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可以说，环顾当前各种思想流派，只有《资本论》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当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找到应对的武器。

一、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从《资本论》问世到现在已经149年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世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俄国、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后期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从2008年起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透视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潮，人们应该得出两个结论：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宰；但资本主义也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是，为什么时间过去近一个半世纪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主宰着当今世界呢？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在一定范围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或正在进行之中，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即使像英国这样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本国产品的“实现”问题，虽然受到本国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限制，但可以通过“炮舰政策”向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倾销。一个多世纪来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征服”和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层次的动因均源于此。

2.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良。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还像早期那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势必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工人阶级购买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措施。而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也使他们能从中拿出一杯羹来进行社会改良。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使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度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3.面对国内市场的萎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分期付款等所谓信用消费方式，寅吃卯粮，让人民群众成为金融资本家的终生债务人。这一招，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本国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转嫁危机。它们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低价购买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高价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销售本国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经济矛盾向国外转移，消减了本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开动印钞机，滥发美元，操纵利率汇率，屡屡对其他国家“剪羊毛”，不劳而获，使自己的强势经济地位得以维持。

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延续，并主导着当今世界。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今世界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整个世界都被卷进了全球化的浪潮。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程度也越来越集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1987—2013年，全球最高人口的平均财富增速是6%—7%，高于同期全球人均财富2.1%和人均收入1.4%的增速。（《21世纪资本论》第448页，中信出版社）“最富的0.1%的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同上书，第451页）皮凯蒂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旦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形成规模效应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拥有这样数量财富的个人每年只要拿出总财富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部分，也足以让自己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可以用来再投资。这是最为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经济机制，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和分布有着重大的影响”。（同上书，第454页）

贫富差距的存在与不断拉大，势必使社会再生产“实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剥削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国内通过种种所谓“金融创新”刺激负债超前消费。从国际上来看，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还可以通过“炮舰政策”把“未开化”国家的大门轰开推销过剩产品的话，今天全球化已席卷世界，资本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只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停滞增长甚至萎缩。从国内来看，负债超前消费终究会碰到“天花板”。皮凯蒂提醒人们注意：“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层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同上书，第303页）一旦金融链条的某一处发生断裂，就会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由美国“两房”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仍未过去就是明证。为什么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说明问题就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在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上。说白一点，不就是出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产品的“实现”问题上吗？

此外，还应看到除经济以外的两个问题：

一是由于西方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他们传播的新自由主义那一套，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冲突，劳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难民问题、暴恐袭击，等等，或多或少无不折射出其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影子。不改变西方资本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

二是由于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有人想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比发展中国家好来否定这一点，是完全徒劳的。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生态灾难的结果，是在严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迫于生计救亡图存的结果。不改变利润至上的行事准则，不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恶性竞争，不建立一种国际财富转移支付机制，自然生态环境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二、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我国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较大、一些地区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此外，还有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等问题也日益困扰着我们。对此，该如何解决？

一种观点主张回到38年前的老路上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出路是应该让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这种从西方教师爷那里贩来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很难说服人的，“老师”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你还照搬他那一套？事实上，从中国当前实际来看，现阶段我们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结合起来，选择一种真正符合现今实际、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为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关系。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生产者、经营者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产品和劳务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二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产业和成千上万企业之间的配置，不可能由一个计划来安排，只能让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来调节。这样，才能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高效地配置生产要素。

其次，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它的失灵和负面效应需要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和纠正。从纯粹生产领域来看，市场有其高效的一面，也有其失灵的一面。比如说，它自身解决不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比如说它不可能为了全局利益引导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流动，比如说它可能忽略投资大周期长而又事关长远的项目，等等。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再生产不仅有生产环节，还有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交换是完全公平的，不能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能解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分配和消费问题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肯定要出大问题。不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消费的关系，不解决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社会再生产也不可能顺利进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市场机制是只讲微观投入产出效应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牺牲环境与生态为代价，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说教，完全听任市场摆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既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关键是界定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边界。从微观经济领域来说，政府应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培育好要素市场；二是对重大投资设立负面清单，严控污染环境的企业和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的产业尤其是原材料产业的盲目发展；三是维护好市场秩序，保护好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微观经济活动可以放手让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从宏观经济领域来看，政府应该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宏观调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无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成绩不仅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可企及的，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其公开的秘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国家宏观调控的建树。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全新模式。

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正进行重大转型、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的当下，更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对于增加就业、发展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股势力千方百计地诋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是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其实，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点明商品交换的存在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有所者，并且指出：“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这里说的“共同体”就是原始公社，也就是说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原始公社之间开始的。而且，从原始社会末期至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公有制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一直存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没有公有制企业的国家。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还经营得很不错，比如说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等。因此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的说法，无论是从逻辑上来说，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说“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且不说此论以偏概全，即使是确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只要改革措施到位，认真总结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如“鞍钢宪法”，并借鉴西方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定能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在对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切不可人云亦云。许多人只看到了国有企业似乎没给自己带来眼前的直接利益这一点，看不到庞大的国有资产最终属于全体人民这一本质。因此，我们一定要顶住妄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发生改变。

3.规范分配关系，兼顾公平效率，缩小收入差距。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加合理，要堵住国有生产要素流失的漏洞。特别是要防止土地的贱价出让，尤其是对商业房地产的贱价出让。更要严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加强对证券市场规范管理，清理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所谓“金融创新”，不让投机者操纵证券市场对中小投资者“剪羊毛”。同时，加大信贷资金对容纳众多就业人员的实体经济的支持。还要逐步提高广大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确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将应缴的社保资金足额到位。同时限制一些企事业单位中高管人员不合理的过高薪酬。

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要照顾好绝大多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参照国际水平合理确定流转税和所得税税负，对应缴纳的税收尤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足额征缴。更要适时出台调节财富收入过大的房产税和遗产税。还有财政资金的使用要进一步提高惠及民生的比重，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增强他们的实际购买力，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而且有利于通过国家再分配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薪酬成本增加的压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赖于全球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在此之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一是努力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

二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坚持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搞民族利己主义，与所有交往国家合作共赢，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三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逐步改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的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游戏规则”共同努力，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作者：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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