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造谣自由？评《新京报》炒作新的“雷洋事件”

千钧棒

3月16日，《新京报》微博发布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在新京报的推动下，媒体纷纷转发，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新京报的失实报道出来以后，海外反共媒体明镜网如获至宝。就像以往中国发生的的公众舆论事件一样，明镜网就像蚂蟥闻到血腥味一样，迅速围拢过来，没想到的是，闹剧来得快，散得也快，公知们还没有来得及炒作，辟谣声明就出来了。

就在事件开始发酵，群众对警察不满之时，当天晚上，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武侯 发声，讲述事实经过：

一个多小时后，《新京报》不得已进行转发。而之前该报在14:15分发布的微博消悄无声息地被撤下了。对此，@共青团中央 也对《新京报》的做法表了态：

《新京报》2003年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其采编、经营、管理骨干都是以《南方都市报》输出的干部为基础，2011年9月，《新京报》的主管单位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但是其业务骨干并没有什么变更，所以其本质也并没有什么改变。该报仍旧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南方系报纸。

新京报并不是街头地摊上卖的黄色小报，却如此儿戏对待社会上发生的大事情，其微博随意地发布信息，造谣炒作新雷洋案，由于严重失实，客观上起到造谣或者是传谣作用以后，再转发警方发的情况通报就不了了之，原来报纸是可以这样办的?原来某些人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新闻自由”?我想请问，发布这个消息的那个人跟秦火火有什么两样?

炒作雷洋案的政治目的已经人尽皆知。2016年，“公知”大V“法律党”、反共媒体们把雷洋案闹得天翻地覆搅得周天寒彻，方方面面都大做文章，唯独回避“暴力抗法”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为了攻击、否定中国警察的绝对现场执法权，鼓吹有权私自用暴力对抗警察，进而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什么情况下平民才会暴力抗衡警察？要么是革命（或自封的“革命”）时期，要么是暴乱时期。总之要推翻政权之际。既然警察非法，那自然没有绝对现场执法权，自然可以暴力对抗——“颜色革命、街头暴乱”。

我国确实存在部分“恶警”，但这实际上应当归功于南方系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探讨中国当下发生“恶警”的若干深层次根源，究其政策根源，公安腐败始于“执法创收”，但这并非公安机关自行独创，而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受西化势力诱导，为完成国家原始积累实行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为生存被迫而为，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败坏了警察队伍风气；究其法律根源，西化法律精蝇以权威自居，一方面从法律上弱化执法者地位、束缚执法者手脚，为违法犯罪制造法律漏洞、提供违法空间，造成执法者运用难、执行难的局面，另一方面西化律师为获取暴利视法律为儿戏，利用会见委托人或犯罪嫌疑人不受监督的机会通风报信、教唆翻供甚至伪造证据使案件反转，制造社会舆论给司法机关施压，绑架法律乱中牟利；究其媒体根源，主流媒体在报道法制节目时，为了收视率，尤其是网络媒体更是以片面猎奇爆料为能事，唯恐天下不乱，人为制造警民矛盾，指责公安民警执法办案不作为、乱作为，抓住民警违法个案大作文章，肆意诋毁整个警察队伍，故意挑拨或扩大警民矛盾，企图通过从法律上放纵犯罪、打压警察，从舆论上抹黑公安队伍、制造警民对立等罪恶手段在中国制造混乱。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警察殉职人数开始直线上升，从1980年到2015年全国共有近1.3万名民警因公牺牲，近18万名民警因公负伤，中国警察每年殉职人数是美国的3倍。人民警察已成为和平年代工作负荷最重、流血最多、牺牲最大的职业群体，他们对得起头上的警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新京报等媒体却总想抓住任何一次机会炒作新雷洋案，试图再次泼污警察。直到现在，包括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对公权力被滥用应该保持警惕性，坚持认为执法行为应该规范化。但是同时，一小撮人利用涉警事件煽动仇警情绪的罪恶目的已经是一般老百姓也能够看穿了。新京报常年累月的表演，似乎透支了它的公信力。

新京报偏爱新闻造假，经常指向警察：

新京报偏爱新闻造谣，除了经常指向警察，还偏爱指向中共。2014年11月5日新京报发文《村民多年要求政府兑现新四军3万元借条无果》，11日又发文《新四军3万元借条续：立据人江克成确有其人》，抹黑共产党军队。新京报报道说：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村民张志良称家中有一张1946年由新四军开出的借条，借条显示其祖父曾借给新四军3万元。该村民多年向政府要求兑现无果。】

刊出的借据上写着的是“今承湘店乡(后更名南向店乡)保庄张炎山先生借给本军现金叁萬元，特给此据为凭。”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江克成”，并盖有江克成红色私章。借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

这条谣言破绽百出，如：借条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据考证：解放军历史上从未设过军令部。此外，若真要找富人借款借粮也不是政治部的事，而是军需或后勤部的事;再如，网友@无为李爷把借据放大发现，落款为“四军”并非“新四军”：四军≠新四军 。

新京报偏爱诋毁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2016年9月11日，新京报发文《“喜气洋洋重返汉城”代表最冷血的战争观》，作者颠倒黑白、谎话连篇的指责即将公映影片《我的战争》的宣传片，对众多老艺术家进行人身攻击，文章称宣传片让人“感到生理不适”、“一场战争，多种表述，这是常有的。交战双方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和立场。”立意显然是在质疑朝鲜战争的正义性。《我的战争》是一部反应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旋律电影，可是电影还没上映，就被一些人形容成“最冷血的战争观”，把矛头对准60多年前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新京报的战争观是什么?其实不言自明，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战争观，通俗地讲，就是投降战争观，汉奸战争观。几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是维护中国国家独立与安全、同时为朝鲜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壮举，绝不是什么“一场战争，多种表述，这是常有的。交战双方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和立场。”“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代价总是过于沉痛。”朝鲜战争的结果使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战争中屡次陷入惨败或极其被动的局面扭转，新中国人民政府获得巨大威望，国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此形容：“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京报还偏爱引导舆论，泼污政府，媒体应当监督政府，但立场先行的、甚至选择性监督，就会闹笑话，如在2016年南方水灾时放冷箭：

新京报偏爱跪舔外国，“针砭国内时弊”：

新京报偏爱AV女星，鼓励卖淫：

同时，新京报偏爱反社会道德底线。如面对王宝强这样一件违背家庭伦理、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许多网友和群众都义愤填膺，要为宝强伸张正义!而在此时此刻，新京报说：王宝强不值得心疼;王宝强还在还迷恋农耕时代价值观;王宝强没有从根源上去找原因。

其实，说谎、造谣、杜撰、嫁接，会损害公信力，对谁都一样，很公平。前些年，某些官员一出了事情，首先就考虑到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信口开河，结果严重损害官员自己和政府的公信力，以至于有时候说的是真话别人也不相信了，而这些年来，党中央对此严肃整治，基本上刹住了这种风气，每当重大公众事件发生，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公布有关事实真相。倒是一小撮人，这些年来为了推进所谓的“民主大业”，已经是不择手段，造谣、传谣已经成为了常态，让他们自己成为了那个“说谎的孩子”，即使是真的狼来了别人也不信了。

南方某报业集团这些年来在国内的“丰功伟绩”已经是尽人皆知，如“新年献词”事件、“两根骨头”事件、“魂归大海”事件等等，南方系通过一场场大戏外加谣言包装，鼓吹宪政新自由主义等反共思潮，对民众进行毫无底线的洗脑宣传。同时，还多次进行和平演变的舆论预演，屡次利用国内突发性事件进行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歪曲、遮蔽事实真相，将舆论引导向攻击中共体制，将每次舆论都操纵成颜色革命的群众性演习。

十几年来，美国的多家智库、基金会，协会，“非政府组织”，均向南方某报颁发过许多奖项与提名，以及赴美开会座谈的邀请函。他们的理由无一例外是说：南方某报是“中国最自由的媒体”。

——2005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南方某报前总编辑更是获得了国内新闻界唯恐避之不及的“世界新闻自由奖”，并获得奖状、奖章和奖金。

——对南方系最大的褒奖，应该是美国总统奥巴 马2009年“钦点”南方周末对其进行专访。

——美国前驻广州领事馆新闻文化领事费贝兰女士(Darcy Zotter)称：南方某报过去发挥过“半个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作用。此言分量极重。

事实上，南方系精英把民众仅仅当做实现其权力欲望、金钱欲望和肉体欲望的玩偶。为了实现南方系精英的个人现实利益，他们可以践踏一切法律和道德。2016年发生的南方系成某强奸案及随后的南方系大规模洗地，即是例证。早先成某因契合南方系价值观与政治标准，在南方系内不断升迁、被重用。金钱即法律，金钱即道德，等级即秩序，当南方系骨干之一成某向被强奸者扔下2000元人民币时，他是那样的理所当然--一个金钱、权力至上、尊卑有序、阶级有别的严格等级国家，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国。他们鼓吹的“法律党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法为资本服务，为资本随时改变。他们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只有南方系解释世界、操纵世界的“民主自由”，没有实习生等普通民众解释世界、反抗强权、改造世界的“民主自由”。

有关媒体这些年来的表现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新京报》如果不想塔西陀效应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应该就此事公开道歉，同时对未经核实就随便发布消息的记者和相关人士严肃处理，挽回影响，否则，有一天，这份报纸也会变成废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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