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之争背后所渗透的政治目的

张苗苗

原编者按：什么是“普世价值”？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国内学界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两个焦点。事实上，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学界的“普世价值”之争，直接原因在于理论上对“普世价值”的界定有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存在对立，其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厘清这场争论，理论研究上要保持多样、纵向深入，政治认识上应要求统一、横向前进。现实上要动静结合、求同存异，在学理研究和政治认识的互动中，实现对“普世价值”之争的引领。

国内学界的“普世价值”之争发端于20世纪初的“全球化视域中的普世伦理问题”，2005年后，境内外敌对势力以“普世价值”作为理论武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批学者和有识之士站出来予以反击，“普世价值”之争由此拉开了帷幕。之后，“普世价值”愈发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价值的代名词，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国内不断地扩散和传播，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思潮。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围绕着“十八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之争再次浮出水面。

一、学界“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

国内学界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问题颇多，比如“普世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普世价值的内容与形式”“普世价值的目的与实质”“普世价值的最终命运”以及对“普世价值”的态度等。在这些问题中，当属以下这两个问题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

（一）有没有“普世价值”？

肯定论者认为普世价值是存在的。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绝对论，即认为普世价值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现实性。在哲学层面，它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根源于人的类共性。[1]地球上的人类因为属于共同的物种而有共同的尺度，对涉及普遍的生命条件、人类特有的生存基础和生命特征的价值的追求是相通的，那么，就有普世价值得以存在的客观基础。[2]在现实层面，真正的普世价值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的产物，普世价值应予以承认，我们不应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走向否认普世价值本身。[3]

第二种观点可概括为相对论，即认为普世价值的存在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抽象的普世价值是一个伪命题，不以时空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的，但具体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4]进一步来讲，以普遍人性与普遍理性为基础的“绝对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而作为评判社会关系行为的共同准则的“相对普世价值”在人类历史实践发展中是现实存在的。以和平与发展作为全球化主题的当代，产生了对“相对普世价值”的社会需要和生成条件。[5]条件之二，普世价值不能脱离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式才能得以建构。[6]条件之三，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普世价值是不可能产生的，但作为客观形态的普世价值是确实存在的。[7]条件之四，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普世价值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

否定论者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具体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概念上进行否定。从“普世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入手，深刻地剖析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辨析“普世价值”与“普遍价值”“普世价值观”“价值认同”“价值共识”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以解读“普世价值”内在逻辑的混乱与矛盾，最后，都得出同样一个结论：“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8]

第二，从现实上进行否定。“普世价值”与事实相背离，宣扬“普世价值”的人认为这种价值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永恒性，但事实却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价值各不相同，就现时代来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没有认同或者践行这种价值， 足以见得这种价值并不是真正普世的。[9]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并不是“普世价值”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10]“普世价值”对实践有危害，它“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11] 。同时，这一思潮蛊惑了大批青年，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在有没有“普世价值”这一问题上，否定论者与持完全肯定论的学者之间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普世价值”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上有分歧。这也就引出了这场论争的另一个焦点——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

（二）什么是“普世价值”？

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含义上界定“普世价值”和从内容上规定“普世价值”，集中表现在对于“什么是”和“是不是”的分歧上，而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于前一个问题的延伸与拓展。

什么是“普世价值”？学界两种对立的观点分别是：“共性说”和“普适说”。“共性说”认为，“普世价值”是指理论上与实践上都符合于人类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基本价值。[12]而“普适说”则认为，“普世价值”横向上是指价值的普遍适用性，即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人，不管地域、民族、阶级、政治文化等差异，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纵向上是指价值的永恒性，即这种价值适用于所有社会，不管时代与社会形态上的差异，都奉行这种价值，所以，这一价值，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赞成、或只代表某一个阶级价值观念的共性，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13]把“普世价值”这一概念表述为价值的普遍适用，这在学界基本上是无异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普遍适用”一词，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它的标准是怎样的？是对于所有人适用？是对于多数人适用？还是只对于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适用？这也是争论的关键所在。

从什么是“普世价值”衍生出了对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普世价值”的争论，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普世价值？“追求幸福”、“消除贫困”“实现梦想”是不是普世价值？“十八大精神”是不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是不是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是不是普世价值？宗教信仰是不是普世价值？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不是普世价值？等等。

上述两个问题之争，归根到底还是对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一个问题的争论，只是争论的侧重和角度有差别而已，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普世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对什么是“普世价值”的认识直接决定了有没有“普世价值”这一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又影响着关于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因为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普世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就是一个伪命题，自然也失去了讨论的必要。

二、“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

“普世价值”之争如果只是纯学术问题的话，那么两种对立的观点可看作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与“濠梁之辩”，二者所关注的角度不同，不过是分别侧重于共性与个性而已，观点对垒的双方还存在着有效沟通、化解纷争的可能性。但是，在认识领域上出现的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阶级立场与政治主张上的对立，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在社会领域，是否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领域，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全盘私有化？在政治领域，是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领域，是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领地位？换句话说，这是四个“要不要”的争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不要全盘西化？最明显、最直接的分歧在于要不要以“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综上所述，学界的这场“普世价值”之争，直接原因在于理论层面上对“普世价值”界定上有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存在对立。由此决定了对于这场论战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不能把它只当做单纯的学术之争，还应该站在政治认识的高度，深入探究其中所隐含的政治主张以及它背后所渗透的政治目的，运用合理的方法，有效实现对这场争论的正确引领。

三、对“普世价值”之争的引领

学术的探讨与争鸣应该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引发思考，逐步地发现和掌握真理；政治异见的冲突与激荡，不应旨在制造混乱，应在于促进内省与纠错，推进政治的成熟与稳定。因此，要对“普世价值”之争作出正确的引领。比如那些力图以学术之名攻击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在学术上和政治认识上的引领几乎是无法做到的，而且很可能宽纵放任或者激化矛盾。因此，要区分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层次，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要对那些可引领的对象做工作，尤其是要注意那些保持中立或一直观望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走向对立面的任意一方，适时适当的疏导尤为必要。引领工作要抓重点对象，即那些参与其中的理论工作者、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因为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弘扬科学、捍卫真理；坚定信仰、行为示范；拼搏进取，奋斗创新，他们共同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与职责，决定着祖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积极而进步的行动，并调动他们的合力，尤为重要。引领“普世价值”之争的最终目的和结果还是引领人，对人的引领贯穿于引领“普世价值”之争的全过程。而厘清这场争论，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在学理研究与政治认识的良性互动与有效结合中，实现对争论本身乃至对人的引领。

如何求同存异？第一，保持学理研究与政治认识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要保持二者在要求上的差异性。学理研究要保持多样，在合理的范围内，学术的争鸣、观点的探讨、思想的激荡对于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有益的。而政治认识应要求统一，提倡“和而不同”，具体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融合与发展是现实所追求的，“不和”就会乱，就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危害人民。因此，重点在于“和”，在于统一思想，使口号和行动的步调一致，使人们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使劲，不断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二是要保持二者在侧重点上的差异性。学理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从理论上阐述“普世价值”，发现问题，促进发展。而政治认识上的侧重点在于从现实中引领“普世价值”，解决问题，达成共识。三是要保持两者在发展方向上的差异性。学理研究力求不断深入，体现的是向下挖掘的纵向发展；政治认识上意在保持前进，体现的是向前进步的横向发展。由此，在引领“普世价值”之争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学术无边界，政治有禁区；不能以学术自由的名义滥用权力，也不能以政治安全的名义专制思想；学理研究上的权威性容易把握，但是政治认识上的权威性就要小心谨慎，把握尺度；学理研究重在总结发现新理论、新成果，政治认识上重在辨好恶，明性质；学理研究可以钻牛角尖，政治认识上不能走极端。不过，学术研究与政治认识上的完全西化或者闭目塞听是一样危险的。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在这场“普世价值”之争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14]

第二，实现学理研究和政治认识之间的统一。学理研究与政治认识的诸多不同，并不代表这两者就无法实现统一，恰恰因为如此，才给二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了可能。学理研究和政治认识之间的统一，正是以“存异”为前提的“求同”，是尊重差异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具体表现为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学理研究可以用以指导政治认识，什么是“普世价值”？有没有“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有“普世价值”之争？如何引领“普世价值”？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实则都为政治认识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准备，创造了理论前提。从理论共识中发现长处与优势，从理论争议中吸取教训与能量，发现问题与不足，实则为走出政治认识上的误区提供了一把钥匙。反过来讲，政治认识也会促进学理研究的深入，一定意义上而言，政治观点的对立可以引发思考，提供理论生长点；政治认识的统一也会为学理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推进理论发展。从政治认识上的误区发现理论难点，不断攻克；从政治认识上的分歧发现理论盲点，不断创新；从政治认识上的一致性中发现理论优势，夯实巩固，借以拓展学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关注现实、指导实践的视野中追求理论层次的提升。

“普世价值”之争，以学术争鸣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不过是政治立场与主张对立的一个缩影，实则是关于“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道路该怎么走？”的问题。既然是立足于中国的问题，那么，认识和把握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学理研究与政治认识的互动中引领“普世价值”之争，就应该放在中国的这个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语境，符合中国这个民族和人民的需求，用现实的眼光来寻求答案，用切实而有益的行动来代替抽象的争论，用合理而有现实性的建议、积极而具建设性的工作来代替冷眼旁观、指责打击，并始终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真正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发展，把这场论争引领到真正有利于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道路上来。毕竟，“普世价值”之争的结果和影响要远远比这一争论本身更重要。

参考文献：

[1] 徐化影.对“普世价值”的哲学探析[N].学习时报，2008-10-13.

[2] 李延明.科学理解“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观” [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

[3] 汪信砚.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辨析 [J].学术研究，2009，（11）.

[4] 甄言.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N].北京日报，2008-06-16.

[5] 鲁品越.“价值”的层次与“相对普世价值”的生成[J].学术月刊，2012，（6）.

[6] 郭明俊.解构与建构：对普世价值建构方式的理性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3，（5）.

[7] 王孝哲.试论“普世价值”[J].学术探索，2010，（6）.

[8] 李慎明.“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N].中国教育报，2010-04-12.

[9]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J].求是杂志，2008，（22）.

[10] 汪亭友.提出“普世价值”的依据不成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3）.

[11] 侯惠勤.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3）.

[12] 郭文亮，王经北.继承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关系辨析——兼与汪亭友先生商榷[J].现代哲学，2009，（6）.

[13] 周新城.关于“普世价值”问题需要搞清楚的几个观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3）.

[14] 文迪.“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J].上海党史党建，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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