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又一苦果

　

——闻《中国陷入稀有金属定价权困境》　　

　 　

　 

　　　　　　　　　　　　　　　　　　　　　　　　　　　　　　　　　　　　　　　　　　

　　洪洞县获救的31名黑窑厂工　　

　 　

　

　 　

裤子换飞机，石油、铁矿砂由人喝价，这不足怪。加入WPO后大豆的进口和加工迅速落入人手“双赢”，中国人只好“与时俱进”，与就李中堂和“黄金十年”接轨，也好理解。唯独这个稀有金属，中国不是稀土大国么，储量占世界85％，怎么闹腾得“陷入定价权困境”呢？　　

我们“站起来”快60年了，都已经崛起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难道连阿拉伯世界的“王国”和“酋长国”都不如——人家还有个掌控产量和定价的“欧佩克”呢？　　

不可思议。　　

先看《国际先驱导报》8月7日一则新闻摘要：　　

　 　

《中国陷入稀有金属定价权困境》　　

　 　

作为多种稀有金属的主产地，中国却不掌握定价权；“游击式”开发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稀有金属储量急剧下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晓洁 实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最近，稀有金属行情一反去年牛市景象，价格开始下跌。业内人士分析，这主要是供大于求所致。　　

　　“中国曾以成本价销售稀土金属，现在的售价也只能算作初级原材料价格。”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科联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双利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多种稀有金属的主产地，中国却不掌握定价权，“稀有金属是战略资源，广泛用于航天产业和国防建设，而且我国的稀有金属储量也不多了。”　　

　　目前，中国的黑钨矿已差不多被采空，仅剩白钨矿可以开采20年左右，稀土储量从以前占世界的85%降低到现在的58%；根据中国有色工业金属协会给出的数据，如按现在水平开采，钼可采16年，锌可采10年。　　

　　“中国的铟储量占世界2/3，80%都出口给日韩，定价权也在他们手里。”晏双利不由感叹。铟广泛用于制造液晶电视和军工产业，生产高灵敏导弹导引头就离不开它。铟高峰价曾达1000万元/吨，而在诸多民资蜂拥而上后，价格打了4折。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到达江西时的“名言”。然而，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平均价却被压低到当初6成。　　

以稀土开发为例，现在南方离子型稀土开发的主力是民间资本，而在国家控制不力的情况下，小矿主“游击式”开发和出口时争相压价在所难免。　　

　 　

地方市县靠开发资源提升GDP，供需平衡没法不被打破。此外，开采稀土的政策门槛过低，国家对生态破坏的惩罚力度不够也助长了乱开采现象。　　

我们一面大量出口稀有金属矿砂，一面又每年从日韩进口大量进口稀有金属产品用于国防产业,“氧化钕出口价20多万一吨，人家提纯后再把钕卖给我们，价格翻了几十倍。”长期存在出口转内销价格飙升的怪现象。　　

　 　

　　“日本、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稀有金属，作为他们自己的战略储备。”曾亲赴稀有金属矿区调研的晏双利说道。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和部分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并要求储备足够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消耗量。　　

　　美国的做法更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美国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其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已经被封存，钼公司也基本停产。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都已经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有金属，从中国进口资源作为其自身的储备。　　

　 　

　 　

这是“乌金”，黄金也不乐观。我国黄金储量世界第七，可我们又是怎样“西部大开发”的呢？　　

一位退休不忘忧国的退休老人曾先后写过《从贱卖金矿看“有水快流”》和《是引进技术，还是卖国？》等文章，呼吁社会关注 “我国几个世界级的黄金矿，被“外资”以匪夷所思的低价，高比例绝对控股的事”。5月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也曾播出节目，称“云南贵州：世界级金矿流失 外资廉价圈占”。08年05月《成都商报》也曾刊文报道：《盲目引资 中国300吨黄金拱手送“老外”》。要知道，经过30年高速发展，我们用外汇购买的美国债券早过1万亿美元，为美国发展做了“普世贡献”；而我们的黄金储备，却一直保持毛泽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年代的600吨的水平“停滞不前”。而一个云南“大开”，就轻松愉快地送走了黄金家底子的一半——这是匪夷所思！　　

　 　

“据媒体报道，我国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云南东川播卡金矿，这三大金矿目前已探明储量均超过100吨，远景储量分别为150吨、300吨、400吨，被国土资源部称为“世界级金矿”。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的澳华黄金、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9%、90%。“　　

　 　

“贵州省规定，每生产一克黄金收取的资源补偿费是6元，生产一吨黄金只需要缴纳600万元的资源补偿费，还不到黄金价格的3%。而贵州省人民政府2003年发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果外商从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非油气矿产资源开采的，五年内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外资企业在西部地区还可以享受三年内免交企业所得税，第四、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这就意味着开发烂泥沟金矿的锦丰矿业三年内不用缴纳一分钱，第四、第五年唯一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也能减半。”　　

　 　

该从根本处反思了。　　

黑窑奴工震惊世界时，张维迎主流博士居然把这归罪于“计划经济”。　　

　 　

“首先，‘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任何事情都要从《是引进技术，还是卖国？》两方面来看，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黑窑”事件究其根源，都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祸根……只有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才能避免“黑窑”事件的重演。”　　

　 　

这就是霸权精英的 “实事求是”！　　

20年前，一位因文革中的遭遇而与赵紫阳关系很不一般的有识之士，在给邓小平的上书中就呼吁“收　拾”　“以失败的苏东改革为模式，以原始商品经济为蓝本”的“改革乱动”。他说：
　　　　　　

“在xx的乱动中，又加上胡耀邦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加上赵紫阳的学校、医院、党政机关、军队搞创收。”“现在，被改革改动所搞乱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共产党的各级政权和人心。”　　

　 　

可见，并不是人都跟李锐一样。　　

回视30年，不到苏东覆辙，光歌功颂德没有用。　　

追根溯源了，就不能回避胡耀邦总书记执政期间的一个历史性的方针：“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稍为有点常识，有点“科学发展”头脑和对国家人民的负责精神，都会判断“大开快流”方针的是非。　　

20几年前计划经济公有制还“主体”的时候，“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无异于是一道放手让私人资本瓦解公有财产、掠夺矿产资源的金字诏旨和战略总动员令。是 “硬道理”的最激进的版本。　　

它就像一声“春雷”，向国人宣告：这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抓住际遇赶快疯抢吧，谁有本事谁发财！　　

有了这阳光雨露，无数小煤窑、小金矿、小钨矿、小钼矿等等，就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了。从此，官商勾结、黑武打手与奴隶劳动和层出不穷的矿难，也继之纷纷登场。　　

　 　

随着《乔家大院》的走上央视舞台，靠着对国家煤矿资源疯狂掠夺崛起了新一代“晋商”。短短几年间，他们将天文数字的财富“快流”鼓了自己的腰包，一面制造着可上吉尼斯记录的矿难，一面以令人瞠目的挥霍而走进公众的视线，使人感受到什么叫“新社会阶层”。　　

一个山西，就有小煤窑万家，“整顿”至今犹存的3800多座合法煤矿里——不算黑矿——具备3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的也不过8%。　06年2月28日　，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大规模将采矿权转给煤老板 改革涉及数千亿”。 “多、小、散、乱”，风抢与作践资源－－这就是“最佳配置”！由于权钱勾结官商合流，遍地开花小煤窑乃成为难治的痼疾。　　

于是，权钱黑携手，打造了野蛮奴隶式的劳动体制，遂使多数黑矿的劳动条件、劳动状况与管理方式，一下子回到了前资本时代，回到“李中堂”办洋务乃至殷商古罗马时代，从而，矿难也就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世界吉尼斯记录。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中国当年煤炭产量16.6亿吨，而死亡人数6434人，占全世界的80.4%。中国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俄罗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2004年官方公布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3.1个矿工付出生命。2005年以来，矿难更是持续攀升。　　

于是，野蛮开发，环境污染也横空出世，掠夺式的开发在财富滚滚流进老板钱袋的同时，三晋大地满目疮痍，丢下了一片片不毛之地……（见附文）　　

　 　

　 　

实在令人难解：　　

国家的资源，不用来为全社会造福，非得让它“快流”进少数人的腰包 ——怎么非得私有化才叫改革呢？　　

资源的疯狂掠夺，环境的肆意破坏，令人发指的血汗奴隶劳动，耸人听闻的钱权黑勾结，是飞快“做大做强”了——这就是“硬道理”？　　

稀金稀土乃战略物资，美国停采，我们却放手让私人发财胡开乱采，并竞相压价争着出口，以致自己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源却将定价权拱手送给外人——这是什么“外向型经济”！　　

以三晋大地的满目疮痍和黑窑奴工的血汗，造就了富得流油的矿老板阶层，毕竟还算肥水未流外人田。而对稀有金属的狂开乱采竞相压价出口，国家还长期给退税以政策扶植，鼓励导致中国定价权的丧失，则是中国的资源财富和矿工血汗，“快流”进了外国老板的腰包。——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买办情结怎么就这么强执着？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高歌中，霸权精英放手“清算毛泽东罪恶”，随意妖魔化毛泽东成为时髦。而对一任耀邦书记当政期间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比如扶植纵容藏独疆独分裂主义势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路线，鼓励疯抢资源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错误方针，主流媒体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只能听见无尽的歌功颂德之声——这能算“实事求是”吗？难道这就叫“民主自由”？　　

　 　

　 　

　 　

　 　

　 　

附文：　　

　 　

《煤炭给山西环境带来毁灭性破坏 煤老板举家搬迁》　　

　 　

煤炭给山西带来了财富，为少数人分享，也给环境带来毁灭性破坏，却由多数人承受。前者携财富远走他乡，而后者却只能留守原地，等待政府救助——政府和原住民成为环境破坏的最终埋单者 　　

　2006年8月6日　，山西省孝义市兑镇镇郝家寨村。 　　

郝春林(化名)的妻子一边在灶台旁擀面，一边听着里屋电视中的戏曲节目。音量已经调到最大，但仍“听不真”，因为地底下传来的持续 “隆隆”声几乎把电视声盖过去了。 　　

突然，“隆隆”声被更加巨大的“咚咚”声压了过去。地面开始颤动，房屋在摇晃，房顶哗哗掉渣。“吱”的一声，窗玻璃出现裂纹并迅速延展，裂成一个“米”字型。“快走！”郝妻大叫一声，拉上记者三步并做两步冲出门外。 　　

这一幕并非地震，而是地下日夜不停挖煤造成的。“‘隆隆’声是挖掘机在作业；‘咚咚’声是开山的炮声。”郝春林在附近煤矿做安全监督工作，对这一切非常熟悉。 　　

大约过了40多分钟，“咚咚”声渐渐停了下来，“隆隆”声还在继续。郝妻这才松一口气，回到屋里，抖了抖刚才落在案板上的渣土，继续擀她的面。“对于这样的惊吓，我们都习惯了。”她说。 　　

在山西，采空塌陷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灾害。地下被挖空之后，地表岩石发生裂隙和断移，地下水乘虚而入向下渗漏，造成地表塌陷和水资源枯竭。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山西长期过度开采，没有及时治理，存在地表沉陷的问题。” 　　

郝家寨村地处山西省汾西矿务局水峪煤矿北部。这里的民居是窑洞。郝春林说，“现在每家的窑洞都是危房，墙壁布满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窑洞就会变成活坟。”为了防止倒塌，村民们用碗口粗的木棍把窑洞里里外外都顶住。 　　

郝春林家的房子已经变形，门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开。他指着墙上的裂缝对记者说，“裂缝一天天在‘生长’，现在已经可以放进一个拳头了。” 　　

地下超度开采还导致饮水危机。这也是导致沉陷区居民难以生存的一大问题。郝家寨村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水峪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给该村打了500多米的深井。山西其他塌陷区就没这么幸运了。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告诉本刊，他在做采空塌陷课题调研时发现，现在一些地方不仅河水断流，就连井水也干枯了。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化客头街道新道村，村民不得不到山下买水吃，一车水130元。 　　

圪卓头村是兑镇塌陷区的另一个村。在这里，土地塌陷导致耕地荒芜。 　　

圪卓头村有耕地1400多亩，现在地里已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在已经荒芜的耕地里，村委委员赵静伟嘱咐记者紧紧跟在他身后。因为不时就会遇到几米深的裂缝，一不小心就掉进去。时值盛夏，地里的树却光秃秃的，赵静伟说，水渗漏了，树都干死了。 　　

圪卓头村的村民现在已经不种地了。他们告诉记者，以前这里也曾是现代化耕作，因为常有拖拉机陷到裂缝里出不来，村民就改用牛耕地，牛也经常掉进裂缝里，不是骨折就是摔死，村民只好改用锄头人力耕种。现在，地里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水也渗漏了，地再也没法种下去了。 　　

最让圪卓头村村民痛苦不堪的，还有采煤造成的污染。整个村子都被煤灰笼罩着，乌蒙蒙的。空气中飘散着黑色颗粒，弥漫着呛人的气味。一切都黯淡无光。 　　

孝午公路(孝义到午城)从圪卓头村中间通过，村民集中居住在公路两侧。圪卓头村委会主任王德贞说，几十吨、上百吨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地在公路上穿梭。运煤卡车不仅超载，而且还不盖篷布，一边走一边扬撒。煤灰粉尘遮天避日，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 　　

一位卡车司机告诉记者，有经验的司机会车时都会踩一脚刹车，因为腾起的烟尘让人顷刻间什么都看不见。 　　

黑色是圪卓头村惟一的颜色。房屋路面是黑的，树叶花卉是黑的，猫狗是黑的，人也是黑的。赵静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地，圪卓头村人被称为“长年不下班的坑下工人”，也有人干脆称这里的人是“黑人”。曾有人到该村探望亲友，见了面不敢确认，传为笑话。　 　　

不同离乡路 　　

随着生活环境一步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去处。 　　

地动山摇刚一结束，郝春林气得回到屋里便开始收拾东西。“走！说什么也得走！在外饿死，也比在家砸死强。”他说。 　　

任凭郝春林翻箱倒柜，郝妻都若无其事地在灶房里忙活。“走哪去！”郝妻对记者说，“每次山下煤矿打炮，他都发一次疯！” 　　

果然，折腾一阵子后，郝春林渐渐安静下来，但仍神经质地反复唠叨着，“快了，快搬家了！” 　　

走！不仅仅是郝春林一个人的想法。 　　

旧村、新村、新新村 　　

郝春林所说的搬家，将是郝家寨村的第三次整体搬迁了。 　　

郝家寨是这一区域散居村落的统称，包括几个村子。现年42岁的郝春林出生在其中的沟底村。郝春林说，那时郝家寨就沟底村一个村子，也没有郝家寨这个名字。他记得，从村子旁边流过的兑镇河清澈极了。 　　

1979年，由于煤矿开采，沟底村开始出现下沉迹象，大队决定将村子整体搬迁。新建村子离原来的沟底村也就两三里远。一半村民从沟底村迁到了山上的新村。另一半在观望。 　　

随着时间推移，沟底村塌陷情况越来越严重。在干部屡次劝说下，1986年，另一半沟底村村民不再观望，也搬家了。这次搬到了新村的山脚下。郝春林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兑镇河越来越黑，村民都叫它“黑龙江”。 　　

虽分居几处，但原来都是一个村子的，于是大家把几个村子统称郝家寨。其中建在山上的村子叫上新村，建在山脚的叫下新村。沟底村成了一片长满荒草的废墟，村民干脆把它改叫“旧村”，把1979年建的上新村称为“新村”，1986年建的下新村称为“新新村”。 　　

郝春林说，这20多年，煤矿越来越多，开采力度越来越大。近几年新村和新新村塌陷情况日趋严重。那条“黑龙江”也干了。如今，郝家寨又在酝酿下一次整体搬迁。郝家寨村委会在村里新张贴的《建房协议书》上说，新建房屋每平米要交纳516.38元。 　　

郝春林对这次搬迁并不乐观。他带记者去了离新村两里远的一个叫雨沟的地方，说，这将是他们的新家。土地已经被平整出来了，两台挖掘机正在轮番作业。郝春林说，村主任在外地开矿，家早就搬到孝义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机指挥村委会工作。搬到这个地方是村主任决定的，并没和村民商量。他指着挖掘机作业的地方说，就在那个地方，曾有过两个被关掉的黑煤矿，昼夜不停地挖过五六年，下面早就空了。 　　

新村子将建在塌陷区上，这在郝家寨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郝春林所在的新村目前只剩下一半村民。“能打工的年轻人都走了。”郝春林说，剩下的等着搬迁的都是老弱病残。 　　

新村的小学校由于生源减少已于两年前关闭，这更加速了村民的离乡进程。郝春林说，年轻人都到孝义去了，打工供孩子上学。郝春林说，上了年纪没能力再外出打工的人，就只好等着搬到新的塌陷区上去。 　　

山西人热购海滨商品房 　　

少数富裕村民也有到别处买房子的。刚在孝义开张两个多月的山东省乳山市银滩房地产代办点，最近得了一笔大生意：孝义地区某村的村民团购了20套住房。售楼员杨小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村子有个集体煤矿，每年按人头分钱。这些年煤挖得差不多了，环境也破坏得差不多了，村民决定集体移民。 　　

在孝义市，山东乳山银滩房地产的代办点已经开了6家。杨小姐称，乳山房地产销售代办点遍布整个山西，代办点从省会太原，到吕梁等地级市，再到孝义等县级市到处都是。“连续被列为全国污染城市第一名的临汾，房子卖得最好。”她说。 　　

在临汾市，短短200多米长的煤化巷街已经开了10家山东房地产代办点和2家海南代办点。乳山市大陶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首家在临汾设代办点的公司。售楼员郝亚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乳山是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的一个县级市，原本有一处靠近大海的荒滩。在乳山市政府开发银滩旅游区的规划下，2004年山东乳山银滩旅游区房地产才初具雏形。当时，青岛、烟台、威海等市的房价一路高涨，但乳山市银滩却始终不见起色。 　　

郝亚琼说，直到去年2月情况突然发生逆转。82个山西人来到乳山，一次买下了四栋楼，这令乳山开发商一下子沸腾了，纷纷打出环保牌，“国家AAAA级原生态旅游度假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等广告语遮天蔽地，大举进入山西。 　　

郝亚琼说，至今他们已在临汾卖出了三四百套房子，买房的有医生、教师、公务员，其中不少是团购，临汾地区的一家电厂刚刚在他们这里团购了50套房子。 　　

乳山市天海人和房地产临汾总代理郭禹说，据他所知，至少有2000多个临汾家庭在乳山买了房。在乳山，去年以来山西面馆明显增多了。 　　

乳山市大公海岸临汾售楼处经理常秋惠就是在乳山购房的临汾人之一。她说，该售楼处共有4个当地工作人员，除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外，其他3个人都是乳山的业主。 　　

有迹象表明，临汾人目前在海滨购房的热情依然高涨。周末是各个代办点发车去乳山看房的日子。“车挤得满满的，座位总是紧张，”常秋惠说，“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经常和顾客协商，能否推迟看房时间。” 　　

煤老板举家搬迁 　　

与手头不宽裕的临汾普通市民选择价格较低的乳山房产不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纷纷把迁移目标锁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去年年底以来，“山西购房团”席卷北京、上海等地，成为继温州人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购房群体。所不同的是，山西人异地购房的目的并非炒房，而是“生态移民”。 　　

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山西煤老板购房团首次抵沪就买下16套房子，一周之内又在重庆一处楼盘购房45套。今年7月下旬，又一支由30名身家5000万元以上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购房团飞抵上海，两天横扫了6个楼盘。 　　

卫东(化名)是孝义地区一个拥有年产15万吨煤矿的煤老板。他说，煤老板买房目的有二，一是投资，二是为下一代寻找读书和安居之地。 　　

“以前煤老板把钱变成金子，现在把钱变成房子。”他说，煤老板多出身乡村，也没什么文化，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到环境好的大城市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纷纷在大城市买房置业。 　　

卫东说，买房对于煤老板来说，是件很轻松的事。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挣四五百万元，大的煤老板一年能挣几千万甚至上亿。因此，他们置业非常随意，买房扎堆，往往一个煤老板买下一处房子，其他煤老板看都不看也跟着在这个楼盘买房。“为了打麻将方便。”卫东说。 　　

卫东一家10年前从矿区迁了出来，起初搬到孝义，现在又迁到太原。卫东本人已多年不回村下矿了，煤矿生意交给经理人打理。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关。 　　

卫东说，现在孩子还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暂时留在太原。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他要移民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