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寂一年后 郭松民和梅新育突遭《炎黄》起诉

 

    据知名学者郭松民今日微博透露，他已接到海淀区法院通知，因反对《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他和梅新育遭到《炎黄》反诉侵犯名誉权。此案定于5月12日在海淀区法院开庭。而炎黄起诉梅新育案也将于5月13日上午在丰台法院开庭。昆仑岩少将为此特别发微薄呼吁：决不允许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司法反扑！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团结战斗，予以强大舆论压力。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一年前。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炎黄春秋也是来了这么一招，当时似乎还引发一阵舆论浪潮。后来据说因为碰上6月初的敏感期不了了事。而今年他们学聪明了，趁着“敏感期”未到赶紧动手，不然就“贻误战机”了。

    而《炎黄春秋》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为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招，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

    近一段一直再传炎黄春秋遭到罕见“待遇”，被要求整顿，杨某人也被谈话，要求离开杂志社，引起多方关注。而上月以来，反毛反共、抹黑烈士的舆论事件一波接一波，似乎依然形成一种侮辱、抹黑领袖和革命烈士的历史虚无主义歪风，作恶者也并未受到严厉惩处，至多道个歉或者辞个职就完了。而这样的“大好形势”怎么少得了专业搞历史虚无、抹黑侮辱烈士的“大佬”呢？何不趁此大好良机，进行反扑？

    如此看来，昆仑岩少将的呼吁确实值得重视一下。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近日发文，发出了这样的疑惑：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动它不得，奈何它不得？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龚云也曾发表专文“起底”《炎黄春秋》，指出“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认为该杂志应该进行整顿。那么，《炎黄春秋》究竟是怎么一份杂志，为何如此“任性”？为何说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看看龚云老师的文章就知道了：

 

《炎黄春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龚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借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通过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乱史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除了散见于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集中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报刊杂志。《炎黄春秋》就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

　　《炎黄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杂志。其主管单位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这个杂志，名义上是一个关于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实际上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杂志，借谈历史来影射现实，表达他们的诉求。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订户达十五万份，绝大部分为自费订阅，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阵地。

　　该杂志的顾问和编委主要是原思想理论战线的退休的老干部(以李锐、杜导正为代表的离退休高级干部)、著名体“制内改良主义者”和一些标榜“独立精神”的“著名”知识分子组成。它的作者队伍主要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兼有体制内的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异见”人士。

　　该杂志并不是一本学术杂志(按照其社长杜导正在2012年新春联谊会上所说，也反对办成学术性刊物)，并不恪守学术规范。而是一本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政论性杂志。虽然标榜“以求实存真的态度书写历史”，实际上倾向非常明显。该杂志的特点为：

　　第一，它每期的主要内容就在于集中描述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尤其集中于改革开放前的错误历史，以反思的名义“暴露”毛泽东时期的错误。虽然有些作者写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整个杂志每期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的堆积。给人的总的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中国共产党成立91年，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严重的错误，伤害了一些人。仅仅从暴露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角度去写共产党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并不是不能说，但一定要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当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简单苛求前人是容易的。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②]作为一个郑重的、对人民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犯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分析，把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把那些先驱者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是一笔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党犯过的错误，而是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从而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过程。因为历史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④]

　　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我们才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作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错误本身作出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⑤]

　　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才会不但不损害党的形象，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炎黄春秋》并不是这样来做的。

　　第二，集中暴露毛泽东的错误，偶尔涉及邓小平。不仅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错误，而且放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并触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部分失误。

　　这个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特别是批判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撤换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为了集中攻击毛泽东，经常刊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时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真实性，但简单地讨伐的态度，并不能让人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这个杂志对于毛泽东的错误，缺乏历史的分析，将其归罪于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⑥]

　　第三，选择性发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和研究者的文章，以恢复历史真相的幌子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公认结论。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胡耀邦、赵紫阳，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在提供一些细节的同时，攻击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于这些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他们的过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作为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工具。

　　第四，发表一些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否定劳动人民的革命的文章。

　　这个杂志主要替晚清统治阶级和北洋军阀翻案，特别是替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翻案。该杂志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政治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通过他们改造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把中国历史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

　　这是该杂志得到西方国家部分人士和国内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赞同、国内有些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五，集中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

　　该杂志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错误，特别是发表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错误，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该杂志大力称赞苏联东欧剧变，认为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回归。

　　第六，该杂志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

　　该杂志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强调史学应该与政治保持距离，漫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政治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御用文人”。实际上自古以来哪里有离开政治的史学呢?历史虚无主义自己并不客观，并不中立。他们把近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斗争视为“暴乱”，对于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爱国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相反，对待统治阶级的人物，却采取“善待先人”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给予“同情式理解”。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之举。爱憎如此分明，本身就彰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归根结底，就在于站错了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站在了替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说话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成为现实中国的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前奏。

　　该杂志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都采取虚无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随意否定扭曲他们想否定的历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把历史统统颠倒过来。着重点在于否定人民革命的历史，把革命说成是“破坏”，主张告别“革命”。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历史，把新中国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特别是革命史、党史，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显然，直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着手，以此为突破口，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两个否定和一个肯定：否定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肯定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努力。这种肯定和否定，实际上就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合法性。

　　第七，该杂志利用了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该杂志由于党内一些退休的高级干部作顾问和编委，特别是个别国家领导人经常为其撰稿，经常有一些高级干部以回忆录的方式为其撰文，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资料，由于与主流不同，满足了因为对现实中党存在的不足的不满的心理，所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总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的的观点集中为：第一，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只起到破坏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只有资产阶级性启蒙才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视为偏离人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第四，认为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

　　总的来看，《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丧失对历史的鉴别力。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降低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缺乏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同。这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这个杂志并不非其主管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说的“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改革开放为宗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求实存正，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2012年第3期第88页)也并非像其社长所标榜的“从社会效益看，坚决、鲜明、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为全面体制改革大声呼号;对人对事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说实话，说公道话，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它增强了党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 (参见2012年第3期第89页)。恰恰相反，虽然该杂志在局部、在一些细节方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校正了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本“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一位近90岁的离休老干部语)。它实际上是把新中国恢复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种有比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潮。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该杂志应该进行整顿。【查看原文 

• 抹黑烈士 反毛反共：《炎黄春秋》应被法办的十二大理由 

　　延伸阅读：梁柱：《炎黄》继续拿我们党开刀

 　　梁柱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旗帜鲜明，切中要害，使党心人心为之振奋，效果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自由化分子和他们的阵地，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的更加变本加厉。王伟光同志一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在网上受到那样强烈的攻击，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又比如，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动它不得，奈何它不得?【查看原文】 

　　延伸阅读：新年新气派|《炎黄春秋》再度猛攻马克思主义

 　　聚龙居士

　　《炎黄春秋》的爱憎观是极其鲜明的。爱什么，对谁亲，恨什么，对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办刊迄今，一以贯之，从未含糊。今年第二期，这种爱憎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期的首篇重磅文章，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集中火力猛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世人皆知，这些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炎黄春秋》深知，把这些理论攻倒，攻破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文章一上来就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他(指马克思)的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达到无产阶级社会又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他说：‘是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核心，核心就是心脏，循攻心为上战略，对之进行猛烈攻击，对《炎黄春秋》来说是舍此不让的。作者认为，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别是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言过其实”了;所谓“阶级专政”则是“虚幻的”、“不确定”的，而对谁(指专政对象<客体>)实行专政，则既缺乏“科学根据”，也缺乏“法律条文”。在作者和《炎黄春秋》眼里，国家，只是一种“虚无”状态，或者说是一种被“架空”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对被压迫阶级、被奴役阶级实施专政，是子虚乌有的;也就是说，在人民掌握政权，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种国体的国家里，对敌对阶级实施专政，是连专政对象都没有搞明白，是“不确定”的。作者是一个省级社科院哲学系搞理论的研究员。他研究理论，可以把眼睛蒙上黑布，完全不顾每时每刻在身边周围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种种铁一般的冷酷现实。无视起码常识，玩弄理论如同玩弄一团胶泥一般，说作者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应该是并没有说过头吧。这位研究员还把建国后“几十年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诬称是一种“种姓迫害”、“阶级复仇”，是领导人对“专政的一次泛化和滥用”，“不断地制造新的专政对象，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是把“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任意地划定为专政对象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是一种非法行为”。作者肆无忌惮地夸大、歪曲事实，颠倒、混淆是非，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恶意攻击，也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恣意侮辱。这种理论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实在是固执阶级偏见、阶级异己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大家看到，作者，包括社会上一些人，从来就是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按照我国的实际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近来，对王伟光同志《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几近疯癫一般的恶攻、围剿，把这种仇视度和仇视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说什么王文是要“复辟文革”，“复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纳粹”，是“走资派”，用黑社会、黑帮流氓通用的语言，吓唬要对王伟光“施以绞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炎黄春秋》这一期还发表了一篇“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的文章，硬说王文中讲“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线索”，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同义语”，作者认为，“‘主题’(指毛泽东说过，‘纲’就是‘主题’)、‘主线索’就是一个‘纲’字”。王伟光在自己的文章中明明是平心静气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正确论断，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严格地、清晰地做出了区别，既未提时下还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只字未提出什么要“回到文革”，却硬要给王伟光同志栽上一大堆上述种种罪名，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为什么《炎黄春秋》和社会上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要如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这里，没有别的任何解释，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王文等关于阶级观点、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深深刺到了他们的痛处，深深刺中了他们的软肋所在。阶级观点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如同照妖镜和显微镜，也如同B超、彩超、核磁共振，面对这样一些镜子和医疗器械，他们思想深处的幽微阴暗，统统被赤裸裸地洞察无遗了。他们痛得嚎叫起来，充满了恐惧，就连宪法和党章都不顾了。这样，他们在事实上就犯下了违宪的罪行，对共产党来说，同时又犯下了违反党章的严重政治纪律错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无可逃遁的。列宁在对待阶级观点、阶级斗争理论上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使我们加深了对这一重大问题的体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的这段话说得多么深刻啊!它再一次帮助我们擦亮了眼睛，看清楚了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里这场激烈较量的雾霾后隐藏着什么规律性。在广阔无垠的阶级较量领域里，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往往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猖狂挑衅、挑战、攻击下被迫进行了必要的回击。在当下这场阶级较量中，人民清楚地看到了，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首先对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挑起了这场阶级斗争!他们是始作俑者，难道不是吗?这不也证实列宁所讲的那种规律性吗?在“秒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与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一文的作者紧接着又攻击了作为阶级斗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作者声称，“‘剩余价值论’是一个理论假说。很明显的是，他夸大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贡献量”，说什么“这种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剥削是一种自然现象，“视剥削为罪恶的伦理价值观……以行政权力一概剥夺有产者并加以专政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说什么“资本家作为‘剥削者’(请注意，剥削者在这里是打上引号的)不是他人格本质的全部，只是非主要的一方面”，“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能认为是完全对立、对抗的关系”、“资本家是生产活动的主导者”，“阶级斗争虽然对社会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社会发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阶级之间和平关系中演进的。经典作家为了论证其革命与专政的政治结论，阻碍了其对诸多复杂问题的全面思考”。(请注意：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作者在这里明目张胆地否定剩余价值理论，把它说成只是一种“假说”，而承认剥削反倒成了一种非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公然攻击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经典著作大师在思考如此重大理论问题时并不“全面”，换言之，马克思是片面的，显得作者倒是全面的，这样一种对经典著作的态度既暴露了作者的狂妄，也揭示了作者的无知。为了增强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作者引用了一个外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一段话，说，资产阶级是“诚信、勤俭、敬业、守法”的。对资产阶级如此美化吹捧、温情脉脉，可以说是肉麻透顶了。而这就是作者认为的“资产阶级真实的新形象”。作者还说什么“中国人一直把各种污秽的字眼，诸如‘尔虞我诈’、‘好逸恶劳’、‘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贪图享受’堆积在姓‘资’的头上”，而与马克斯.韦伯的书“将这些污秽的字眼一一予以推翻”，作者这段对资产阶级的热烈捧场，真是令人眼界大开。作者还攻击“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挂帅’的新大陆”，作者想干什么呢?这是要洗中国人的脑啊!是要给资产阶级彻底平反啊!我们当然承认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进步力量，确实存在着比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远为进步的“精神”。但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曾经有过的进步“精神”早就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污，马克思这句名言对资本作出了迄今为止至为深刻的剖析和刻画，至今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环顾当下全球，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冷酷的现实。人们从这句名言中仍然受到了一针见血的、至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是作者偏要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戴上种种美丽桂冠，作者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爱何其炽烈，何其深沉!对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剩余价值理论又是何等憎恨，何等弃之如敝履!

　　为了增强这种爱憎观，这一期《炎黄春秋》还发表了一篇怀念曹思源的文章，此举足见《炎黄春秋》的“编辑匠心”。曹思源可是当今中国社会名声显赫的人物。他以“曹破产”成名起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理论奉为圭臬，几十年来为兜售这个理论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马不停蹄”地推动修改宪法，一次次地提出各种修宪建议，主持修宪理论研讨会，进入新世纪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修宪的“双十建议”，或称“双十目标”，编写名目繁多的修宪著作……这些建议、研讨、“目标”中包含了“取消主体经济与非主体经济的划分”、“设立宪法委员会”、“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修改宪法序言”、“普遍实行普遍选举”、“公民有权投资经营新闻出版业”、“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无须审批”、“承认双重国籍”等等等等。在这位“私有化”大家的心目中，是完全无视当下中国的起码国情的，是根本不顾及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的，他无视、蔑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心里装着全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框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等等，并必欲将此取代我国现行的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一切的一切。遗憾的是，天不假这位“私有化”大家以年寿，未知带着何种心情，不久前这位大家撒手人寰。只有《炎黄春秋》的先生们念叨着他。但是他在人世间的全部表演，只能把自己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大概是他身后最适当的位置了。

　　甫值羊年，让《炎黄春秋》大人们洋洋得意的是，他们以为猛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就是点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命门。把马克思的这些核心理论攻倒了、攻翻了，中国共产党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还在为实现他们的美梦，昏昏然呢。

　　《炎黄春秋》不愧是当今华夏大地最佳的反面教员之一。羊年到来之际，我们从这位扮相十足、力道十足的反面教员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东西。

　　他们的爱憎观告诉我们要怎样在增强、巩固自己的爱憎观，要做到怎样全身心地去热爱什么、维护什么，并为之而贡献我们的一切;要怎样去全力地抵制他们那套腐朽没落的爱和憎，绝不退让半步。《炎黄春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在这里就此深深谢过了。（2015年2月23日）

     （ 原标题：如此反党的《炎黄春秋》,还要任性到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