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社会都是人治的社会。说是人治的社会，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在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天下”中，统治者一定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最终导致法律失灵或崩溃。因此不能以有没有法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

反过来讲，法治也并不排斥人的因素。法治社会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不能把法治和人的能动性对立起来，不能以法治完全代替人的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按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原则，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党的领导是前提和根本，在此基础上，人的因素和人的能动性不可或缺。

科学立法靠谁?法律不会从天而降，要靠人去立法。科学立法，就是要立良法善法。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但如何选择和甄别良法恶法，要靠人的工作。不同的人，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

严格执法靠谁?靠人。法律不是永动机，不会不加油自转。法律是一种工具，需要人来操作。再好的武器，也得和人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战斗力。

公正司法靠谁?还是靠人。司法固然靠司法机关实施，但最终还是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执行。司法人员能否做到秉公断事，直接影响人民能否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全民守法靠谁?更是靠人。“全民”既包括领导干部，也包括老百姓。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人们对法律置若罔闻，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遵循之念，再好的法律也逃不过破窗效应。

因此，那种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却看不到人的因素，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的观点，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理论上不正确，实践上有危害。

法律也好，法治也好，都是办事的准则和方式，都是手段和武器。当人发生变化，武器的效用也会变化。比如，苏共的蜕化变质，不是因为苏联的法制不健全。苏联的宪法和法律依然存在，却阻挡不了党和国家悄然变质。因此，不能觉得把重要的原则写进了法律，就万事大吉了。

法律只能规定底线，是为防止某些行为失控而划出的边界。就像60分是及格线，但要成才，就不能把及格线当做追求目标。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不应该只把不突破法律底线当做追求的目标。

法治是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同样是法治社会，其社会发展和面貌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封建时代，在同样的法律下，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和面貌也大不一样。有时出现贞观之治，有时则生出安史之乱。美国有法律，但在台上的人不一样，执行起来也不一样。再者，人可以制定法律，也可以废除法律。

法大还是人大?这是一个伪命题。法律是人制定的，制度是人规划的，从这点看，人必比法大。但法律和制度一旦制定出来，每个人又必须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比法小。

法治结合了人的因素，依然是法治。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法治对立起来，是一种消极的、形而上学的法治思想。

(本文原载《历史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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