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接班人的培养

葛元仁

一

今年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0周年，也是苏联解体亡党亡国26周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切权力归(工农兵)苏维埃!”破天荒地由被压迫、被剥削、被鄙视的工人、农民、士兵掌握了政权，全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民族看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希望，也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志士仁人指明了方向。李大钊同志欢呼其是“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更是指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走俄国的道路!”成了当时热血青年的向往。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原则成立了，开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欢呼，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引起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关键的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自废武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思想领域存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不与“传统的观念做彻底的决裂”，任由剥削阶级思想泛滥，听凭干部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被“拉出去，打进来”，最终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

对于每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总结、研究这一变化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保证红色政权不变色，能够始终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是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谋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也就是说，一个政党，当你领导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吸引绝大多数人参加，才称得上是“共产主义运动”。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最大多数的是工人、农民。

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

而恰恰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自列宁、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前苏联全民公投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76%的人要求保存苏联[4]，而在干部中却是大多数要求不保存苏联，而苏联最终解体的事实中可以看到，苏共领导层已经完全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无产阶级获取政权之后，要不要对在私有制社会下成长起来的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培养新干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他们和传统观念做彻底的决裂，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下去的关键。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指出：“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会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5]，还指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6]

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是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7]

非常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思想领域与剥削阶级的斗争没有结束，要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且多次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考察和提拔干部。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在实践中考察和提拔干部。他在1935年对红军学院的毕业生们说：“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和困难做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的。……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求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优良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能在和困难作斗争中锻炼出来。”[8]

二

赫鲁晓夫采取阴谋手段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马林科夫手中夺取最高领导权，又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把布尔加宁元帅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把伏罗希洛夫元帅打成“反党分子”，紧接着就在苏共20大用谎言编织了“秘密报告”[9]对被他曾经称之为伟大领袖、导师和父亲的斯大林同志进行诬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段，全面否定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呼。他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否认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他的后继者也一直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使得官僚特权阶层迅速壮大——他们享有比普通劳动人民高得多的各种权利。苏共也逐渐沦落成为这个少数人特权阶层服务的政治集团。最后被人民抛弃。

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的成立一样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强的启发：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和接班人的培养，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

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了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的影响，造成干部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红军时期《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到延安整风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要求干部与传统的观念做彻底的决裂。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性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务必”，[10]进城时又讲“绝不做李自成”进城后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将军下连当兵。针对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1957年3月专门讲了“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11]，4月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2]，在他73岁时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13]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4]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15] “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7。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在他83岁高龄时又强调：“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8。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时也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腐败，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16]

三

美帝国主义在“二战”后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力下，采取和平手段，实行和平演变战略。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杜勒斯上台后具体提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修改，完善了“和平演变”的“行事手册”(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毛主席在1959年就指出：“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17], “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18]。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苏联解体亡党亡国在中国重演。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青年一代身上。但是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19]。由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上提出“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和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明确地说：我想的不全面，你们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20]。并且说“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21]。

毛泽东主席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但发现很不理想[22]。原因就在于“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23]。他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4]。从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将大学毕业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工农无疑是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深切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利益诉求，也才可能为他们谋利益。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冲击，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和青年一代的责任，了解工农大众，转变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成为一体，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四

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的纪录片《较量无声》，所揭露的美国颠覆中国的五个方面：政治渗透、文化渗透、思想渗透、组织渗透、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北非之乱原因的解读，揭露了美国使用和平演变手段颠覆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事实，充分说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没有过时。

现在的干部大都出生在50年代，是《十条诫令》开始实施的年代，对照大量贪腐问题的揭露，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能够掉以轻心吗？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生，大都是从中学直接考入大学的，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缺乏与工农相结合的历练，但人数又比前30年数量多得多的。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甚至被赶出课堂，其中很多优秀者跑到欧美发达国家去效力，去推动他国的科技发展，甚至帮助美国破解中国北斗卫星的密码，他们心中有对祖国、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吗？而且据报道，现在大学生成了人工流产的主力，艾滋病在大学传播最快，大学校园里暴力事件也不少。

2014年8月7日《新京报》报道，哈尔滨一大学航天领域，已经考取博士的硕士研究生常某，为境外人员收集情报及内部资料50余次，接受“经费”20余万元。8月5日被黑龙江人民检察院农垦分院批准逮捕。

2012年11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高学历假药团伙博士当法人代表》。赵某和张某是生化专业的同学，一人读到博士，一人读到硕士，但两人没把才华用在正路上，却生产销售没有审批手续的药品，而销售人员蔡某竟把这些药品卖到了海外。赵某等人昨天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在海淀法院受审，和他们一同受审的还有全部公司员工，至少是大专学历。

北大钱理群教授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5]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青年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进取精神，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如同没有灵魂，就会会迷失方向，国家就将会成为一盘散沙，成为被侵略、被肢解的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愿意奉献，只追求金钱，就会走向灭亡。

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工农感情，全面了解社会，毛主席在1965年就指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26]

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曾经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过插队的磨练，能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决策，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那么下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还能够这样吗？他们能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下去，避免出现苏联那样亡党亡国吗？

现在采取大学生到偏远农村支教，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有利于他们接触工农，应该充分肯定。但并没有像插队的知识青年那样，利益是与当地农民的利益绑在一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有固定的收入(补贴)，并事先承诺，一定年限后优先录取为公务员，这使他们很难从工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中一些人产生“熬年头”“镀金”思想，不利于接班人的培养。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学习和锻炼，创造条件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62页

[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5-1096页

[4] 《大国悲剧》(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新华出版社第295页

[5]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7卷第275页

[6]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7卷第4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9卷第20-23页。

[8] 《斯大林论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第68页

[9] 见[美]格雷弗·弗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7-1438页

[11]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卷第284-287页

[12]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卷第139页

[13]、7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24页

[14]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572页

[15]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621页

8《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642页

[16] 人民网 2013年7月13日

[17] 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页

[18]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卷第250页

[19]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卷第226页

[20]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卷第363页

[21] 《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22]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89页

[23]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176页

[24]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25] 2012年05月03日《中国青年报 》

[26] 《毛泽东年谱》只有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卷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