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倾含义之辨及对当前反倾向斗争的若干思考

汪亭友 赖 鸿

摘要：开展反倾向斗争，是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内容，有着极其重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右或“左”有其特定的政治理论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与特征。要注意区分左和右以及左与“左”,注意区分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面对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反倾向斗争。要避免“左”左不分，避免照搬西方概念，不能以批判“民粹”为名误导舆论斗争，激化社会矛盾。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研判舆情特点和意识形态状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要不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违背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不违背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术规范，就应当允许学术界舆论界自由地讨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要高度警惕和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同时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稳妥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反倾向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反倾向斗争的成效，影响着党的思想战线成就之大小，党的事业之成败。当我们党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时，党的事业的壮大、发展、巩固就会前进一步；而当我们党不能够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时，党的事业的壮大、发展、巩固就会退一步。在当今的中国，如何区别不同的思想倾向?如何开展反倾向斗争?如何认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对这些民众和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重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必要的。

一、“左”右倾的思想政治理论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为批判对象的错误倾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右倾，一种是“左”倾(有时也叫“极左”)。左不同于“左”:不带引号的左是个褒义词，一般指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进步、要求革命的派别；这一政治术语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当时要求把革命继续深入下去、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雅各宾派通常坐在国民公会会场的左边，而害怕武装起来的人民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不愿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吉伦特派通常坐在会场的右边，后来人们就用“左派”一词称呼革命派，而用“右派”一词称呼反动派，并沿用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

打了引号的“左”,专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错误倾向。因为它表面上积极、革命，实则冒进、盲动，于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本质上是假的、冒牌的左派，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倾向，进行了尖锐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深刻批判了“左”右倾错误倾向，对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对“左”右倾的划分及界定，不是随意的、主观的。毛泽东从哲学上界定了“左”倾、右倾的含义。1939年，他在同张闻天讨论孔子的哲学思想时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1]“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2]

毛泽东主要从事物发展的时间性，即“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分析“左”右倾的内涵及其特征。当事物的运动还没有进入到进行某项工作、发展某项事业的时候，也就是在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的时候，着急办、勉强办，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听不进正确意见，冲动蛮干、乱斗一气，就是“左”倾；反过来，当事物的运动已经进入到进行某项工作、发展某项事业的时候，也就是条件和时机都具备的时候，缺乏历史主动性，不思进取、消极无为，落在时代和事物发展的后面，成为落后守旧的力量，这就是右倾。“左”右倾的表现虽然相反，看似从各不相同的两个极端出发，但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观主义——把主观和客观分割开来，使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不能正确判断事物发展的状态以及事物发展的要求。因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所以在反对一种倾向的同时需要警惕并防止另一种倾向。

从唯物史观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左”右倾的区分及表现主要反映在其能否科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并以此为指导来正确对待本国国情与实际，确定共产党肩负的使命任务，制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但这一目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和时机的成熟而逐步推进，需要把党的最终目标与现阶段的纲领有机统一起来。如果不考虑条件是否具备，不研究时机是否成熟，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制定实施在较高阶段才能完成的目标任务，就犯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反过来，如果在已经形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及有利时机时，不积极行动，不努力争取，左顾右盼，贻误时机，缺乏斗争勇气和进取精神，或丧失理想信念，维护旧势力，复辟旧制度，就犯了右倾错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产党人科学认识、正确区分“左”右这两类不同倾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指导。

“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王明

二、“左”右倾错误在中共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

“左”右倾在具体工作和社会实际中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在革命年代，“左”倾突出表现为：思想上，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原理或结论，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道路，推行“城市中心论”;政治上，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鼓吹“不断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富农执行过火的政策；军事上，对敌我力量状况缺乏客观准确的认识，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或忽视客观困难、不利因素，急于求成，在革命中盲动或采取冒险的行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革命内部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革命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否认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的必要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

与“左”倾错误相对应的，右倾错误表现为：在思想上，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丧失革命理想信念，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革命意志严重衰退；在政治斗争中，迷失正确方向，放弃革命原则，搞无原则妥协，靠牺牲革命的根本利益求得暂时的生存；在军事斗争中胆怯退缩，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坐失有利时机，甚至在困难时退却逃跑；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以退让求联合，严重损害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右倾错误在中国革命不同时期都有表现。比如在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党的领导权，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左”右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变，比如在王明领导中共期间，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后来又转为右倾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出现了“左”右倾错误，其中“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其教训极为惨痛。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躁冒进，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特征。而错误估计党内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一定条件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偏离正确轨道，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邓小平系统总结了这一历史时期“左”的教训，他说：“……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3]253-254他还深刻指出“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26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批判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围绕如何认识我国国情展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认为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最大的实际。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只看到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承认还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一些设想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就犯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只看到我国经济科技文化还比较落后、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承认我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不承认将来我们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主张全盘西化、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这就是落后于时代和实际、保守反动的右倾错误。比如，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主张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认为搞了市场经济就搞了资本主义，这就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表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中国应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鼎立等资本主义制度，鼓吹中国应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搞不要任何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企图改变我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把中国引上改旗易帜邪路的右倾错误的表现。邓小平敏锐观察到了改革开放面临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错误的干扰。他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248-249他还指出：“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375。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围绕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种错误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左”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他说：“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4]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结合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斗争，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比如“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虽然旗号不同、内容各异，但其矛头指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右倾错误，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

一方面，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强大的宣传能力和话语权优势，宣扬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同时刻意强调东西方在种族、文化、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以煽动西方世界对中国形成种族歧视、文化敌视和意识形态偏见，竭尽全力开动国家机器，全面抹黑和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企图打造一个孤立和围剿中国的西方阵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拜登政府重新祭起“普世价值”大旗，联合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旨在构建一个新的反华制华的价值观联盟，对抗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瓦解中国的意识形态防线。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顽固坚持错误观点和思潮的人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迫于形势压力暂时蛰伏起来，一遇时机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懂得抱团，善于抓住热点敏感事件进行舆论炒作，巧于同境外势力串通勾连，其能量不可小觑。近年来否定中国革命史、丑化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屡禁不绝，包括扬言在中国实现所谓“宪政民主梦”、鼓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仍有较大市场，这表明批驳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任重道远，对此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

要警惕错误观点和思潮改头换面，如“隐性虚无主义”。近些年来，明目张胆地否定抹黑建党、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成就、人物、事件，这样的显性虚无历史的现象越来越少，但借助网络技术和自媒体传播，以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音乐、戏曲、绘画等艺术为载体，披上大众娱乐的“外衣”,戴上流行文化的“面具”,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情绪，这样的隐性虚无主义越来越多。某著名作家公开宣扬“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某知名学者公开宣称“历史是后人对过去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言下之意，人们看到的只是经过主观选择的历史，是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基础、渗透着编写者意志的历史，是意识的产物而非客观的历史过程)。在绘画、时装等领域，一些人打着艺术创新的名义，丑化我们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形象，迎合西方种族歧视的畸形审美。一些网民热衷于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磨难，折射党史和国史中的所谓阴暗面，否定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个别影视明星或网络大V通过微博、视频等自媒体散布错误的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弘扬地域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等功利需要，也热衷于为反动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涂脂抹粉。“隐性虚无主义”的虚无手法隐蔽迂回，表现形态灵活多样，更讲策略、更具欺骗性也更难治理，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面对严重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开展反倾向斗争。

毛泽东针对如何开展反倾向斗争，有过许多重要论述。1948年，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5]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2]

邓小平也赞成毛泽东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反倾向斗争的方针。1981年，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6]1983年10月12日，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他又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3]37-38

总之，在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上，容易在反右的同时忽视了反“左”,在反“左”的同时又忽视了反右，所以既要戒“左”也要戒右。当然，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一种错误倾向占主导，因此要重点反对这类倾向，但这种倾向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设法阻止中国前进的脚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国内舆论斗争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集中在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同改革开放初期阻挠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盛行有了很大的不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国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本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态度，确定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倾向。

四、要避免“左”左不分，不能以批判“民粹”为名误导舆论斗争

毛泽东曾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7]307他还指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7]295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社会运动的矛盾性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使得人们对事物的性质、状态、发展要求等存在不同的看法。人们认识的差异性，包括“左”和右的倾向，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警惕和抵制“左”的倾向。在党的十八大前后，社会上不时地出现肯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等言论。集中表现为：不分主流支流、以偏概全，用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否定改革开放本身，同时夸大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甚至希望中国退回到改革开放前；或者，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或结论不切实际地对照中国现实问题，以中国的现实与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不符为由，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这股“左”的倾向抓住了我国社会中的突出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包括知识界教育界的严重“西化”等问题，通过举办讲座、开设网站、微博微信等传播途径，抨击时弊，吸引了一些民众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但要看到，随着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斗争深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增强，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反“左”的立场深入人心，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人心思定思稳。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一度较为活跃的带有“左”的色彩的现象持续弱化，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代表人物的社会影响不断降低，网络话语权已经旁落，受影响的人群也越来越少。

研判我国舆情和意识形态状况时，要避免左“左”不分。不能照搬套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观念，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简单划分为左右两个营垒，一会认为是右的营垒处于攻势，表现嚣张，所以重点要反击右倾；一会认为是左的阵地在扩大，转守为攻，声势浩大，咄咄逼人，因此斗争的重点转向反左。西方的左右观念同马克思主义的“左”右倾观念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打了引号的“左”,而不是不加引号的左。对打了引号的“左”也有严格界定，严禁随意扩大化。如果笼统地批评左和右，左“左”不分，就有可能把斗争范围扩大化，纳入本不该批评的对象，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舆论当作不加引号的左进行批判。

不要借批判“民粹”为名批判所谓的“左”。“民粹主义”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科学分析。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属性等方面同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产生西方“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政治条件、社会土壤。虽然中国也存在类似西方的“民粹”现象，如少数人的情绪化、极端化言行，但这同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回事。从已有的情况来看，一些人拿起“民粹主义”是要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人说共同富裕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纲领，其源头可追溯到太平天国颁布的宣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有人把人民群众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情感说成“民粹主义”,戏称他们为“小红粉”“五毛党”甚至“爱国贼”。有观点把党中央一直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说成“民粹主义”,因为在西方语境中“民粹主义”被解释成“平民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民粹主义”的理念。有人认为当今中国存在“极左翼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与“极左”是相通相融的。“极左”的一些表现，比如以“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借力于底层民众，动员于底层民众”,是“民粹主义”的典型风格和政治策略。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照搬西方学者观点批判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群众运动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还有人把中国出现“民粹主义”的原因，归结为长期以来的专政思想、阶级斗争学说与阶级斗争立场的“宁左勿右”。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不少。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8]他还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8]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指明了正确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观察西方社会的现象，研究西方的理论，应当坚持批判与吸收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既不能关起门来搞排外主义，也不能西方说什么就是什么，食洋不化地生搬硬套到中国来。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确有一些人对党和政府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意见，网络上也存在各种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无论是有根据的还是无根据的，都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使群众作出一些不理性、不合规甚至违法的举动，包括爱国言行中出现偏激甚至违法的情况，也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耐心地去做工作，依法依规进行引导、教育和处理。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对待。如果将这些现象和问题与西方“民粹主义”挂起钩来，不论是非对错、不分青红皂白加以否定、排斥和批判，只会将这些人推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这既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相悖，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五、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做到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有些言行明显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央精神的政治问题，但绝大多数的言行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不可简单套用“左”和右的模式，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于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言论，要坚决与之斗争，绝不可含糊其辞，放弃原则，做开明士绅。只要不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违背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不违背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术规范，就应当允许学术界舆论界自由地讨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随意给某种言行扣帽子、贴标签、污名化，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既不利于正常的舆论交锋和学术交流，也不利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

早在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即使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笔者认为，不光对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于普通群众在网络上或其他社会场合中发表的并非涉及政治原则的意见，也应当坚持做到上述“三不”原则。当然，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是说对错误言行不批评、不制止，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开展必要的工作，而是说不要轻易上纲上线，以免走向极端。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状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各种倾向伴随各种问题而来，简单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是概括不了、解决不了的。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网络舆情。应当看到，扣帽子只会扰乱视听，人为地激化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对事情的处理没有任何益处，于和谐稳定的社会建设没有任何帮助。思想宣传部门的干部党员，要提高舆情研判和舆情引领能力，提高政治辨别力，切忌简单贴标签和扣帽子。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2．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7．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１２６８．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３７９．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 日）[N]．人民日报，2016⁃05⁃09（2）．

（作者简介：汪亭友，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左翼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苏联剧变等问题的研究；赖鸿，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原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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