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船台上的日日夜夜

王荣生

1949年夏，武汉解放不久，我报考中南交通学院攻读造船专业，后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1953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从入校至今60余载过去，参加革命后，我这一生的学习与工作始终与新中国的造船事业联系在一起，亲历了新中国船舶事业的起步成长与发展，经历了中国人民海军建立从无到有，海军装备建设由薄弱到强大的发展历程，我为能把一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造船事业感到十分荣幸，十分自豪。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文革”时期参加组织核潜艇首制艇船台会战的日日夜夜。

那是在1968年4月的一天，武昌造船厂收到由六机部军管会电请武汉军区转武船党委的急电。电文内称：调武船副厂长王荣生去担任一重要工程任务，希接电文告本人即来六机部报到。三天后我赶到了北京，时任六机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黄忠学副部长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调你去的厂，是承担国家特殊重要的任务。我们去厂现场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加强核潜艇厂建设任务的“四、八”批示时，工厂提出希望调一位年青的厂领导来管生产，我们提出你，是经领导同意批准的。他在谈话中再三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并几次问到我：“王荣生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困难总归是有的，我下决心去闯!闯得出来就闯过关，闯不出来我总结经验教训”。他见我接受了任务并表态后，说：“这样的态度很好，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报到后不久，厂就召开了革委会成立大会，我是六机部任命的生产副厂长，作为干部代表之一参加革委会，任副主任并兼任生产指挥组组长。为了争取时间，首制核潜艇在总装厂采取“三边”(边建设、边设计、边生产)的方针下进行的，采取了大协作的办法，进行总体建造，时间的确是紧，任务重。

我到职后不久，就到办公室住下，办公室也是会议室，晚上就住在小资料室，白天上班，晚上就看图(阅读)，熟悉资料，我过去虽干过常规潜艇，根本没见过核潜艇，在厂党委领导下，与驻厂解放军一道把生产指挥组搭建起来后，就很快的把工作推动起来，全身心的、全力以赴的投入了组织生产技术准备和总体建造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

根据上级的要求，安排了首制艇的总进度。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首制核潜艇的总体建造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船厂的厂房里和船台上最鼓舞士气的名言是“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按舰船生产的工艺特点，即艇体建造、设备安装和系泊试验三大建造阶段为基础组织了“三大战役”。根据三大战役的特点要求，组织技术力量逐个展开。

1968年5月，首制核潜艇开始放样。11月23日，总体建造开工下料。1969年11月，第一个立体分段建成，掀起了第一战役的高潮。紧接着以这个主体分段为基准从两端向其靠拢，工人们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乘胜前进，利用1970年的春节假期一举拿下最重要的3道大焊缝。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干在船台、吃在船台、睡在船台、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直至实现船体大合拢，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首制艇于四月八日胜利完成了总体耐压体的泵水试验。

这个“三边”条件下，全厂只有四名四级以上的自动焊工人，16名五级以上的手工焊工人的情况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为如此艰巨的保质、保量的焊接、装配任务，真是来之不易，创造了奇迹。

在施工现场，王荣生(左1)与同事合影。

第一战役船体建造的成功，为第二战役的系统设备安装既鼓舞了士气也有效的创造了条件。核潜艇的设备系统复杂繁多，其工艺程序必须合理安排各工序的作业时间，只能提前，不能落后;第一步，首先进行油漆绝缘、舷外消磁、电缆及生物屏蔽的安装。油漆工程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的，在短时间内完成12万平方米的任务，绝非易事。

六、七月的酷暑天气，舱室温度高，通风条件差，油漆毒性大，工人们和战士日夜连轴转，有的工人被熏倒后醒来接着干。安装铅屏蔽时，铅尘毒性使不少的工人身上起红斑，流鼻血，可无人叫苦，没有一人计较待遇和报酬，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个月的工作量，为下一工序创造了条件。在敷设消磁电缆时，打破工种的界限，不分男女、干部，上下一起干，一个月的任务只用了十天。

那年7月初，根据安排阶段的进程分析，为了确保年底实现建成下水的要求，经厂党委研究组织决定，发动了大干一百天到11月底必须总体建造完工的会战。一经动员顿时大跨船台上沸腾起来了，厂房大门悬挂着醒目的大幅标语：大干一百天，总体建造完，确保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下水。每天都有倒计时的日历牌，船台上灯火辉煌，生机勃勃，热火朝天，首制艇终于在1970年11月底总体建成，第二战役胜利告捷。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检查质量和下水方案的演练，首制艇终于在12月26日胜利下水，实现了造船广大职工和参战解放军指战员向毛主席生日报喜和祝福的心愿。毛主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船台上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401的剪影照片

1985年王荣生获特等奖证书。

1990年4月7日，在404核潜艇前合影，左起：潜艇基地政治部主任孙承勤、司令员杨玺、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船总公司总经理王荣生和潜艇基地副参谋长刘保民。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第一艘核潜艇总体建造的现场参与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我至今难以忘怀那船台上的紧张团结战斗的日日夜夜，难以忘怀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广大参加会战的驻厂解放军指战员那种不怕苦，不怕累，争先恐后，不讲条件，不讲待遇，不分工种，不分彼此，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起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战精神，建立了伟大的事业，书写了伟大的核潜艇精神。

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的那天，在核潜艇的诞生地，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第一艘核潜艇交船命名大会上，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在会上曾深情的说：“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与号召，我们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决心没有用一万年，也没有用一千年、一百年、几十年，只用了几年就实现了他老人家的心愿”。这个动情的讲话，至今仍回旋在我的脑海中。

2014年8月

参考文献：

[1]王荣升.难忘那船台上的日日夜夜.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二卷)：30-33.

(作者系原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曾任渤海造船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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