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人民不能用资本家的钱袋判断经济形势。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除了排列含义混乱、故作高深的术语和公式，玩弄最多的是GDP和与此相关的各种平均数。GDP在无止境掠夺和泡沫膨胀中掩盖对人、对自然界的剥削关系。平均数不是用于促进两极的科学的平衡，而是用于制造和扩大两极。它与经济现实的距离，不亚于纽约富豪区与非洲贫民窟的距离。美国轮番演出高科技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闹剧，实体经济衰退的真相青筋毕露。动辄“人均”。如果一个人日收入2万美元，另一个人日收入1美元，叫两人日收入1万美元，富得炫目。这种经济学，不过是把人头塞进冰柜、脚塞进烤箱，然后计算体温的把戏。

    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展示给人们的，是灿烂数据后面多数人穷下去和少数人富起来的循环；这里多数人的贫困，成为少数人富裕的条件和代价。

    斯蒂格利茨看出，“即使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前，也已经有证据表明，市场经济没有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好处。虽然GDP在增长，但是大部分美国公民的经济状况却变得更差了。”[i]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写道，“我们的经济已在增长，但并没有惠及普通的美国人民。这是失去的十年，或许会更长。”[ii]

    美国宣传自己经济复苏。如果按二年算，——“美国经济正从大衰退中逐渐复苏，但不平等仍呈扩大趋势。在经济复苏的头两年，底层93%民众的资本净值在持续缩水；顶层7%富豪们的财富则在不断增加。这是美国富豪们自1928年以来在全国收入中占据的最大分额。”如果按四年算，——“在经济复苏四年来，绝大多数好处都被最有钱的人收入囊中的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对他们来说越加遥不可及。”如果按五年算，——“步入金融危机后的第五个复苏年，中产阶级收入在危机后每一年都略有下降”，“一年不如一年”。[iii]

GDP为中心在第三世界导致同样的有时是更糟糕的结果。

     经济增长总是对富余的人有利。他们一直是南方国家 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因此，GDP的增长总是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经济繁荣并没有促使虚构的“中产阶级”增加，而是创造了大量工资低廉、劳动权利不保并且严重缺乏社会服务的不稳定工作。[iv]

    西方媒体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计，有时候会把“经济奇迹”、“超越中国”的花环抛给印度，宣传“印度奇迹”。按照西方媒体的计算，印度经济增长使其人均收入每10年翻一番。2006年，23位印度人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上，2013年增加到55位。然而这和普通印度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印度有着为特权阶层提供不同卓越水平的精英学校，但在所有7岁或7岁以上的印度人中，有近1/5的男性和1/3的女性是文盲”，“因为没有足够体面的公共护理，穷人只好依赖劣质——而且有时是剥削式的——私人医疗护理”。印度1/3人缺电，一半家庭没有厕所。[v]

    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过去6年里GDP增长93%，加速制造百万富翁，得到“非洲雄狮”的美称。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饥饿在一些地方蔓延，绝大多数人仍然在城市的贫民窟和农村的茅草屋里艰难度日。这种GDP对人民而言毫无意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拿出的美国经济复苏的依据，是GDP增长、股市攀升、房地产升温、红利大涨。这不奇怪。它的视线本来越不出资本的裤裆，唯一的、终极的标准就是自己收益的涨落。但是人民只能根据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而不能用资本家的钱袋判断经济形势。这里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两极分化，一个是失业。两极分化加剧和失业问题严重存在，这两个方面惨淡无光而高唱经济复苏、增长、繁荣的人，十之八九是骗子。这里暴露出的，正是判断经济形势的两种立场、两种方法论原则的根本分歧。

    第二个问题，不是所谓“中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反抗。

    任何社会、任何人群，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问题上，按照不同的标准，都有偏向两端和处于中间状态的部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中间状态的等级，包括随着工业重组、经济重组及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一部分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人群。但是权力和财富向两极积聚的基本趋势，总是导致上来的少、下去的多，使越来越多的人穷下去。整个社会的瓦解过程在加速。中间等级集中了受到最大威胁的、最不稳定的部分。收入有机会进入中等水平的人，在大量沦落到下层。统治阶级不断地把自己阵容和接近自己阵容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数量的增加，带来新的教育因素，也带来新的战斗力。不要忘记，底层的无产者已经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中道的败落却往往点燃更具战斗性的仇恨火焰。这是国际垄断资本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的事情。

    存在中间等级是一回事，西方所说的那种作为阶级存在的“中产阶级”，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虚构的这个“中产阶级”，不仅从来不属于“大多数”，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清晰的阶级概念，都不构成一个可以在社会关系中用准确的理论进行阶级界定的人群。

    美国被“中产阶级”和自封“中产阶级”的人群，同贫苦民众一样，在经济危机中受大冲击最大、损害最大，在宣传经济复苏的时期继续下降。“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拉低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vi]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而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和巴西。在拉美，因“返贫概率较低”获得“经济安全”然而仍被视为“弱势”的人口、列入所谓“中产阶级”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8%。西方舆论中的巴西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但是按照政府划定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并不足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重组和经济重组，导致工业部门某些旧的特点不同程度地改变。资本全球扩张伴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曾经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建立辉煌历史的工人阶级，在世纪末的阶级斗争中溃败，资本却愈益集中、垄断、强大，有效地实施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从浩淼宇宙到进入微观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密密麻麻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到森林一般耸立起来的遍地高档楼厦和超市中堆积如山、花样翻新的日用生活品，不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牛皮和经济泡沫中冒出来的，没有一件不凝结着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汗水。一切都在生成、变化、消亡，资本主义关系中只有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的存在，工人阶级的悲苦和劳作一如既往。

    西方已经多年宣传工人阶级消失。这成为它们制造并夸大所谓“中产阶级”的存在和作用的主要依据。但是这种依据构筑在沙滩上。

    英国一位教授研究证明，阶级没有消失，工人阶级没有消失，相反，“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人的世界中。过去一代人经历的全球性变革，已经见证了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阶级”。[vii]按照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编辑克里斯·哈曼的计算，2000年，全球工人阶级，加上“半工人”和“农民工”即半无产阶级，总量占世界居民的40%-50%：“有15亿到20亿无产阶级，还有一个数量相似的半无产阶级”。他举出美国的例子：1998年工业部门工人数量比1971年增加近20%，为1990年的三倍，如今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数字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汽车、公交车、汽车零件工厂工作的人，超过侵越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在服务业中，既有为个人寄生提供享乐的佣人，也有本质上仍然属于工业部门而生产方式变化、名称不同的劳动者。受雇佣的打字员虽然有在机构里工作和在自己家里工作的区别，但是都属于工人。即使被官方统计列入“中产阶级”的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就业者，同样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viii]

    引导工人阶级忘记自己的阶级身份，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阴谋。世界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安于垄断资本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不再接受垄断资本挥来的大棒和塞来的蜜糖，不再理睬西方主流媒体为他们加上的这样那样的标签。他们在顽强地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第三个问题，人民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

    西方主流媒体关于“6月事件”中土耳其局势的分析，提出“宗教似乎是土耳其问题的关键”，一方是“来自城市的精英阶层——西化、世故、世俗”，“担心伊斯兰教法将取代现有的世俗法规”，另一方是外省人和乡下人，“教育程度不高，相对贫困、保守、信奉宗教”。[ix]类似这种把事情归结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价值观矛盾，在埃及问题上过分突出不同宗教情绪的对立，在巴西则编出“中产阶级”因政府发展计划主要照顾最底层贫困民众而感到自己成为受害者、由此生出不满的故事。

    埃及的斗争，从最初就表露出摆脱美国干预的倾向。8月间，一个名为“反抗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在其网站上为结束埃及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征集签名。巴西抗议者的高呼“我们不要世界杯，要更好的教育”、“向腐败宣战”、“人民在挨饿，政府在建体育场”、“公民服务堪比非洲，税收堪比发达国家”。在示威人群《国际歌》的庄严歌声中，出现“为人民而不是为利益集团的”显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今天的工人阶级成员可能拥有电视机、摩托车、汽车，年轻工人可能有手机和使用“脸谱”交友网站。这不能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阶级身份。西方舆论一个最荒谬的观点，就是摆弄这些事实，抹去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塞进“中产阶级”，在闪烁其词中再把他们列入现在或未来的“新资产阶级”。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的衰落时幸存下来吗？》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错误，也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由。搞不清福山是装糊涂还是无知，共产主义作为历史运动进程本身提出的社会目标，“没有实现”是因为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至于他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就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没有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产生和存在一天。无论美国或是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福山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已经“成熟”到“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的程度，哪里有什么“催生中产阶级”！这一制度催生的，恰恰是一个一方面富有、奢靡、残暴，另一方面贫困、饥饿、死亡的两极化的世界。正因为“成熟”到腐烂和垂死，才“催生”出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虚假广告。

    福山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的说法，多少显示出他作为学者的见地。但是第一，如果说这里的“自由民主主义”特指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特指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那么，他不过在散发浊臭的垃圾堆上插上一束芳香的鲜花而已。第二，这种“主义”依赖“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早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在资本主义统治特别是全球统治确立以来的历史中，则仅具宣传价值。然后第三，这种“主义”及其国家不是今天“正在蚕食”，而是很早以来就已经在蚕食包括他所谓“中产阶级”在内的、99%的社会成员。这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世界体系的末日症候。

    福山继续他的逻辑：“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所以不满，是因为“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以及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过去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如今可以在其它地方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去完成”。——很坦率，不过这已经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之间，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刻意制造裂痕、挑拨离间了。这应该属于无缘于科学研究的美国战略情报机构分管的宣传工作。

    “6月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无论怎样具有不同国家的民族的、宗教的特点，它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蔓延、美国霸权秩序的最深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衰落进程中伤筋动骨的巨大动荡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抗议一定会发生，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一定会越来越全球化。

    20世纪末以来两极化加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际垄断资本对第三世界，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超经济盘剥。世界不同肤色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是一家，他们的共同的牢笼，就是这个国际垄断资本。

    不仅“6月事件”中的土耳其、巴西、埃及的反抗者，而且欧美及第三世界各国无处不在的抗议、起义、造反、革命，都不是西方虚构的“中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行动。

    在他们的行列中，有失业者、半失业者、用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有被剥夺最后生活依托、被迫沦为跨国公司打工者的农民、渔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也有生活水平进入向下滑道的公务人员、中下层管理及技术人员和看穿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主义”是何种货色的斯诺登及其伙伴们。

    年轻一代走在斗争的前列。“这就是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从马德里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里约热内卢的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是贫困的年轻工人阶级”，“21世界的革命刚刚开始”。[x]

    是的，21世纪的革命刚刚开始。像一切革命一样，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开篇写着的，是失败而不是胜利。它的每一步骤都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总是制造一个似乎愈益强大的敌人。但是也是在如火如荼的6月，一篇美国网站文章，说出一句颇具哲理的话：“看起来不可战胜的社会，通常绝非不可战胜。”[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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