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要“推动和捍卫”的“自由”是什么东东？

千钧棒

最近见了鬼了，某些公知纷纷跨界反串历史学家，前不久外交官袁南生大谈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有益，大谈所谓的“愤青”误国，现在连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跨界大谈起政治和历史来了。

大忽悠张维迎由于之前常常大放厥词,被网友拍砖拍得鼻青脸肿，沉默了一段时间，最近不知道是什么风唤醒了他，又从那里面飘了出来，前段时间跟林毅夫争论产业政策问题，这几天又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生进行了政治煽动。

纵观他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所作的题为《自由是一种责任》的讲话，没有什么新鲜货色，所不同的是，他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话风和纯粹谈论经济问题，这一次是转弯抹角并且讨论起政治体制的问题来了，而且还用推进科学发明来进行包装。

他在这次讲话中大谈特谈所谓的“自由”，究竟他所说的“自由”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体制，他没有说明，这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不对讲话中的“自由”这个概念的定义进行准确的界定，以通过混淆概念的办法推销黑货，这是自由派公知的惯用伎俩，作为张维迎也不例外，只不过他这次一改平时的讲话习惯，也玩起了瞒天过海术，而且还玩得挺嗨，所以不得不给他戴上“大忽悠”的高帽子。

他的文章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转弯抹角，其实核心观点就是下面几句话——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尽管他曲里拐弯，绕来绕去，欲言又止，遮遮掩掩，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理清贯穿在他这几句话中的思想脉络——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这几句话的意思——

要想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必先改变我们的体制和制度，每个人都应该去推动这种改变。

要对他的文章的是非对错进行评论，首先要对“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界定。

自由有多种含义：

1.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

2.任性意义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放任。

3.按规律办事意义下的自由，所谓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4.自律意义下的自由。康德在此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5.是人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

“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人权宣言》第4条，1789年。

其实，在网络上常常使用的自由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一是任性意义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放任;二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三是暗指西方的社会制度，比如“自由世界”。

从这些含义的自由来说，一、张维迎以及自由派人士基本上属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好像没有他们不敢说的话和不敢做的事情，哪怕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同样干;二、作为价值观念的自由，其实，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并且事实上，中国人现在享受的自由度很大;三、是作为具有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含义的自由，或者是反对和推翻现行社会制度的“自由”。

而张维迎故意不对他所说的自由的概念的内涵进行准确定义，为的就是方便偷换概念。

我们现在不妨根据这些特定的含义去审视他的讲话的论证过程，揭露他在论证过程中玩弄的诡辩术。

他的中心论点就是“要想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必先改变我们的体制和制度，每个人都应该去推动这种改变。”

第一个分论点是：

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

第二个分论点是：

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

第三个分论点是：

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应该越快。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远不及西方国家。

第四个分论点是：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他就是通过对上述四个分论点的归纳，得出了他的总论点。

下面分别对他的分论点及其论证进行反驳——

他认为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

他的这两个说法经不起推敲。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的是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进步，尤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英国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改变，继英国以后，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进入了工业时代，日本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掀起了工业化浪潮。而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官僚对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大规模移植，此后便艰难地行进在一条"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上。而中国到1911年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国家不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中捞取好处。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才从在西方国家的制裁、封锁和包围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而所谓的发明创造是跟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有之前的封建社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有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本身一些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并不是在于什么“没有自由”。

用张维迎自己举的例子就足以打他自己的嘴巴，他承认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

不但如此，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公无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曾保持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那时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又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00年，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约达50%～70%，公元1000年以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成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又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按照张维迎的逻辑，相对于后来的500年，公元1500年(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在位的时候，年号弘治)之前的中国的制度和体制应该是自由的，或者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或者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上已经奉行所谓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而恰恰相反的是在这段历史时期有秦朝、两晋三国南北朝、隋朝、战乱不断的宋朝和元朝，不但战争连年不断，遭到外族入侵，而且里面还有常常被自由派拿出来影射攻击现体制的专制王朝，难道这些也属于所谓的“自由”的时代？

再看看西方国家，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由于受到宗教的排斥，只能制造这书是别人写的假象。到1543年初已临近死亡。延至5月24日,当一本印好的《天体运行论》送到他的病榻的时候，已是他弥留的时刻了。

伽利略于1610年公开支持日心说之后，他受到一些哲学家和天主教教士的激烈反对，]而且伽利略还被警告，说要他终止对日心说的支持——而他也承诺了会这样做。当他后来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于1632年出版)，中捍卫其观点时，就受到了裁判所的审讯，被判定“有强烈异端嫌疑”，结果被迫放弃日心说，并在软禁下度过余生。

这几位都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远比其他的发明创造有价值，但是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且这些迫害都是发生在1500年以后，他们的遭遇说明了当时的西方国家并不自由，科学家常常受到宗教人士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迫害。他们并不自由，但是他们的发明创造顶住压力出来了。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张维迎所说的“自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都不是发明创造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或者充分必要条件。

张维迎称“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应该越快。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远不及西方国家。”

包括张维迎在内的自由派人士为了攻击现体制，常常顾首不顾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的“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统计，到2016年，全世界人口总数排名比较靠前的有如下国家。(单位：亿。)

中国:14，054(2016年)

印度:13，042(2016年)

美国:3，228(2016年)

印度尼西亚:2，577(2016年)

巴西:2，053(2016年)

巴基斯坦:1，924(2016年)

尼日利亚:1，823(2016年)

孟加拉国:1，646(2016年)

俄罗斯:1，464(2016年)

日本:1，268(2016年)

墨西哥:1，263(2016年)

埃塞俄比亚:1,040(2016年)

菲律宾:1，024(2016年)

(更新于2016年10月26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司)

在上述这些国家里面，除了张维迎认为“不自由”的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即使张维迎把俄罗斯刨出来，也是绝大多数)，按照张维迎的逻辑，所谓的“民主国家”肯定是有“自由”的国家，那么张维迎为什么不按照所谓的“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拿这些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发明创造的数字与美国、英国、日本、瑞士比较呢？因为他不敢比，一比较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而上述这些已经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制度”并且拥有所谓的“自由”的国家的发明创造之所以跟中国一样总数暂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原因同样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的时候，它们或者是还处于封建主义社会或者属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工业的发展起步比较晚。即使是人口比较多，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事实证明，张维迎想用所谓的“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来反证中国之所以在发明创造方面暂时落后于西方国家是因为“不自由”(即没有建立西方的那种“民主制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张维迎称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不错，在春秋时期，群星灿烂，大家辈出，无论是人才水平还是人才数量，几百年间超过了以后两千多年，诸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等等。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不仅为春秋以前的历史文化所没有，而且也使战国以后的历史文化逊色，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化最高峰会出现在这一时期？首先，文化发展需要一种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条件。这一点恰好与中央集权是一种相互悖论。中央集权越是强化，思想就越是禁锢，作为思想现象的文化也越是僵硬、落后，甚至被扼杀;相反，没有中央集权或中央集权遭到削弱时，思想就越是获得解放，文化就越是能够发展，甚至会出现文化发展高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只有两个时期是思想最自由的时期，那就是原始社会末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张维迎在这里一方面偷换概念，另外就是对历史事实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选择性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是文化高峰期，文化包括科学，但是文化并不等于科学，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的确是为后世瞩目，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也比后世先进？这种说法恐怕连张维迎自己也不相信吧？还有原始社会末期也是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一般采用民主的方法推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选举贤能有德者担任。这种民主选举首领的制度，称为禅让制。够自由了吧？但是这与发明创造有必然联系吗？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礼士大夫的王朝。相传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此原则确是两宋诸帝守之甚严的“赵宋家法”。两宋时期对士大夫比较严重的惩罚就是贬窜岭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佳句传世。史书常说“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

据说宋朝社会自由，个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而能持续运转三百余年，超逾汉唐、明清。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士大夫风气刚劲的结果……

中国古代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言官因为冒颜直谏而被杀的现象，我们姑且相信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可是这跟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有必然联系吗？何况宋朝最终是灭亡于秦桧之流的高层言官的妖言误国并且同入侵的外族暗中勾结，莫非张维迎希望中国政府给当代的那些秦桧式的人物提供这种土壤和便利条件吗？

通过上面的分析，张维迎或者刻意选择不可靠的小众的偏颇的数据统计口径，或者是论据虽然真实但是与论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用真实的事实论证假命题，在逻辑上属于“推不出”，属于无效论证。

其实，他的这篇讲话的荒谬之处还不止上述这些：

第一、他采取的是用发明数来代替创新发展能力。第二、工业生产，国防科技，等等产业发展不能简单用发明数目来衡量，小发明和大发明的质的差距，电灯泡和结晶牛胰岛素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

发明应该属于一种创新，发明有获得专利权和没有获得专利权之别，而创新可以以发明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在别人的发明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它并不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并且创新的成果高于原来的发明。把发明完全等同于创新本身就属于一种混淆概念，何况以发明的数目是不能够准确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程度的，像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明和创新有些连美国也要仰视，这是其他某些国家的某些生活用品方面的小发明能够相比的吗？

按照我的反驳习惯，我又要称他的逻辑是厨师教的了，但是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违背逻辑通过诡辩术来论证错误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进行这种忽悠。

早在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张维迎旋即陷入了一场大批判。近年来，张维迎提出“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这些观点都引起很大争议。加上“邹恒甫被开除”事件等，令张维迎身边一直新闻不断。

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张维迎对中国改革的一大“贡献”，当时很多人就是凭借价格双轨制发掘了第一桶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20多年前有句口号叫反对“官倒”，那个时候“官倒”就是在双轨制的土壤上产生的。

关于这一点有张维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记录为证：

经济观察报：

腐败问题到今天仍然严重。所以这些年有人言辞激烈地批评双轨制，说是双轨制带来了腐败。

张维迎：

说老实话，在提出双轨制的时候，我想到了会出现不适应，我们过去是国家本位，如果价格过度地变化，会使政府部门、人们的观念、企业家都不适应它，但是没有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

经济观察报：

只是想怎么解决问题，但是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考虑。

张维迎：

是这样。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场价格又不可能，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出路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但没有想到双轨同时并存可能发生严重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这些所谓的精英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还有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 …… 其中，张维迎创造一种“吐痰理论”，独具特色：张维迎他写道：“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还有“冰棍”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更为直接的是他提出的“腐败次优”论，他是这样解释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

上述的就是张维迎在中国腐败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在党中央强力反腐败以后，他跳出来大声呼吁要赦免贪官，用大赦解决贪污问题，并且吓唬党中央，说如果不赦免贪官，官员们会造反。

上述这些是在经济领域里面的事情，他在政治领域也没有闲着：

他对中国的广大民众不跟他们这一小撮人走非常不满，对他们进行了恶毒的咒骂和挑拨——

【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于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怎么不把自己当人看呢？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这些方面动物都会有一般。

生物性欲望的满足方面人和动物是一样的。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是康德讲的。

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

他对中国不走改旗易帜的道路极度不满，威胁中国政府：中国不融入西方价值观就死定了。(张维迎：中国不融入西方价值观就死定了 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2304184a78b4ee0102vdih)

 

综上所述，张维迎打着促进中国的发明创造的旗号推进所谓的“自由”，实质上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制度和体制，这是由其反动立场和本性决定的，只不过他的忽悠术也太拙劣了，实在是给北京大学丢脸。联系到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杰出贡献”以及他曾经赤裸裸的表达和在这篇文章中比较隐晦地表现出来的要推动改旗易帜的强烈愿望，人们不难看出他是怎么一个货色。他曾经被称为“人民公敌”，我觉得这个名称也蛮名副其实的。说实在的，张维迎之流现在已经属于一具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他跳不跳出来，对挽救他们的衰败趋势不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只不过又给人们充当一次反面教员罢了，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得好好谢谢大忽悠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