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是公知炮制的政治神话

时代尖兵

公知们宣称“民国大师星光灿烂，民国之后无大师”，旨在全盘否定建国后的教育体制和学术成就。可惜这只是公知的意淫，因为他们吹捧的民国大师，尽管有些人确有才华，但多数名不副实，至少不像公知吹嘘的那么厉害。

一、思想西化反g

在公知鼓噪下，学贯中西、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似乎成了民国大师的政治标签，真相却是这帮大师多数留学西方、思想西化，所谓“学贯中西”多是西方文化的搬运工或“二传手”，所谓“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仅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胡适九度赴美，在美工作、学习、访问长达25年，时间占他成年的一半，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而对西方奉若神灵。

公知热捧的民国大师多数反g。如提出“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其身份不仅是北大校长，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曾出任监察部长、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等职，曾诬蔑“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发起“护党救国运动”，亲任主席，是“四·一二”政变的先锋；胡适曾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抵抗必亡”等误国言论，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被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他还主张“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g”，被共产党批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梁启超宣称共产主义为“死路”,说走这一条路“国家便没有希望了”；王国维1924年还拖着小辫子在紫禁城服侍逊帝，1927年因北伐军攻入北京，深感满清复国无望而投湖自尽，他对共产党也没好感，曾叹息“赤化之祸，旦夕不测”；章太炎曾担任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理事长，叫嚷“反对赤化”；被公知捧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其实是蒋介石心腹爱将，担任校长前是北伐军少将参议，到任后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因倒行逆施酿成“驱罗风潮”被迫辞职；傅斯年一直顽固反g，是蒋介石忠实信徒；被捧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虽然公知撒谎说他一贯维持“中间立场”，但实际上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中央委员(蒋介石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仅一人不是国民党党员)，后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可想而知；“能用外语进行创作并为英语世界认可”的林语堂曾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钱穆则是蒋介石推崇的历史学家和御用文人，是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个反动文人之一(胡适、钱穆、傅斯年)；张爱玲在国民党时期就被定为文化汉奸，如日据时期，和上海日本政要池田纪笃结交，出入大汉奸周佛海家门，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急切投入大汉奸胡兰成的怀抱，1952年在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写下《秧歌》、《赤地之恋》等反g作品；陈寅恪解放后还公开宣称“不宗奉马列”等。也有个别人如梁漱溟，没有明显反g言行，只因他是共产党“错误批判”的典型而被公知吹捧，但无论是梁漱溟和他儿子，都坚称梁先生有错在先，毛泽东没有批错。

可见，要想成为民国大师，思想上要西化，立场上要反g，至少不能赞成共产党，因此，文学巨匠巴金，开创“抗战文学——荷花淀派”的孙犁，创作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曹禺等人，尽管成就一流、影响广泛，只因不反g，很难被公知列为民国大师。另一特例是郭沫若，他在民国年代就已取得大师级成就，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只因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不了民国大师，至今仍被公知和西化派媒体丑化。

二、成就难以评判

民国大师的名号如雷贯耳，如“现代中国的文化宗师”、“当今孔子”、“哈佛三杰”、“三百年来一大师”、“盖世奇才”、“怪杰国粹”、“教授的教授”、“太老师”、“南钱(穆)北胡(适)”、“国学泰斗”、“学术宗师”、“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等，仔细分析却发现这些多是大师间的相互赞誉。

而民国大师的成就，多是文学、考古、历史等社科专业，因国外少有研究而难以评判，颇有“独此一家”的味道，因此，社科类民国大师斗载车量，而国家急需的数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的民国大师少之又少，大概这些领域各国研究者众多，高下立判，公知不便造假，也可能因为这些自然学科的大师专著研究，不怎么反g，对公知毫无用处。不过，即便在文学和社科领域，尽管民国大师有些成就，却很少取得跨时代、开创性、世界性成果，很难与马克思、卢梭、黑格尔、托尔斯泰等真正的大师相提并论。

成就不高，公知就通过造假拔高。如《天下学问陈寅恪自认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为证明陈寅恪课讲的好，写道：“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这段话煞有介事，细看却疑云重重，因为在缺乏交通工具、道路难行的民国年代，走几十里路至少需半天时间，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为听一次课长途奔波，是否劳累暂且不论，关键是还将面临拦路抢劫甚至命丧黄泉的危险，似乎有点夸张。

文中“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同样让人生疑，斯大林一生仅与毛泽东会面一次，作为国家元首，两人都日理万机，谈的多是国际格局及中苏签约等国家大事，中途还有不快的争执和反复，不知斯大林何时、何地、有何心情、在何种情况下向毛泽东谈及陈寅恪!

“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的说法更是莫名其妙，英国女王首次访华是1986年，陈寅恪1969年去世，不知英国女王如何拜访他。

其他如“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向他请教”的说法，因时间、地点等信息模糊难以判断；“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一段似曾相识，因为按公知说法，“毛泽东还曾多次就边界纠纷征询谭其骧的意见”，谭其骧好像也是民国大师。可见，毛泽东是否就边界纠纷征求过陈寅恪或谭其骧的意见，只有公知清楚。

陈寅恪曾当选国民党、共产党的院士，这足以证明其学术水平，但公知通过造假拔高，反而让人生疑，客观上损害了陈先生的声誉。

三、生活幸福无比

按公知说法，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幸福无比，因为大学教员工资分4等12级，最高500元，最低100元，一般教员每月有几十到100元的收入，稍有名气的有几百大洋收入，当时，北京一家五口人每月只需8大洋就足够生活。如鲁迅从1912年开始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月领到350大洋工资，再加上稿费和其它收入，月薪超过500大洋，两、三个月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

正因为民国大师生活生活优越，他们才能在雕章琢句的同时，搞点小清新、风花雪夜和三角恋情，并慨叹“女人当如林徽因，情人当如梁思成”。与大师们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民国超过80%的文盲率和广大草根民众民不聊生、卖儿卖女，可在公知热捧的民国大师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到民众的悲惨、眼泪和抗争。

让公知汗颜的是，尽管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生活幸福，但多数人并未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如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评选的81位院士中，赴台9人，占总数比例11.9%；赴美12人，占比15%；留在内地的60人，占比74%，这足以说明民国和蒋介石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四、轶事胡编乱造

看公知编写的大师轶事，感觉字里行间充满文人的迂腐穷酸、张狂呆板。如章太炎曾辱骂孙中山，当有人附和“骂得好”时，他却勃然大怒，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当吴宓得知路上开家牛肉面馆取名“潇湘馆”时，自觉此举玷污了林妹妹，于是闯进店内砸了馆子，还警告不许以此名命名饭馆；空袭警报时，大家纷纷多进防空洞里，刘文典遇见沈从文，厉声道：“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要是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等，其它便是大师们嫖妓、打麻将、抽大烟、蓄小辫子等奇葩爱好，很多是芝麻蒜皮之类的琐事，时间、地点不明，情节、过程含糊，而且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看不出民国大师有多高的涵养、多宽的胸怀、多大的志向，可公知却吹嘘这是“民国文人的赤城”、“文人的风趣”、“性情坦诚可爱”。反观共产党的大师，或忧国忧民、启发民众，或投身抗战、走向前线。

更可恶的是，有些公知为吹捧大师和蒋介石竟公然造假。如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纯属子虚乌有。试想，一个饱读诗书、年已中旬的大学校长，竟如此冲动张狂，可能吗？如果刘文典真的曾脚踢蒋介石，那他就枉为人师!

真实的情况是，刘文典小蒋介石2岁，他不仅是大学校长、教授，还两度赴日留学，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资深党员，并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曾投入反袁斗争，是个经历丰富的学者，不可能像公知描述的那样无知张狂。而1928年的蒋介石已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即便再没涵养，碍于当时身份，在公众场合也不可能与大学校长一般见识，更不会因一言不合而动粗。

公知信誓旦旦提到的所谓胡适和鲁迅的言证，也仅说两人言语冲突，根本没提到“扇耳光、脚踢”等肢体冲突。可笑的是，仅凭传言和主观臆断，就有人写了小说，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还有人与时俱进，在刘文典的话中加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敏感词”一词。可见，刘文典做什么、说什么，全看公知的政治需要。(201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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