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新探

郑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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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加强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当前，我们首先要注意从如下五个重要理论问题上准确理解和深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理论界经常有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混为一谈，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等都简单“装”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筐”里。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二者是紧密相联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源于西方国家，并首先是经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传入中国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化，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建立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二者是相互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指动态的“中国化”过程，即是指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及其发展过程；二是指“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后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或观点及其体系。其重要特点，就是要实现理论适用性的空间转移，即要从西方或俄国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层含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都可以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范畴，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局限于此。它还应该包括如下三个部分：其一，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传统文化的“当代转生”，通过对其辩证的传承，即可丰富和涵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诸如“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养之以德，则民合”等观点，当其与现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即可这样或那样地充实和确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其二，对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未涉入的新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践之树是常青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不断地进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经历的新领域，探索新面临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理论，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关于“一国两制”、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观点，都不是直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其三，对新出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吸收。例如，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等等，不同于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其中却包含着一定的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借鉴乃至吸纳的积极因素。上述这三种情况都不直接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形成，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验或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而这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了明确的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直接包含毛泽东思想。理论界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这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也抹杀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是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笔者以为，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不会导致有的学者所担心的后果。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把毛泽东思想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并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实现的两次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们前后相续，同构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之中，缺一不可。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存在和起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而成，若离开前者，后者就会因失去应有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其中也许包含着某种失误或挫折），而无法应运产生；而若只止步于前者，没有迈向后者，则毛泽东思想也将难以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矛盾、新问题，更无法开创中国今天的理论和实践的新天地。所以，毛泽东思想没有因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而有损其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

第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的奠基性贡献，是不容低估的，更是不能抹杀的。一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毕生为其实现付出不懈的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从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客观可能性；二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其间虽然经历了某种失误或挫折，但正是这种前赴后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得以产生、发展并充分展示出巨大的社会威力；三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特别是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尊重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色，强调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方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路线基础；四是因为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五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特别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或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或思想来源。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起点的微观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历史起点应该定在哪里？这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贯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许多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决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作出并公之于众的。如于光远同志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所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其中，还包括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甚至已经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中国便沿着改革开放之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上说，应该是基本正确的。

但若从微观层面来考察，上述观点就有进一步精确之必要。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源于为此次会议作精心的准备和部署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说得很明确：“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而且，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后来收录《邓小平文选》时加了一个脚注：“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主题报告”不是在三中全会上作的，而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作的，足以看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性。同时，如于光远同志所言，“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由于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比较高，所以以其作为实现中国历史转折的时间标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以微观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起点，定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更为准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那么到何时才算是基本形成？理论界对此看法也彼此各异，甚至相去甚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主张在党的十七大基本形成，认为这突出地表现在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科学界说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特定内涵。

深究上述观点的思维逻辑，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只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形成齐全了，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了。”这个逻辑是否能够成立？笔者以为，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经不住仔细推敲。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其后还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这个体系所不能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往后仍然会有新的重要的思想或理论成果出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是否都要等到它们形成齐全了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显然不行。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形成的呢？笔者以为，应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在1995年5月由学习出版社公开出版为时间标志。固然，党的十四大在事实上已经确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谈到“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时就曾明确指出，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报告还分别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战略步骤问题，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方面，概括说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不但要在内容上，而且要在形式（体系结构）上，对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作出系统的、全面的界说。只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才真正实现了这种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还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但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没有根本改变，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尽管其后中国共产党分别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乃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可以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中找到根据、得到说明，都是其符合逻辑发展的产物和表现，都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以不同的方式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前已经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关于其一般的意义，理论界已经说了很多，我不再重复，只想强调一下被大家所疏忽的特殊意义。依笔者之见，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公开出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启示人们应该实现侧重点的改变：即要把着重点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转向努力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前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空间适用性的转移，即把产生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国内的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民族化；后者则侧重于时间相对性的转移，即把业已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今的时代特点及其新变化相结合，与时俱进的推向未来，并通过武装群众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1995年5月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证明，从“邓小平理论”的凝练和写入党章规定其指导地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虽然也包含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中寻求某种理论的根据或借鉴，但在总体上主要还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努力而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明确这种侧重点的改变，对于科学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努力方向，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成效，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当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还有很多，本文仅选取如上五个方面作新的探讨，旨在引发理论界同仁的共鸣，并将之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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