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大校友”支点招儿
给“人大校友”支点招儿
李北方
给人大校友这四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在雷洋案引起的舆论漩涡中,这四个字已经有了特定的指向。首先,它只包括人大校友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次,“人大校友”也包括一些非人大校友,比如北大校友里也有些“人大校友”。
我这几天接连写了几篇相关文章,然后几个在北大校友群里跟一些“人大校友”吵架。吵得多了,确实是把火勾上来了,我又坐下来开始敲这篇,就是治气的一种表现——老子跟你们杠上了。
接续写这个行动是治气,但我可以确保的是,写下来的话是经过思索,经得住推敲的。而且,确实还有一些未尽的话可以说。也许,接下来我还会再从其他角度接着写。
“人大校友”是要上天么
我接连就这个事件絮叨,无非是要把最基本的事实辨析清楚,并重申一个原则,任何人都有权持自己的看法,但前提是尊重事实,没有人有权力按自己的取向歪曲和剪裁事实。
但“人大校友”们听不进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地球得围着他们转,他们说啥就是啥。检方在《不起诉决定书》中对事发经过进行了回顾,但他们坚持雷洋之死是警察“殴打”所致。典型的如下面这个表述:
这篇文章署名陈东升,即泰康人寿的董事长,毛主席的外孙女婿。我对此有些怀疑,百度了一下,果然是冒名顶替的,陈东升本人澄清了。
这种论调到处都能看到,对此,我只好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到现在还声称雷洋是被警察打死的,要么蠢得无可救药,要么坏得无以复加。
我就奇怪了,这帮家伙为什么不买本字典查查,“殴打”是什么意思。当然,查完字典,他们可能会说,字典里的解释不对,需要重新编一版。
这显示了“人大校友”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惮于造谣。这是一群坚信目的决定手段的正确性的家伙。
他们不但造谣,还敢当着我的面造我的谣。比如下面这位就说我代表“北大校友”发言了,他不想被代表。我哪里想要代表北大校友了呢,北大校友里傻逼多了,我没兴趣代表他们。
再来看一个例子。这是后台收到的一条留言,看语气也是一位“人大校友”,但不知道是否属于我说的那种没搞清楚自己配不配姓雷的家伙。
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质疑”:邢永瑞等人穿着便衣,谁知道是不是真警察,凭什么配合?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完全不顾邢永瑞等多次出示证件,表明警察身份的事实;而且在雷洋跳车逃跑后的第二次制服过程中,围观群众打了110,派出所都出警了,证实了邢永瑞等人的身份。
“人大校友”们的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无耻之处,就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如果邢永瑞等人着警服,就可以证明是真警察了,雷洋才有可能配合执法。
可是这个被他们预设在这里的前提,他们不想真地接受。就算穿了警服,他们照样可以问,我凭什么相信你穿了警服就是真警察?万一是淘宝买的呢?凭什么你出示了警官证我就相信你是真警察,万一是人大东门天桥上办的假证呢?
穿警服不表示就是真警察,张柏芝女士为证。
“人大校友”们还会拿演员吴若甫被绑架的例子来说事。吴若甫绑架案中的绑匪是穿着警服带着证件的,但都是假的。按这个辩驳的逻辑,所有的警察都可能是假的,都可以起而反抗。这样一来,“人大校友”们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纠结警察是否着警服、是否亮明身份、是否携带执法记录仪都是烟雾弹,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警察对他们就没有管辖权,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警察执法的权力。
还有老司机型的“人大校友”做出一副对足疗店业务极其精通的姿态,认为雷洋即便打戴避孕套打了飞机,避孕套也应该扔下水道冲走,不会被警察拿到。故而,精液应该是在雷洋死后提取的。有人还活灵活现地说,雷洋睾丸上有针孔,就好像他钻到雷洋裤裆里去看过一样。
照他们这个胡搅蛮缠的劲头搞下去,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上质疑天下质疑地中间质疑空气。
如果你跟他们辩论并把他们逼到墙角,他们就寄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良知。
可是,在事实面前,没有表演良知的空间。没话可说时就拿良知来当挡箭牌的,只能理解为,缺啥偏要显摆啥。
醉翁之意不在雷洋
事件发生后,最先跳出来的是人大“88级校友”。
对此,很多人不解,我也不解。雷洋并不是88级的,也没有听说他跟88级校友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跟他同级的校友站出来发声,也还容易理解,或者以“人大校友”的名义发声也可以理解,即便最先发起倡议的人来自88级,但他联合的人也不限于88级,何故非要以“人大88级校友”的名义说话呢?
直到一个朋友谈了他的理解:学过乘法口诀吧,八八得多少?明白了吗?
这的确是一个独到的看法,我之前真没想到。你可以说这是个“阴谋论”的解释,但这至少是一个解释。而且,我越琢磨,还真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这就说到了此事舆论风潮的政治性。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
比雷洋案更具有话题性和可讨论空间的事件很多,但偏偏雷洋案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与雷洋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关系密切。围绕着雷洋案团结起来的“人大校友”,便是我们常说的中产阶级,这群人有极其相近的政治理念,是一群公知和公知粉,是一群自由民主的拥趸,自大且狂妄。他们已经把“阶级斗争”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人大的毕业生,竟然因为表达了一点不同看法而受到了大学同宿舍的同学的威胁。见下面的截图。
“人大校友”们围绕雷洋案的喧嚣,发泄的是对“体制”的不满,警察在这里正是体制的象征。雷洋只是他们的道具。
当你在辩论中把“人大校友”们逼得无话可说时,他们除了玩弄“良知”,还会反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不相信政府?
于是,他们所有的妖言惑众和撒泼耍赖仿佛就有了理由:都是体制的错。那么,改变的唯一希望就是体制的改变。
只要体制不变,他们的质疑就可以无限延,什么都不会相信。即便官司打到最高法又如何?那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盘,也不可能有真相,推导下去,真相就只能请美国人来调查并给出了。这是早已见怪不怪的汉奸逻辑。
在这个事件中,“人大校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两大特点:一是焦虑和躁动,二是狭隘和自私。
给“人大校友”支招儿
我虽然不同意中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但尊重他们表达意见和追求自己想要的社会状态的权利,只要他们坚守操守的底线。
雷洋事件是中产阶级的一次集结演练,在此过程中,他们显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证明了他们距离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还远。所以这里特给“人大校友”支点招,提点建议。
第一,雷洋案不是一个好的切入口,应适可而止。
我很少使用德道化的标准衡量个人,我也同意雷洋是否有过嫖娼行为并不重要,但将此事政治化之后,这就成了问题了。政治讲究“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做事要师出有名,且名正才言顺。在雷洋案上下功夫必定枉费心思,乐观地讲,你们就算撼动了体制,甚至推墙成功,下一步也难办,怎么回答来自方方面面的你们要将中国带往何方的关切呢?嫖客共和国吗?这,好说不好听。
中国社会有大把的问题需要解决,你们可以去关注,或者等待下一个可以利用的事件出现。
第二,“如果不怎样,人人都可能成为雷洋”,此类说法不妥。
在上一篇中,我谈到了成为“下一个雷洋”需要满足的条件,挺苛刻的。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还不如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薛蛮子”靠谱,警方示威式地查抄了保利俱乐部等会所,带走了数百人,这就出了好多“薛蛮子”,但没有一个“雷洋”。
而且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等同于说大街上的警察每个都是变态,都处心积虑地找机会要把人弄死。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能感觉到你们是在胡扯,久而久之,就没人信你们了。
对有些“人大校友”来说,“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洋”是煽动,但我发现有些“人大校友”说得特认真,是真这么以为的。对后一类人,我的建议是赶紧去安定医院就诊,这是一种叫做受迫害妄想症的病,早治疗早好,千万不要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第三,实事求是,不要造谣。这是普世价值,要尊重。
大家的三观不同,是指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不同,对未来的想象不同,但你们没有用想象取代现实的权力。你们更没有重新定义字义的权力,比如,警察的“脚踩头颈部”的控制动作,你们可以说这是过度使用暴力,这是解读的问题,但非说这是“殴打”,就过分了。
建议“人大校友”们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好好向早年的共产党学习一下,共产党的宣传能力很强,但不造谣。三座大山可不是靠谣言能扳倒的。
第四,摒弃你们这个阶层天生的劣根性,改掉狭隘和自私的臭毛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我就不解释了。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就说了,要选突破口的话,周秀云案、徐纯合案都比雷洋案要好,其实呼格案、聂树斌案也是更合适。可是,就是因为这些案件的当事人没有你们的逼格高,你们就不痛不痒地嚷嚷几声就算了,却扑到“人大硕士”雷洋的尸体上疯狂啃食。这充分暴露出了你们这些“人大校友”的“皮袍下的小”。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即便对共产党有一肚子牢骚,但还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们这群“人大校友”太烂了。
暂时就说这么多吧,我明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的道理,但仍然苦口婆心地写了这么长,简直是菩萨心肠。不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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