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物，涉嫌行贿犯罪。

事实上，卢恩光费尽心思谋求政治权力，是为了将政治权力变现，替自家资本及其背后更大的资本集团保驾护航。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是典型的原罪资本。卢恩光的做法，与王长江等人的见解不谋而合。

1、早在2009年，王长江就提出：不向资本让权，中共就没有资格领导

早在2009年，王长江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就称：

【市场经济下人们有了财产，就会拼命保护，对政府也就有了要求。作为执政党，应该对此加以引导，并产生相应的紧迫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社会民主的发展快过党内民主的话，党还有什么资格进行领导?你总不能说社会民主要先停一停，等我赶上来再说。】

王长江讲“民主”，实际上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拥有财产者”身上，也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主导者——资本集团。

关键问题是，合法致富的资本集团，需要向共产党夺权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成功的资本家，如任正非等，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接受党的领导，其合法利益也会得到党的保护，从没听说过他们向党索要政治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乃至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

另一个资本群体则不一样。这些资本集团利用其体制内代理人，在某些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便于自己钻法律漏洞，通过违法犯罪的方式掠夺全民财富，积累起巨额财产，同时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类资本集团最怕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清算，最害怕中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力量。为了保护自己的原罪财富，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控制媒体、操纵学者公知、培养第五纵队，以最终改变政治力量对比、推翻中国共产党、彻底夺取政权为目的。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动让出权力(王长江所谓的“社会民主”)，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完成和平演变，那就是符合王长江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

所以，王长江的逻辑与地产商任志强的逻辑相似：为了保护原罪资本“产权”不被清算，原罪资本要求中共“民主”让权，最终改变中共颜色。

于是有了王长江这样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顺应“社会民主”，就没有资格进行领导，就要下台。

2010年，王长江与杜导正一起，接受《财经》采访时称，【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但问题是，中国是后发国家，前面有那么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鉴，就应该有所设计，至少划定一个框架，让大家进行探索。】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81715951.html

这个暗示再明显不过了。当然，首先要理解，王长江这里所谓的“搞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新自由主义。所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搞新自由主义就等于走上了不归路，国内买办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它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会来“敲门”找中共索要政治权力。

卢恩光不过是资本集团派来向中共“敲门”索要权力的角色之一。

2、除了亲自上阵的，资本夺权还有其他方式

资本家自己当官、当政协委员，是资本夺权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资本夺权的方式是全方位的，许多大资本家没有当官，但也需要政治权力，推动政界听命于自己，他们往往没有自己亲自上阵，而是采取曲线控制权力的方法。比如：

(1)圈养知识分子和官员，推进所谓的“政治改革”，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置换成资本主义宪政，永续资本家当权，巩固富人统治;

(2)国内资本形成联盟，力量不足时与国际资本形成联盟，形成这会那会等明里暗里的组织，定期碰头，商讨政治，互通有无，彼此协助，侵蚀国有资产，向最后的堡垒能源、军工、金融、铁路等冲锋，形成垄断，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3)资本集团自己建立xx大学，或者垄断教育资源，造成贵族教育，堵塞草根民众上升通道，保证社会各界的下一代精英都接受资本价值观，服务于资本联盟的利益;

(4)控制媒体，垄断信息资源，操纵政治议题，引导民众思想。

(5)建立慈善机构、基督右翼宗教组织，向基层渗透，洗白资本原罪。

为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自由派公知这些年来作出了如下不懈的努力——

在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问题上，贺卫方认为共产党没有注册，因此不合法。

在中国建立的民主的性质问题上，茅于轼称，“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

在媒体的属性问题上，总书记提出“党媒姓党”以后，任志强称“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其实任志强心目中的所谓的“人民媒体”是那些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因为在中国，没有哪个普通民众可能自己办媒体。

在对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建立过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的态度上，“作业本”之流将他们贬损成烤肉。

在反腐败问题上，张维迎一次次大声疾呼要赦免贪官，茅于轼认为“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

如何推进他们的“民主”大业呢？造谣。这些年来，除了被判刑的秦火火以外，还有不少死磕派也经常性造谣，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并且把造谣理论化，合理化——

自封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有个“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伟大论断。

朱学勤在他的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的评论中说：“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

林林总总，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两个字——夺权，代表资本夺取权力，实现“资本权力化”。

自由派公知为了实现其目的，一直在忽悠中国的民众，说中国的社会是二元结构，所谓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利用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的失误引起的民众不满煽动民众把矛头对准政府。

3、如果让资本控制权力，后果是什么？

其实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基本上是“三元结构”，

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权力、资本和民众的关系。

他们之间又分别形成三对矛盾。

“权力”(由执政党掌握)与“民众”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官”与“非官”是其不同或者叫对立的一面;而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统一的一面，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自由派所谓的“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的谬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权力”与“资本”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正面说，执政党依靠“资本”的积极的一面，发挥其在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中的作用，同时执政党行使的“权力”又依法制约“资本”，不让其侵犯或者过度侵犯“民众”的利益;从反面说，一部分已经“资本化”的“权力”(即腐败分子)作为“资本”在“权力”中的代言人，与“资本”相互勾结，共同压迫民众，同时，“资本”为了彻底摆脱约束，无限度地满足其私欲，又挑战或者希望控制“权力”，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

“资本”与“民众” 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与“民众”都“非官”(这一点常常被“资本”用来混淆概念，用“人民”或者“民众”的名义掩盖自己的实质)，同时，“资本”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依靠“民众”，有时候客观上也做些有利于“民众”的事情;但是“资本”虽然不能像“权力”那样对“民众”有显性强制力，能够强迫民众必须如何如何，它却对“民众”具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迫使“民众”不得不如何如何。“资本”与“民众”的关系有时候也是对立的，所以，既不应该盲目和笼统仇富，也不应该让“资本”用“民众”或者“人民”的名义装扮自己甚至直接去自作多情代表“民众”和“人民”。

在三者的整体互动中，有时候，“资本”和“权力”勾结，压迫“民众”，比如“强拆”等;有时候，“民众”和“资本”共同制约“权力”，比如共同对“权力”进行社会监督;有时候“权力”和“民众”一道制约“资本”，比如政府依法处罚“资本”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

如果让“资本”控制了“权力”，由“资本”一家独大，对于国家、民族、社会和大多数民众来说绝对是大灾难，因为已经拥有“隐性强制力”的“资本”再拥有“显性强制力”的话。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它，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权力”和“资本”不能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多民族而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里面，让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的“资本”掌握“权力”的话，直接的后果就是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社会动乱，国家四分五裂。在这方面，几百年前的波兰就是前车之鉴——

16至17世纪上半叶，波兰是东欧的一个强国，但到18世纪初它已经走下坡路，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个邻国瓜分。波兰的衰落主要是它的内部原因造成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只是外因。

波兰的社会结构为贵族主宰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估计，在17世纪，波兰本土人口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贵族，因此享有各种特权，在欧洲，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但是贵族中只有极少数大贵族才真正握有实权，他们占据大量地产，担任各种官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政策，为数较多的小贵族则依附于各个大贵族。大小贵族之间虽然有种种矛盾和差别，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与其它阶层对立的。

贵族的强大造成政治的危机。1572年亚盖罗王朝灭绝后，波兰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所有贵族都有选举权。但是贵族们倾向于选举外国人，因为这样可以把国王置于他们的控制下。于是王权日趋衰落，它失去抽税、宣战、媾和、委派官员的权力，在一切重大问题上要服从王国议会的决定。波兰的议会和其它国家不同，它不是等级代表会议，而完全由贵族组成。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大贵族、高官以及高级传教士组成，下院则由小贵族组成，再加上为数极少的城市代表。这个议会与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极为相似，它反映贵族在国家中的绝对优势。但贵族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为能事，他们只考虑领地的利益，从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越来越小，议会本身也逐渐丧失功能。1652年，下院一个代表反对一项把传统的星期六议会期延长一天的动议，结果使多数人的意见被否决;这以后，就形成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任何决议都不能通过。这种惯例美其名曰“自由否决权”。由于有这个惯例，议会不仅不可能对重大国事作出决策，就连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在1652-1674的55届议会中，有48届议会因“自由否决权”而解散，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仅受到一票反对而被解散的。

中央政府的衰落使贵族们大受其益，特别是大贵族受益最多。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税款摊派，1640年以后甚至可以任意抽取地方税，还可以组成地方军，使国家变得更支离破碎。国家唯一的经常性税款是从国王和教会的领地上抽取的，还不足以维持和平时期一支12000人的军队。每逢战时，即使议会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开征“非常税”，税款也总是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持久的战争。军队无饷，战斗力低落，国家面临危局，大贵族趁机扩大势力，小贵族就更加依附于他们，产生了一个个国中之国。

当欧洲的多数国家都出现君主专制制度，以维护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波兰的国家却正在解体。而这又恰恰发生在俄、普、奥、瑞等国上升为强国的时候，于是，列强对波兰的瓜分就不可避免了。1660年东普鲁士摆脱对波兰的藩属关系并入勃兰登堡，为普鲁士国家的形成打下基础。1662年立窝尼亚丢给了瑞典;1667年第聂伯河以东的大片领土又丢给了俄罗斯，波兰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

统治阶级中也曾经有一些人企图扭转这种颓势。加西米尔和索毕斯基(1674-1696)两位国王都曾企图加强王权，实行某种变革，但都在贵族的反对下失败了，加西米尔甚至还被赶下台。18世纪初波兰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变革的企图时有出现。但是这时候的变革变得更困难了，不仅贵族反对，外国势力也横加干涉，不允许波兰奋发图强。波兰贵族的内讧使波兰落入不同外国势力影响之下，俄、普、奥、瑞都先后插手波兰，交替占过上风。最后一任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1764-1795)曾是叶卡捷琳娜的情夫，他的当选表明俄国在波兰占优势。这引起其它列强的不满，波兰问题于是成为国际争端的一个焦点，最终导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年)。在面临亡国的威胁下，波兰的贵族这时真的想改革了，但已经为时太晚。1791年5月由“四年议会”(1788-1791)公布的新宪法被俄国用武力碾碎(1793年)，紧接着便是第二次瓜分波兰;1794年贵族领导的武装起义又在俄军的镇压下失败了，1795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于是一个独立的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这一切告诉我们，贵族民主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议会瘫痪，政府无所作为，引起社会混乱，进而把国家导向灭亡。

无论是从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还是自由派领军人物茅于轼的政治理念宣示，自由派要在中国建立的就是这么一种“精英民主”即“贵族民主”，而建立这种“贵族民主”的途径就是“资本权力化”。

无论是之前发生的湖南衡阳贿选案也好，辽宁贿选案也好，都是“资本权力化”的表现，只不过它们没有直接指向行政权力，而卢恩光则是直接指向权力，是一个“资本权力化”的典型。

正如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谈政商关系的演讲中警示的，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而中纪委这次查处卢恩光并且说明其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表明了高层对于“资本权力化”的高度警惕。

综上所述，我们即使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仅仅是从社会制衡的原理考虑，也不能够让“资本”占有“权力”，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无论其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