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在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中的主导作用

——兼谈海军与中国核潜艇精神

杨连新

1974年8月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建成服役，这一成果，使中国的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海军开始进入“核海军”时代。

海军在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过程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从核潜艇的策划、预研、设计、建造、试验到使用的全过程，都在直接执行、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国务院的决策;而且全程参与其中，担负着组织和领导作用，全局掌控着核潜艇的研制过程;并亲临第一线宣传政策、协调关系、解决各种问题。作者在其编著的《中国核潜艇大事记》中真实地记载了海军在第一代核潜艇研发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现整理如下。

一、海军负责草拟核潜艇研制规划，编织最初的“核潜艇梦”

1956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在组织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时，有关海军的规划内容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主持、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具体领衔编写。海军的规划中包含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的研究。自此，国家和军队把核潜艇的研制正式列入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中。

1957年春罗舜初。

1956年薛宗华。

二、海军负责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研制核潜艇的绝密报告

1958年6月18日，聂荣臻元帅根据海军和二机部分别提出的关于尽快研制我国自己的核潜艇的建议，召集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以及一机部、二机部、国防部第五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总参装备计划部的领导共同讨论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会议由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汇报，经充分讨论，最后聂荣臻指示海军根据会议决议起草呈送中央的请示报告，并以他的名义上报。

之后，薛宗华负责为海军党委起草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并面送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陈赓大将;陈赓将文件亲自报送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批示后送聂荣臻;最后以聂帅名义将请示报告呈送中央。仅仅几天时间，中央有关领导就对报告进行了快速传阅。7月份，毛主席批准了这个编号为238号的绝密报告。从此，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

三、海军在核潜艇研制过程担任各阶段最高规格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1958年—1960年期间

根据1958年聂荣臻给中央的报告提议，中央即组建了第一个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即“中央4人小组”)，负责筹划和组织领导核潜艇的研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担任，其他三位成员是一机部、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的领导。领导小组成立后，当年就筹建了第一个“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和第一个“潜艇核动力设计组”。总体设计组的组长是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支部书记是海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曹磊，政治助理员和秘书都由海军委派，总体设计组下设的几个专业小组技术人员中，很多也是从海军各部门选派的造船专家。“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当年的海军大院内，该组主要负责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和总体任务的安排落实，制定潜艇战术技术性能(这个总体设计组于1965年发展为“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曾短期脱离军队建制，但1969年—1975年又回归海军)。

1958年年底，海军政委苏振华率领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随员均为海军和工业部门从事核潜艇工作的人员。通过考察获得了不少核知识和核信息;另外还收到了苏方回复我方有价值的几十个具体技术问题。这一年，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还带领海军司令部通信兵部陆建勋工程师前往中南海，专门向周总理汇报有关潜艇水下长波通信问题。(后来陆建勋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8年薛宗华(薛平提供)。

1955年曹磊(曹晏华提供)。

1960年—1969年期间

1960年3月，“中央4人小组”撤销，在国防科委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共由12人组成，组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副组长是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和一机部、二机部领导。海军仍然是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

1960年12月，国家成立了第一个舰艇研究院，刘华清任院长，由海军负责筹建和党政日常管理;该研究院曾由国防部建制或国防科委建制，但在业务上仍由海军指导，党政工作仍由海军管理。研究院下设核潜艇研究室(即原海军核潜艇研究室)，主任周圣洋，政委苏萍。1969年—1975年，舰艇研究院正式划归海军建制。

1960年周圣洋(薛平提供)。

1960年苏萍。

1961年苏振华。

在此期间，1962年，前身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其业务工作由海军指导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09研究室”提交了《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后，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为后续的设计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2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潜艇设计专业和核动力装置专业(从其他专业转入)的海军学员毕业，他们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核潜艇的第一批设计人员。在潜艇设计专业学习的学员周圣洋因工作急需，提前毕业接替09研究室薛宗华主任，后成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主要领导人。

1962年哈军工潜艇设计专业学员毕业合影。

1965年毕业的哈军工首批全国正式招生的核动力装置专业海军学员(摄于1963年国庆节，洪鼎铭提供)。

1965年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正式列入国家研制计划，海军即向核潜艇总装厂及有关主要设备配套厂派驻了专业技术力量雄厚的军事代表室，负责核潜艇及其配套设备现场的质量监造和产品验收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开工。

1969年—1977年期间

1969年，中央成立了一个规格更高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是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后改为海军政委苏振华)，常务副主任为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有关工业部门的领导为副主任或成员。海军舰艇研究院的陈右铭为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是海军潜水艇士兵学校的陈世谦、李海亭等。办公室设在海军装备部。

这个由海军领导挂帅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直到1977年第一代核潜艇全部开工，完成使命，其工作才移交给国防科委。领导小组在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协调、组织等作用。

在此期间，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系泊试验现场总指挥均是由海军驻厂军宣队副政委陈琪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代表海军党委参加了下水仪式;第一艘核潜艇“海上航行试验领导小组”由海军副司令员马忠全担任，副组长由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和海军第七研究院的领导担任;首艘核潜艇于1974年建成服役，海军驻核潜艇总装厂军事代表室的总军事代表孟庆宁负责在《交船议定书》上签字。核潜艇入列后，解决了中国核潜艇的“有无”问题，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2年，毛主席批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关于091型核潜艇定型生产的报告》， 海军成立了定型小组，组长是海军总军事代表孟庆宁。1975年完成了核潜艇的设计和生产定型工作，开始批量生产。

1970年孟庆宁。

1975年核潜艇工程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

为了体验和获取人员水下的耐久力和忍受力，在1969年到1975年期间，海军医学研究所奉命组织潜艇艇员进行了3次90昼夜—120昼夜的陆上模拟水下封闭环境的极限耐久力科学实验，参加试验的数十名试验员都是从潜艇部队选拔的优秀指战员，他们经历了极为艰苦的密封舱室考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损伤自己身体为代价，为国家、为军队获得了大量水下长期航行的数据。他们乐观地戏称：甘愿为核潜艇当“小白鼠”。

核潜艇服役后，海军协同工业部门继续解决定型遗留问题、开展齐装配套、进行改进完善等，促使核潜艇尽快形成战斗力。

中国第一艘攻击性核潜艇长征1号、舷号401。

四、海军承担了核潜艇的试验、训练、战备值班等任务

1969年，海军组建了第一个核潜艇接艇队，并逐渐发展壮大为现在的核潜艇部队。核潜艇服役前，海军一直担任产品的质量监督验收，并参加核潜艇试验和试航中的操艇任务(海军均为各艇试航领导小组的组长);核潜艇服役后继续组织领导未完成的遗留重大试验。

为了促进核潜艇力量发展，搞好核潜艇部队建设，海军于1984年—2009年成立了“海军核潜艇部队领导小组”，组长由海军副司令员担任，该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全面规划核潜艇的试验、训练、管理、维修、退役和战备值班，促进了核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例如：核潜艇部队多次组织完成核潜艇连续90昼夜的自持力考核;多次完成核潜艇的极限深水试验;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发射过多个型号的巨浪型潜射导弹;组织进行了核潜艇中修和无害退役;核潜艇已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外出岛链远航太平洋已成常态。

1982年10月，潜艇水下发射巨浪一号潜地导弹成功后，张爱萍(左3)与海军基地领导在200号核潜艇前留影。

1982年10月，在31型长城200号潜艇前，潜艇水下发射巨浪一号潜地导弹成功后张爱萍与海军、科委领导合影， 左起：马立新、杨国宇、刘华清、廖汉生、张爱萍、李耀文、马捷、 陈右铭、石宗礼。

五、海军与中国核潜艇精神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同时创造出两个伟大的成果：一个是物质的，即中国核潜艇;另一个是精神的，即中国核潜艇精神。海军是这两个成果的重要创造者、见证者，是当仁不让的核潜艇精神成果的重要贡献者。

核潜艇研制各阶段最高规格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均由海军挂帅;海军机关业务部门、基层的核潜艇部队、驻各厂海军军事代表室，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发展全过程的直接践行者;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中，海军还向工业部门输送了大量设计、试验、管理人才，很多第一代“核潜艇人”都有参加海军的经历;有关核潜艇的设计、试验单位大多数也是“出身于”海军。所以，海军对中国核潜艇精神的内涵具有全方位的感悟和深刻的理解。

中国核潜艇精神是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发扬中国核潜艇精神，除了要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核潜艇部队敢打善拼的战斗作风，也要发扬核潜艇研制过程中责大于天、艰苦创业、尊重科学、拼搏奉献、创新协同的研发精神，这些精神成果如果得以推广，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主席广西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2021年3月习近平主席指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中国核潜艇精神是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浓缩，它既是军队的也是国家的，应该让“沉睡”的核潜艇精神“浮出水面”，发挥红色基因作用。因此建议：

1.深入研究挖掘核潜艇精神，将中国核潜艇精神收入国民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使之在全军乃至全国深入人心。将中国核潜艇精神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谱系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使之成为名正言顺的、公开的国家精神。

2.国家尽快筹建中国核潜艇博物馆，建立永久的国防教育基地，让这一伟大的精神成果赓续传承、发扬光大、薪火相传。

(作者系原海军核安全局副局长、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