饱含贬意的

称呼

可站在南街村这方土地上

别样清新的乡村气息

却让我明白了

这让我们的民族戏说了几千年的称呼

在这一刻

就如同春风

温馨地拂过我的灵魂

南街的

被称为“二百五”的人们

你是站在精神沙漠里的一棵绿树

以自己的无畏

用最为虔诚的信仰营造本该属于我们的春天

站在你的故事里

我懂得了

这称呼的内涵与分量

那是你对无私奉献精神诠释的语言

是你们躬下腰

洒下的汗

淌着的泪

澎湃的热血

书写 理解

我在冬日的风雪中

来到南街

用一枝怒放的梅花

讴歌这曾被人们蔑视的称呼

那被称为“二百五”的人们

数十年为一方民众谋幸福的精神

与那傲斗风霜立于一野荒芜

领万物迎来春天的梅之气度

竟有着那般的巧合

我在我们的民族以自信的步伐步入新世纪时

我们来到南街

用一首写于这个时代的颂歌

歌唱这曾被人们笑谈的

称呼

那无愧于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的人们啊

敢立时代潮头闯新路

很朴实的笑容

很真诚的言语

还有那用汗水与心血写就的创业篇章

就是一曲“二百五”精神

就是为群众牵肠挂肚

就是如土地般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无私

就是无视风言风雨为谋宏图不回头

就是一曲为着实现共同富裕唱响的

——动人歌谣

这首歌谣啊

将会和中原大地上那豫剧的曲调一样

流行于我们生息的每一寸土地

并会成为过上殷实生活的人们的永远的自豪

南街村的老少爷们能看得懂这诗的含义的人不多，但大伙儿还是从这群感情丰富的人的语言里品味出诗人们那无法掩饰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