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注意！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思路别窄了！

陈  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全面深入领会这个新的重大论断，是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前提。

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基础

此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源于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当时处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方位，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坚持得不够明确和牢固，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曲折，这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回八大的有关表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对比八大的提法有两点变化：一是不再从国家发展层面讲“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处改动，既承续了八大表述的本质内容，也反映了国情的某些变化，使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更精炼、内容更集中。

此后，历次党代会都要重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同时，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从十六大开始，在重申的同时语境有了一些变化。基本都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具有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然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前面加上“仍然是”，或者在后面缀上“没有变”。这是因为，十六大提出我国“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从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主要矛盾确实隐含着将来会出现转化的可能。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进行思考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改为“需要”和“发展”的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更升华了，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切实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还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了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了。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其二，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在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后，人民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比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求是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确实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还比较大，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上还有许多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在新时代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所谓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从发展各领域来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的“短板”。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还有4000多万。

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续的情况。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产品更精细，供给更有效方面发展；这就要求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关系全局的变化，说明它不只是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提出了新要求；历史性变化，主要指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当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物质文化需要相对比较具体，主要是一些硬性的需求；而美好生活的需要，则不仅要以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和前提，还包括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常常从自己是否感到“满意”来理解美好生活，而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理解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我们党的勇敢承诺，也是一个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高层级的努力方向。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会更复杂，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遭受的挑战会更大，需要的努力会更为艰辛。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十九大报告中的新表述讲的是社会主要矛盾，而非经济发展或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进行思考，着眼点不能偏移，要把握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思路不能窄。

怎样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基本国情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怎样理解这里说的“变”与“不变”的关系？

这首先涉及到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说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我们这些年经常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所发生的变化。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转变，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漫长历史过程，有一百余年。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起码有“上百年”的时间，这是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国情依据，也是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历史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比较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

据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是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变”与“不变”的关系，要求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在于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和时代一道前进的过程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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