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作“反 修防修”。

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 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 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 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毛泽东理想 的途径。

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 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也 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

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解放 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二、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然而，改革开放是以反对“平均主义”起步的。30多年过去后，亿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来政治上处于 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他们也利用手中的资源与知识向政治领域渗透。现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上。在毛泽东激烈主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后期，工农兵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占2/3以上，其中工农代表超过一半。“ 文革”以后，工农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届人大的18.46%。在2008年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据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 农代表具体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约占2/3。至于全国政协，那更是汇聚了各路“精英”，它的2 237位委员分别 代表34个界别。虽然全国政协里也有 “全国总工会”和“农业界”的代表，但他们多为专职工会干部和农业专家，鲜有普通工农的代表。

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精英政体

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时，加塔诺·莫斯卡就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维弗雷 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论”。他们预料，普选时代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成了统治阶级，但实际上，社会还是会由一批精英统治，而这批新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分子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提出“精英理论”，欧美各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都证实了他们的预测。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而在选举时，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大量跨国历年数据表明：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 票率越低。换句话说，社会精英阶层比下层民众参与选举的频率高出很多。

不仅社会精英阶层投票更积极，绝大多数在选举中胜出的人也来自精英阶层。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 60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说435个里面有将近1/3是百万富 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说这些人是百万富翁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例如，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他的家庭 资产达3.4亿美元。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 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团体。

除了积极参与选举，影响决策者的挑选或亲自出马担任公职以外，社会精英阶层也会不遗余力地用游说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过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义”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 组成自己的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个的团体的存在使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牵制、避免任何团体独大，从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代表精英阶层的 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众的团体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

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平等：精英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下层民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酣时，普林斯顿大学Larry MBartels 教授出版了一本 题为《不平等的民主》的专著。当时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分析了第101、102、103届三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不同收入群体诉求的回应性。它发现：参议院对高收入 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

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 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很显然，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为己任。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过于精英主义，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王绍光教授新著《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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