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放弃做“贼”就永远不会获得安全感

郭松民

最近，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关键的问题是明确国家的方向感》，提了三个有趣的问题——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个东西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孙教授没有在文章中为“精英和上层”下定义，综合文章内容，主要是指财富精英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上层知识精英。我以为，称他们为“精英”并不是指他们素质优越，而是指他们占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远超普通老百姓。

　　孙教授提的这三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一个“东西”，那就是“精英和上层”究竟应该怎样做？尽管从根本上说，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但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段，“精英和上层”往往能够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方向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并且最终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比如，前段时间因为小说《车欠土里》，又引发了关于地主阶级，或者说乡绅阶层命运的讨论。1840年以后，地主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堪称当时的中国“精英和上层”，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富国强兵，完成中国工业化。如果能够完成，如同英国贵族、日本武士、德国容克所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么OK，“国家的方向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都得到了解决，他们自身的“安全感”也没问题。如果不能完成，也很简单，那就出局，最终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无论今天方方之流的哭坟族哭的再悲切也没用。

　　但在孙教授的文章里，给人的印象是“精英和上层”的责任感、影响力、博弈能力都没有了。他们似乎完全成了一群无辜、无力、无奈的纯洁羔羊，他们的安全感需要别人来赋予并且保证，他们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责任，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

　　孙教授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新世纪初，北大张维迎教授就提出“特赦财富原罪”的“零点方案”，主张由国家下特赦令，赦免中国的财富一族的原罪，不管他们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偷税漏税从国家那里截留来的，“零点”一过，都不再追究，这样他们才可能放心投资，云云。

　　我当时就撰文指出，这种主张其实反映了中国新涌现的财富精英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极端自私心理。张维迎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则出了一个馊主意。“零点方案”不仅不能赋予财富精英安全感，反而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确认他们都是贼！从而彻底摧毁他们的道德合法性。财富精英如果要获得安全感，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逆取顺守，把财富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福祉，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获得人民的原谅与认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赦免——被历史和人民赦免。

　　这次孙教授重提“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问题，我简直感到有些无语!从1840年以来，将近200年的时间过去了，期间还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老的“精英和上层”被消灭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仍然毫无长进，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始终不能明白，既是“精英和上层”，安全感就只能自我赋予，绝不可能由别人赋予。

　　“精英和上层”获得安全感的最佳方式，不是特赦令，不是铁卷丹书，而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气度，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阶层才能够最终获得安全感。

　　换言之，“精英和上层”不能靠反对人民的利益来获得安全感，而只能通过尽可能促使自身和人民利益相互协调来获得安全感。

　　孙教授在文章中谈到了富人的“移民”和“转移财富”，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财富精英和他们的代言人要挟国家和社会给予更多特权的主要方式。但殊不知，财富精英越是作势要“移民”和“转移财富”，在老百姓看来就越是等于自证毫无责任感，不仅是贼，而且是一群“企图逃跑的贼”，就更不具备存在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更难获得安全感。

　　孙教授在文章中念兹在兹的“法治”，其实和张维迎教授的“零点方案”如出一辙，都是试图在绝不放弃哪怕是一丁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安全感，这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

　　对当下中国的“精英和上层”来说，选择决定命运！目前机会窗口还没有关闭，但时间也在飞速流逝。虽然对“精英和上层”能否比他们近代以来的前辈更加明智不抱任何希望，但仍然觉得不妨存一点绝望中的希望。

　　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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