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疾病肆虐的南苏丹，白衣天使从中国来

赵征南

▲第五批援南苏丹医疗队走出首都朱巴，前往边远地区义诊

今年是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55周年。

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1963年第一次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以来，我国先后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员2.5万人次，治疗患者2.8亿人次，为人类健康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南苏丹，2011年7月9日正式独立，是联合国最年轻的会员国。在这个赤道北部的东非内陆国，奔腾的白尼罗河、茂密的热带植被和蔚蓝的天空一起，组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然而，同样是在这里，画卷的背后却隐藏着贫穷、战争、疾病和死亡，南苏丹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道路、水电、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严重缺失，社会服务停滞不前，商品基本依赖进口。

近年来，我国向南苏丹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卫生援助便是其中之一。安徽卫计委援外办主任杜昌勇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派出六批医疗队，累计有81位医生在南苏丹践行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日前，第五批援南苏丹医疗队 （以下简称五队）顺利完成与六队的交接，返回国内，本报记者在医疗队交接期间多次前往安徽，与几批队员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中国医生的无疆大爱。

上周末，五队儿科医生万燕明带着女儿大宝回到了宁国乡下老家。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一年多前，他与母亲在此见了最后一面，便前往北京，登上了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的飞机。在南苏丹工作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他还记得与母亲的最后一通电话：起初，他无从开口， “您怎么样” “保重”这样的语句都似乎不太合适。还是母亲率先打破了沉默： “明明，你可想我……我每天都在想你。”

哭声在话筒两边传开。万燕明的妻子接过了话茬： “你好好为国家工作，请放心，我能尽到一个媳妇的责任，也能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

今年3月，母亲弥留之际，万燕明交接手头工作，迅速回国，却在北京转机的走廊上听闻母亲病逝的消息，未得见最后一面。料理完母亲后事，他毅然归队，继续履行援外医疗队队服胸口上，那面国旗所赋予的责任。对他而言，一个个转危为安的幼小生命，不仅是南苏丹的期盼，更是他本人的希冀。

没有电 没有灯 没有水

【“尽管当地缺医少药，但我们肩负着中国医疗队‘民间外交官’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己所能，使工作正常进行，全力救治当地病患。”】

在南苏丹做医生是什么样的体验？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最好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初识南苏丹的感觉如何？所有受访医生几乎都会脱口而出一个答案——震惊。

六队队员高侠一下飞机，就感受到赤道非洲最狂野的热情——40摄氏度的热浪扑面而来。朱巴机场周围一片荒凉，蓝天与荒野相接，有种“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的旷达感。

朱巴虽然是首都，但基础设施较为滞后，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统一的供电、供水及网络系统，也没有完整的公路交通。货品需要长途运输，且随时伴随战乱、抢劫等风险，物价是中国的3倍左右。

五队与六队交接时，五队骨科医生刘群的经验更让初来乍到的六队队员吃惊：“持械抢劫的不少，没特殊情况不要单独出门；街上到处是便衣，出门不能随便拍照，否则随时可能缴了你的手机或相机；开车需申请当地驾驶资格，警笛一响双向车辆都要立即靠边停车。”

医疗队定点支援的朱巴教学医院是南苏丹最大的医院。整个医院是一大片白色的平房，占地很大，但看上去杂乱无章，几棵大树的空地下，一排椅子，木炭生着火，铝锅里烧着开水，简陋的木桌上放着不知名的调味料，以及一种叫Mandazi的面饼，边上摆着花生米等零食。

走进病房一看，高侠被“吓着”了：墙壁发黄，地砖开裂，各个病房里没有床单的木板床上、地面上、走廊里，躺得到处都是人；苍蝇乱飞，气味极其难闻；病历本是一打打残破的A4纸，书写极不规范；体温靠手摸，体温计这样的基础器械都匮乏。如此简陋的条件，对六队麻醉科医生朱明、护士费孝敏这些先前援助过其他国家的“二次援”而言，也是第一次见到，这里的医疗状况还不如国内的乡镇卫生院。

五队队长朱兴国在交接时给出了自己的忠告：“安全始终是第一位，感染疟疾、黄热病甚至艾滋病的风险是在当地行医的一大隐患；刚到南苏丹要严防疟疾，五队最开始两个队员得了国内罕见的恶性疟疾，要不是及时用上青蒿琥酯……”

糟糕的第一印象，医疗队员的心态是否会波动？六队队长、儿科医生孙亚西及时站出来为大家做动员：“尽管当地缺医少药，但我们肩负着中国医疗队‘民间外交官’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己所能，使工作正常进行，全力救治当地病患。”

朱明庆幸自己工作年限比较长。由于麻醉药品极其短缺，仅有硫妥、琥珀胆碱、氯胺酮以及做腰麻的布比卡因，甚至连麻黄素都找不到，仪器也没有，全靠手动，好在他早就做了准备，将自己刚工作时的记忆捡了回来。

“no power，no light，no water”(没有电、没有灯、没有水)是费孝敏在医院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更让她感到担心的是手术所用的一切手术器械、纱布、针等物品，护士是不进行清点核查的。

为了准备在南苏丹的第一台手术，她在驻地利用业余时间，准备了几包手术纱布和纱布垫，以备不时之需；早上从驻地提一桶水用于手术洗手，抓紧常规供电的两个小时并全力争取手术用电；顾不上40摄氏度的高温，穿上皮裙，戴好护目镜，做好自身防护；规范每一项无菌操作，严格执行安全清点核查制度。

完成手术已是下午。班车司机塔弗尔激动地说：“为了给南苏丹人民治病，你们连午饭都没有吃。谢谢你们！”

枪林弹雨中唯念坚守

【“在其他国家的援助人员纷纷撤离之际，只有中国医疗队坚守在炮火纷飞之中，继续给南苏丹人民以坚定的支持。‘中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在南苏丹人民困难之际提供帮助的国家’。”】

朱巴教学医院是一家公立免费医院，不少当地医务人员都被拖欠过工资，可还是有不少人为了国家复兴、为了医者仁心坚持着。

虽然医院医生不多，但精英级别的医生还是有一些，他们接受过完整的西医培训流程，有些还在欧洲深造过。只是平时大部分医生都在工资更高的私人诊所工作，偶尔来几次医院。对于中国医生的突然到来，这些精英医生起初是抱着观望甚至不相信的态度。

“我们分析原因：一方面，医生在当地地位高，致使他们非常自信；另一方面，通过交谈，他们总问我们 ‘毕业几年’，似乎很难从长相判断东方面孔的年龄，觉得我们年轻没经验。”一队队长、感染科医生许夕海当时分析，医疗队唯有找准机会，通过一个个危重病例的救治，展示自己的水平。

▲南苏丹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中国医疗队的援助

2013年年中，南苏丹耶伊地区37岁的男性患者詹姆斯因上消化道大出血、腹胀、少尿入住朱巴医院综合内科。许夕海判断，可能是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需要立即进行脾切除手术。

对此，朱巴医院的医生极力反对，说一旦手术，病人将 “必死无疑”。还有人好心提醒： “病人状况太危险，万一手术过程中发生不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在拯救生命面前，许夕海等人顾不上了。中国医疗队员为当地医生分析手术指征，告诉他们有九成以上的成功率。手术中，没有空调，没有风扇，队员们忍受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个个汗流浃背。手术成功后，詹姆斯的父亲拉着队员们的手感激地说：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金钱给你们，但我们回家后，会夜夜为你们祈祷的！”

除此之外，放低姿态，主动和当地医生打成一片，也让两国医生之间的距离更近。几位国内的主任医师，初到南苏丹跟在当地医生后面，就像实习医生一样帮老师穿静脉、推监护、量血压、搬病人，没有丝毫怨言。

五队护士宋靖第一次去手术室参观，就直接敲开了东巴——一位男性中年护士长的大门，询问手术室相关情况。东巴没有责怪她，反而很惊喜，亲自带着她走访各个手术室。这以后，宋靖还帮着分类整理医院药柜——这项工作原本无人来做，致使医院根本无法掌握药品的留存信息，国际援助的大量药品都 “躺”在一起，直到过期。看见中国护士如此勤快，东巴很开心，就让宋靖参与 “大库房”之外的 “小库房”的管理。

时间一久，宋靖和整个保障组都打成了一片，效果显而易见：只要中国医生做手术，她都能争取到条件相对更好的2号手术室；每到供电的临界点，她都尽力多申请一些通电时间；有一把能控制手术出血、当地医生都很难申请到的电刀，她却多次在紧要关头递给中国医生。

对中国医疗队员而言，南苏丹有很多从未见过的病例，即便是他们也很难瞬间逆转乾坤，怎么办？只有坚持。去年5月，五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内科病房有位严重皮肤病患者等待会诊。一个年轻女性羸弱地躺在病床上，苍蝇环绕、浑身遍布指甲盖到手掌大小的水泡、眼睛因黏膜渗液粘连无法睁开、口腔黏膜也无一寸完好，由于发热不停抽搐的身体早已没了点头摇头的力气。走近一瞧，在场的所有人都 “啊！”的一声——浑身皮肤烫伤一般的糜烂触目惊心。

这是致死性重症药疹，合并艾滋病时死亡率高达50%。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蒋鹏，这个全朱巴地区唯一的皮肤科专科医生。

当地医生束手无策，连家属也因病人患有艾滋病避而远之，但蒋鹏不同，她没有一点恐惧和歧视，而是抱以深深的同情。

每天门诊之前，蒋鹏都会走进病房，以无菌的方式为病人清洁换药一次。这样一来，传染病暴露风险也因此加大。双层手套已是最奢侈的配备；光线不够队友用手机帮着照明；感染的皮肤臭味难挡，深吸气再憋住反复数次……蒋鹏在尽全力，她不想救治的第一位南苏丹病人离开。

不幸却接踵而至。因长期低热不退，经检测病人又被诊断伴发 “疟疾”。蒋鹏已经无法预测病人的明天，很可能无法承受多重感染的她不辞而别。但蒋鹏没有放弃，一直坚持换药。到了第十天，好的迹象逐步显现：稍碰即破的皮肤逐渐新生，肿胀的双眼渐渐睁开了细缝。最后，病人终于死里逃生。

在南苏丹的街头，时常会看见很多士兵，背着AK47在执勤，面容严肃，马路上还有架着重机枪的越野车，两侧的墙面能看见很多打仗留下的弹孔。

刘群说这个国家几乎天天都有枪击事件。他来到这里，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掌握了边动手术边赶苍蝇的技能；另一个便是把取子弹的活练好了。他说： “现在做取子弹的手术特别快，分分钟的事。”只是他做手术仍不习惯戴双层手套防护传染病，觉得会影响手感，耽误病患。

相比国内安定祥和的环境，刘群觉得在战地做医生对生命有了更多尊重和敬意。他还记得，第一次去病房，20个病人有7个人是枪伤，由于交通不便，伤者都是等到无法坚持时才来就医；他还记得一次紧急任务路过一个村子，一家三口中父母皆因中枪死亡，幸存的3岁孩子也因为颈后淋巴管被打穿无法愈合……

2016年7月，南苏丹内战再起。10日傍晚，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国步兵营官兵在执行维和任务时，遭炮弹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四队在接到使馆下达的救治任务后，医疗队员主动报名。

“联合国一级诊所的军医刘健和我通话时，哽咽地说， ‘有维和战士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队里考虑到伤员的伤情和维和营地处于交火地带，就安排骨科医生朱劲松和普外科医生蒋亚琦准备药品清单，随时待命。”四队队长苏贵平回忆。

枪炮面前， “一定要保住其他战士生命”的信念在中国医生的脑海里愈发坚定。

时任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武官林伟驾车，和两位队员携带紧缺药品，赶往联合国一级诊所。途中，车辆多次遭遇盘查，车上人员甚至被人用枪指着，队员处变不惊。

联合国营区北门外，交火仍在继续。不时有流弹落在附近，打在门上，负责接应的步兵营三连官兵赶到门口，鸣枪示警。在步战车射击掩护下，战士们打开大门，把医疗队员护送至医院。

尽管带来了急需药品，可其中一名重伤员仍然危在旦夕——动脉被打伤，出血量太大，不能缝合、不能清创。医疗队员只能紧急处理，全力按压，一刻也不能松，同时提出建议，立即转运至二级医院、乃至三级医院进行手术。在意见被采纳后，他们再次穿越弹雨纷飞的交战区，把伤员安全护送至二级医院作进一步诊治。

随后，在部队工作组医疗专家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名重伤员终于转危为安。

2017年，因为 “在战火中坚守”，四队获得该年度 “最美援外医疗队”的光荣称号。

南苏丹当地媒体 《黎明报》这样报道中国医疗队： “南苏丹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难时刻，在其他国家的援助人员纷纷撤离之际，只有中国医疗队坚守在炮火纷飞之中，继续给南苏丹人民以坚定的支持。 ‘中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在南苏丹人民困难之际提供帮助的国家’。”

心存希望，做得最好

【南苏丹的产妇很难有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孕期检查不健全、生产卫生条件差，虽然孩子多、出生率高，但新生儿死亡率是我国的千百倍。 “有些基础设施条件，我们可能短时间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必须思考，把当下能做的做到最好。”】

去年年中，朱兴国遇到一位美国志愿者——来南苏丹半年，做了不少努力，但最后留下一句 “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失望回国。

但朱兴国从未抱怨，而是用爱援助。南苏丹是一个血源极其紧张的国家，当地政府很重视献血。国际献血日那天，朱兴国尽管连续两次都由于体重过轻被拒绝献血，但他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打动了工作人员，浇筑了两国的友谊之花。

▲南苏丹血源极为紧张，朱兴国（右一）为当地病人献血

他也从未放弃过 “变好的”希望。希望，对南苏丹而言，无比重要。

而当地最大的希望，便是新生命的到来和成长。

朱巴医院最好的科室是儿科和妇产科。相对于其他科室，新生儿科的 “先进”设备最多，国际名牌的保温箱、监护仪各有十几台，呼吸机也有4台 （仪器大多由于电力限制、缺乏维护而无法使用）。尽管物质生活匮乏，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尽管孩子之后的成长之路步履蹒跚，南苏丹毅然把最好的条件给了新生命。一个国家如此重视儿科，让医疗队员也相当感怀。

常年的战争，南苏丹的产妇很难有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孕期检查不健全、生产卫生条件差，虽然孩子多、出生率高，但新生儿死亡率是我国的千百倍。 “有些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我们可能短时间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必须思考，把当下能做的做到最好。”五队儿科医生刘进生告诉记者。

为此，他前往朱巴儿童医院考察， “什么，全世界新生儿科属于‘ABC知识’的窒息复苏竟然不熟悉？”接下来，他还利用私人关系，拿到了儿童医院的一年数据。目前，这篇分析已经写成论文，发表在 《中国援南苏丹医疗队刊》上。他还组织朱巴教学医院进行 “窒息复苏”培训。

医疗队妇产科也收获了南苏丹极高的礼遇。去年7月，第三届朱巴大学护理学院护士及助产士毕业典礼上，南苏丹第一副总统安排五队妇产科医生周曙光、孙传名和多国大使一同在前排就座，并满怀敬意地感谢中国援南医生。这之前，他们刚完成一台紧急子宫肌瘤手术——在未做艾滋病筛查，术中又经历了无吸引器、无纱布、缝线不够、电刀不工作、中途断电的情况下，拯救了患者。患者家属虔诚地把家里仅有的十个鸡蛋拿来以表谢意，两名医生心里面暖暖的，婉拒后又送了两袋奶粉给患者，祝愿她早日康复。

南苏丹留给五队麻醉科医生姜维的最美的记忆，是小艾丽斯的花裙子。

艾丽斯是一名进行无肛门修复手术的小女孩。手术很成功，但麻醉复苏过程中，一名医生 “提前拔管”的错误操作却让艾丽斯陷入抽搐状态。

姜维率先发现孩子的异常：只见孩子面部缩在一起，肚子在鼓动，喉咙在发抖，四肢抽搐。她立即展开急救，给孩子静脉注射。孩子的皮肤很黑，血管找了多次才找到。她给孩子盖上面罩，手动挤压气囊。最初，一秒漫长得相当于10分钟的光阴；两分钟后，氧饱和度终于缓慢上升，孩子得救了。

手术后第十天，姜维在停车场碰到了艾丽斯的父亲。他主动走来，对姜维说： “要不抱孩子给你看看？”

他走回病房，可十几分钟了也没回来。姜维正纳闷的时候，没想到他抱回来的小艾丽斯穿着漂亮的花裙子，浑身擦得亮亮的，头发上还有水珠。原来，孩子父亲在到处找水，让孩子 “最漂亮”地呈现在中国医生面前啊。

回国后，万燕明发现女儿大宝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都黏着自己，炒菜都要在一旁嘟囔着说话，父女关系极为甜蜜。

现在，大宝所在小学班级的老师、家长们也都认识了万燕明，主动来跟他打招呼。原来，女儿时常在学校说：“我爸爸去援助非洲了，马上就回来了。”万燕明很开心，至少这一趟不光感动了自己，也给女儿立了一个好榜样，让她懂得爱、善、正义。

南苏丹之行，万燕明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赵征南  编辑：陈佩珍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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