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刚刚经历创刊二十周年的反共反党杂志《炎黄春秋》，宣布停刊。此前，一周之内，《炎黄春秋》与其主管单位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演了一幕强行更换领导层与反更换的大戏。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6月3日，《解放军报》下属《国防参考》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龚云文章《起底“炎黄春秋”》，直指“从2002年开始，《炎黄春秋》发生了质变，开始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方向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宪政，批判邓小平思想，鼓吹中国要照搬欧美政治制度来实行政治改革。”当天《解放军报》法人微博予以转载，冠以“揭开它的真面目!，‘起底’《炎黄春秋》”为题。官媒发声无小事，《炎黄春秋》的命运恐怕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以下是文章全文：

 

《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间偏左的杂志，发表的文章整体上还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1981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但从2002年开始，《炎黄春秋》发生了质变，开始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方向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宪政，批判邓小平思想，鼓吹中国要照搬欧美政治制度来实行政治改革。

作为立场质变的直接反映，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抹黑毛泽东、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此后，《炎黄春秋》上刊登的呼吁宪政改革、美化西方制度、丑化共产党历史、攻击抹黑毛泽东的文章越来越多。

2002年之后的《炎黄春秋》虽然名义上仍是一份以研究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但实际上变成了兜售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显，其主要特点是：

(一)

每期主要内容在于集中描述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炎黄春秋》的不少文章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把这段历史情绪化地称为“歪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该刊有些文章否定中共从毛泽东时期一直到今天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肯定的“枫桥经验”，认为：“‘枫桥经验’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以‘群众专政’代替司法机关，几百万被群众专政的四类分子的合法权益被剥夺殆尽，其悲惨遭遇令人惨不忍睹，家属子女受到的歧视难以尽述。”这种说法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显然夸大了“枫桥经验”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以偏概全，歪曲了真实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失误并不是不能说，但一定要进行系统、具体、历史的分析。当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苛求前人也是容易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党的本质和主流。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

该刊很多文章把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部，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错误的堆积，让人看后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乃至产生恶感。这种混淆主次、颠倒历史的做法，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二)

集中暴露毛泽东的错误，偶尔涉及邓小平。不仅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错误，而且放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并放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部分失误。

该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都有抹黑毛泽东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特别是批判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和决策。为了集中攻击毛泽东，经常刊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时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

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真实性，但都采取简单的讨伐的态度，并不能让人信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这些年来，该刊把大量笔墨聚焦在毛泽东一生的错误上，不仅连篇累牍、反反复复地诉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错误，而且肆意放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把毛泽东妖魔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毛泽东一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做一件好事，因此，他们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有的文章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为“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

在其刊发的文章中，有的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历经的磨难，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迫害，其源盖出于此”。

该刊曾发表大量文章否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

甚至公然造谣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失误，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一个领导人犯错误而饿死这么多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

该刊还有不少文章否定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有的文章假借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平反”来批判毛泽东，说是毛泽东制造了这些领导人的“冤案”，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揭露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心理阴暗的权力斗争者。

虽然毛泽东一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与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相比，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失误，是在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路过程中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从其犯错误的动机来看，目的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他的错误，更多的属于历史的局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时代的限制。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来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三)

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缺陷，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苏联模式，认为苏东剧变是回归“人类文明”正途。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该刊有的文章否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列宁默许接受德国津贴，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德皇政府的大量资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有的文章全盘否定苏联模式，认为“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则与苏联模式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铁板结构。苏联模式利用政治高压而把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

在政治上，它否定了人类探索和实践了几百年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在经济上，它否定了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经济制度，否定了人的自由财产权利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文化上，它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创造，从宗教到文学艺术。总之，利用政治强权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苏联模式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

该刊有的文章公然肯定“苏东剧变”。“苏东剧变原因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偏离’，或者说‘背离’。也就是说，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总之，这种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不符合人类进步的方向，人民群众抛弃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对于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后果，1956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得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苏联解体就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在推动人类走向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英法美等国对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时候，正是共产党人率先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苏联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重要的一环。

苏联模式尽管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在遏制资本主义劫掠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加严重。没有苏联的卫国战争，人类极有可能遭受法西斯主义的蹂躏。苏东剧变以后，国际进步势力无法制约美国，美国一再违背国际法，发起一次又一次战争，让世界动乱不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然存在过严重失误，苏联模式也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列宁、斯大林都犯过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更是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总结这些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该刊一些文章却热衷于暴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失误，从所谓世界经验上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是他们的用心所在。避而不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模式的积极作用，一味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否定苏联模式，否定列宁、斯大林，这符合历史事实吗？这种做法，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四)

在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问题上，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告别革命”论以后，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美化中国近代统治阶级成为一种时髦。

该刊一些文章把近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斗争视为“暴乱”，对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爱国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相反，对待统治阶级的著名人物，却采取“善待先人”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给予“同情式理解”，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之举。

在他们眼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成为“邪教”，曾国藩成为代表“历史进步”的人物。

有些学者提出要摆脱“革命史观”：“愚意以为，妨碍我们如实认识百年历史的，是中国人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史观或党派史观。”“革命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制造革命对象，神化革命力量，遗忘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人际关系，从而为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流毒很广”。

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革命仅仅等于暴力吗？革命的对象是革命者制造出来的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列宁针对考茨基指责左派“制造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

革命不仅仅等于破坏，破坏是为了更好的建设。诚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的：“革命应该包括人道主义，但没有人道主义的革命。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流血，会发生一些所谓违背人道的行为。但我总以为，真正的革命者对待反革命远比反革命对待革命者要宽容得多。只要稍有历史知识就会明白这一点，应该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界，不加分析地用‘人道’‘暴行’作为套语套在革命的头上，会遮蔽人们对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

这些持“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观点的“学者”，是真的没有历史常识吗？恐怕不是。如果是，那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

该杂志一些文章之所以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目的就是用所谓历史根据来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

这些学者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对革命者过分苛求，对统治阶级一味美化，对统治阶级的暴行视而不见。当他们把曾国藩美化为“道德完人”时，却对曾国藩一天杀死一百多个农民、纵容湘军焚烧天京避而不提，这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吗？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该杂志还竭力替晚清统治阶级和北洋军阀翻案，特别是替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翻案。该杂志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

(五)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体系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

该刊有些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提出“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教条主义把上述马克思历史观进一步片面化、极端化，从而走向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它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全解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堕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认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说什么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一开始就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或认识偏差。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在搞了70多年之后，苏联模式突然全面崩溃。非但没有实现它所宣传的伟大历史目标，反倒成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之树上的一个巨大疤痕”。

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需要发展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应该发展。当代现实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试金石，不是仅仅用以验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新例证，而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锋锐的磨刀石。当代现实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实践检验，又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动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其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发展，任何推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重建、重构，不是发展，而是修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化。

(六)

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

该杂志以“价值中立”自我标榜，强调史学应该与政治保持距离，谩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政治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御用文人”。

实际上，自古以来哪里有离开政治的史学呢？历史虚无主义自己并不客观、并不中立。他们把近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斗争视为“暴乱”，对于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爱国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相反，对待统治阶级的人物，却采取“善待先人”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给予“同情式理解”。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之举。

爱憎如此分明，本身就亮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归根结底，就在于站错了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站在了替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说话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成为现实中国的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前奏。

(七)

利用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

该杂志由于经常有一些高级干部以回忆录的方式为其撰文，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资料，由于与主流不同，满足了对党和政府不满的人士的心理，所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假借客观公正、还原历史真相之名，对普通民众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上被不少人认可。这表明我们这些年来在意识形态管理问题上不敢“亮剑”，存在一些漏洞，值得我们深思。

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通过虚无历史来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否定中国人民选择的历史道路，导致开历史的倒车和社会主义根基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恶果，也是前车之鉴。

归根结底一句话，2002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是一份“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一位近90岁的离休老干部语)。它抹黑毛泽东，抹黑英烈，虚无历史，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