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扒“公知”的画皮

水莲斋主

　　“公知”一词，只要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但笔者在《辞源》、《辞海》、《康熙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找到它的踪影，因此只能按照字面理解，“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

　　如照此解释，那应还有“私知”，既“私有知识分子”一说?但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公知”一词，如同“小姐”一词一样早成了贬义词，已滥大街了，但还没有听到、看到“私知”一词见诸报端或网络媒体。

　　后冷静一想，公知者，公共知识分子也，原来本是一个褒义词，就是象屈原、鲁迅、朱自清一样，是国家民族的脊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社会安宁为已任，心系苍生、胸怀天下;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为民请命、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浮名遮望眼”;客观公正、公平正义、有独立的人格、有高尚的节操，“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真话，铁骨铮铮……

　　如果真是这样，这真是民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百姓之福福祉。

　　公知与妓女

　　“公知”一词，同“小姐”一样，本是一个褒义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让世人崇敬、羡慕、赞赏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称谓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随便乱称乱叫，只有官宦人家的姑娘才能称为千金或小姐，而普通百姓家的姑娘只能叫丫头，而皇家的姑娘则称为公主、格格、郡主。

　　当历史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乾坤倒转、阴阳颠倒，好多事一下子翻了个底朝天，让人一时无所适从。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伦理纲常被一下扫进垃圾箱，《河殇》《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华文明全盘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蓝色文明。

　　从此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的普世价值占据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掌控了世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美国成了公平、正义和道义的化身，成了世界警察，普世价值成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白人优先论”“西方中心论”，一切向美国学习，一切向美国看齐，一切以美国为标准，一切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判定中国是否是改革开放，由美国说了算”，美国竟公开申明“如中国不继续改革开放，就视为对美国宣战”。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走进了新时代，从此“小姐”成了“妓女”的代名词，“公知”成了“汉奸”“卖国贼”的别称。

　　就这样他(她)头顶着最绚丽的光环，享受着大众赋予他(她)们最高雅称谓，干着最龌龊，最无耻的勾当，这总不能怪别人，是他(她)自己作贱自己，是自己玷污了“公知”和“小姐”这神圣的称谓，辜负了人民大众的深情期望。

　　现在再也没有人敢称姑娘为小姐了，如果你不明世理，榆木脑袋，看见一位长的漂亮、贤淑、聪慧的女士，上前还文质彬彬称人家为“小姐”，一定会被对方骂个狗血喷头，最轻也是回一句“神经病，你才是小姐呢”，可能你挨了骂，还想不通，晚上回去，翻破词典也找不到答案。

　　因此，现在没有人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小姐”了，就是自己真是“小姐”，也不敢、不能公开承认，因为在中国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同样的道理，也没人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知”了，因为“公知”和“小姐”一样，已经滥大街了，已经是臭名昭著。

　　中国“公知”的龙头老大

　　如果要问中国“公知”的祖师爷，笔者认为应该是胡适。而现在中国“公知”的领军人物、龙头老大，非茅于轼没属，一是因为他众多的头衔，广泛的影响，说明其在“公知”中的不凡地位;二是因为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公知，无不对茅于轼有过吹捧的言论;三是他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有些言论早已触及了道德、伦理、法律和人性的底线。

　　下面笔者就茅于轼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一些言论摘录于后，读者可以自己对其人进行评判。

　　廉租房不该有厕所，因为穷人不配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下岗是好事，因为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中国不需要保留核武器，有美国一家就够了”“高利贷不是剥削，是利国利民大好事”“廉租房不该有厕所，因为穷人不配”“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为领土完整而战是不顾人民生命”“卖掉国有资产来对付金融危机”

　　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穷人上不起学是因学费太低”“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两级分化不用担忧” “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错误

　　“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又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消灭国家不讲主权，打破领土隔栏，建立大同世界。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良好社会管理制度以此消除人民、国家、政治家三者间的利益冲突，最终消灭战争。领土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错误。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

　　钓鱼岛无用论

　　“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干我何干呢?”

　　“(钓鱼岛)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汪精卫是民族英雄

　　“也可能有一些汉奸(注：在谈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

　　18亿亩红线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

　　“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现在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很便宜。”

　　“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住房，大家买不起。为什么住房贵?是土地的价格贵。为什么土地的价格贵?缺少土地。为什么缺土地呢?18亿亩红线给卡住了。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中国一定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干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干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等等的无耻到丧心病狂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是一再的践踏着国人的道德底线和正义底线。

　　劳动不创造财富，交换才创造财富

　　茅于轼真正让他具有了公知领头羊地位，并让外国捧为上宾的，除了以上这些出卖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的言论外，更因为他的言论中，对劳动者的不屑以及对富人的谄媚，这才是其言论对于社会道德和真理的颠覆所在。

　　茅于轼赤裸裸的说“劳动不创造财富，交换才创造财富”这个言论，实际上是对于劳动者最无耻的诋毁，这与孔夫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异曲同工。但这句话，却深得资本家的欢欣，如此一来，就坐实了劳动者是被那些富人资本家们养活的谬论，劳动者必须依仗于富人资本家才能生活，因此，劳动者则必须世世代代的跪在富人的面前感谢他们给予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他的言论中，把富人视作救世主一般的存在，而劳动者则是这个社会的副产品，乃是仰仗于富人才能存活的一个近于无赖的群体!在他写的书里，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观点，直言不讳的说穷人是因为品行不好才受穷，同时，他还说道，穷国的人民普遍道德低下，这些言论，都是在刻意的为社会的不公平找理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为所谓的富人戴上道德光环，让穷人甘于受穷，让劳动者忽视自己的劳动，轻视自己的社会价值，用心极其恶毒!

　　如果法律要是制裁我，那就是法律错了

　　作为“公知”的领头羊茅于轼，也时常谈及法制，然而，当法制要伤害他以及那些资本大佬的利益的时候，茅于轼就直白的说，法律是错误的了，比如，在谈及非法集资的时候，他就直白的说，他自己也吸收公众存款，如果法律要是制裁他，那就是法律错了。看看，这就是这些公知们眼中的法律实质，即法律应该保护他们的赚钱发财，不能保护他们赚钱发财那就是法律错了，直到今天，“公知”们打着法律旗号的，实际还是在围绕着这个中心，即保护富人们发财，不保护穷人受损!当初茅于轼为金融骗局泛亚站台，还有那些“公知”们整齐划一的为非法集资罪呼吁免除死刑，不都是为了这样的卑鄙目的吗?

　　资本家的乏走狗

　　说到底，这些“公知”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全方位的为资本大佬们开脱，美化资本大佬的一切行为，当然，他们此种行为，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那些资本大佬的垂青，好分他们一杯羹而已。

　　可悲的是，他们巧舌如簧的言论，歇斯底里的表演，却迷惑了很多的普通劳动者，导致了今天社会产生了这样一副奇怪的现象，即一群身处于弱势一方的人，却拼命的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强势一方来辩护，这就是当今时代的奇观，这种奇观现象就是“公知”忽悠下的悲剧效果!

　　“公知”们嘴里动辄说反对他们的人是奴才思维，其实，当代社会的“公知”才真正是奴才思维的产物，他们把矛头对准社会的弱势一方来取悦强势一方，从早期“公知”的祖师爷胡适对美国的跪舔，到现在“公知”头头茅于轼毫不掩饰的对劳动者群体的污蔑，都是他们对资本寡头谄媚的具体表现，只可惜，很多底层的劳动者着了他们的魔道至今未醒!

　　毛泽东思想是检验“公知”最有力的武器

　　识破“公知”的卑鄙技俩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诋毁毛主席就是“公知”们最卖力也最急于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诋毁毛主席就成为了“公知”的一个通性，因此，想要识破“公知”，就看其对毛主席持有的态度。

　　而茅于轼，可谓是“公知”群体中最恶毒的攻击毛主席的第一人，他泡制出毛主席与上千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的恶毒谣言，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禁不住推敲，一看就知道是极其低劣的谣言，可是，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却被“公知”群体奉为领头羊加以吹捧，由此来看，“公知”是一个多么的无知无耻的群体!

　　还是那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污蔑抹黑毛主席的人，你对我说他多么的有良心，我只能对你说，不要用你的无耻来玷污人们的善良!

　　“公知”最阴险的损招

　　近三十多年来，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反动“精英”“公知”最大的损招，就是祸国殃民，鼓吹GDP第一、政绩第一，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硬逼着各级政府搞房地产投机，教唆、诱导干部贪污受贿，与民争利。

　　等你贪污受贿、强制拆迁，激起民愤后，他们再一转身，翻过脸来大骂社会不公，官员贪腐，把屎盆子全部扣在党和政府头上，然后高喊只有“彻底政改”、“改旗易帜”、“实行多党制”、“实行宪政民主”才能还政于民，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公开进行推墙。

　　扒开“公知”的画皮

　　近日大量的“公知”都在纪念茅于轼90华诞，给茅于轼树碑立传，将他塑造成中国“公知”的“精神”领袖。

　　我想问问各位“公知”大人，每年9月9日，12月26号，你们这些吃奶骂娘、数典忘祖，所谓代表良心的“精英”“公知”们，你们纪念过开国领袖吗?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江山难道是茅于轼之流打下来的吗?

　　你们集体歌颂一个污蔑、诋毁开国领袖的人!你们还有一点道德和人性吗?就是一位普通老人去世都四十多年了，不应该还如此辱骂，更何况他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没有毛主席能有我们今天的一切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公知，那一个有毛主席的胸才大略?有毛主席的能力水平?如果把你们放到1934年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你们谁有能力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把工农红军带到陕北吗?那些元帅将领会听你茅于轼指挥吗?你们张口闭口都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请问美国人是不是每天都在辱骂他们开国领袖华盛顿?你去美国辱骂华盛顿试试，美国人非敲断你的狗腿不可。

　　公知首先要有公共道德，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否则就是人民的公敌，

　　茅于轼原名汪文轼，为汪精卫的三公子

　　无独有偶，更让人大跌眼睛的是，近日有人终于拨出了茅于轼的老底，他的真名叫汪文轼，茅以新只是他的养父(实际上是舅舅)，陈景湘是他的养母。茅于轼叫汪文轼，是汪精卫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茅以滇，是汪精卫的“小三”，生下汪文轼后，怕醋坛子陈壁大闹，茅以滇的哥哥茅以新就收养了汪文轼，取名为茅于轼，茅以滇从此人间蒸发。茅于轼的长相也同汪精卫一模一样，就象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笔者在此不再累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查查便知。

　　这就一下揭开了所有的谜底，不怪茅于轼不仅说汪精卫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更多奇葩卖国求荣理论。三公子这可算是一个大孝子，不但子承父业，继续卖国求荣，而且还为其父平反昭雪，真是孝心可嘉。

　　宋朝出了个大汉奸秦桧，但人家的后代，几百年后还真心悔过，写出了“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可汪三公子则不然，不但高调宣称他爹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孝子，还子承父业一心一意致力于大东亚共荣，可谓大孝至诚，铁骨铮铮，比苍井空致力于大东亚共淫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耄耋老人，笔者实在不忍心，也不愿意对他不恭不敬，不愿意如此怂他，因为笔者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以老者为尊，从没有骂过老人，但“汪三公子”实在是为老不尊，他不但祸国殃民，卖国求荣，侮蔑轻视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而且恶毒攻击侮蔑我们的开国领袖，已成为千夫所指，成了人民的公敌，这能怨谁，只能怪自己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