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听钱学森同志讲政治体制究竟如何改革？

 

在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的《钱学森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刊载了拙文：《学习钱学森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是我学习钱学森院士关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论述的体会。读钱老著述，我深深被他那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矢志不移的信心所感动。他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中，曾经说：“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载《不尽的思念》）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从来不抱幻想，并鲜明地提出“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代表着资本家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看法。……我们国家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可能得出与托夫勒、奈斯比特同样的结论，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是市场经济，要看国家调控的目的是为谁：垄断资本主义是为大资本家，社会主义是为了人民大众。”“社会主义的企业其最终目的也是初衷，是为了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决不能搞剥削。……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旧社会的业主、老板，没有剥削。”

    在当下有人一再呼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了解下在他生前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要拜访的、全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是如何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也很有针对性。

             巩献田    2012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 奋蹄九乐堂

学习钱学森政治文明建设思想，

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巩  献  田

钱学森院士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后，专心于人文社科和哲学等的研究工作，他读书之多（35000多册），涉及领域之广（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科技人员交往之博，是前所未有的，是当代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一直提倡“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有长远考虑”，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并提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等[1][1]。1992年他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四个大的方面。

上世纪他回忆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如何搞两弹时，说：“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2][2]

本文通过回顾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部分论述，廓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前存在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抵制 “西化”、“分化”和“自由化”偏离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从而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顺利发展和胜利前进。

一、钱学森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　

钱学森和我国一些系统科学学者们是从系统论的全新视角关注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期间（1982年9月），钱学森就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要只用两个文明的提法，而应用“三个文明”的提法。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属于政治文明的内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用“三个文明”。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发展思路，再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分歧。所以，此后在中央的文献中一直坚持两个文明的提法。

1988年，钱学森等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建立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的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原理，明确指出：“文明有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的社会形态表现为政治文明（又称民主与法制），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精神文明。”[3][3]1989年，钱学森等又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专题论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予以详细论述。1989年8月钱学森写信说：“我以为不是两个文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建设。”[4][4]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要求，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情况，钱学森认为应该适时地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认为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这会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更为明确、全面。我们建议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口号，将比两个文明建设的提法更为完整和全面。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过去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忽视，要特别注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我们还建议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使之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以作为我们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基础。”[5][5]

在回顾建国以来在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时，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许多人重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又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还没有真正抓起来，所以改革开放十年，我们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落后了，造成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现象沉渣泛起，……政治不文明是我们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许多腐败现象本身就是政治不文明的产物。”[6][6]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本质和核心

1、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先进的

1986年2月钱学森讲：“我觉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项紧迫的任务：从理论上论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所能创建的生产力，这些所谓先进国家应该达到十倍、几十倍于现在他们达到的生产力。但由于他们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是如此之‘穷困’。他们看来富，只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太穷了，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接着他明确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先进的。”  

2、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

钱学森认为，在具体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认识到，三个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才能互相促进。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克服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权制的深刻影响，跨过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这就有几个重要的前提要搞清楚。[7][7]

接着他列举出四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不能走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回头路。

他说，有些人说中国需要重新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当然两党制或多党制比封建集权制要进步。但历史不能走回头路, 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走到社会主义, 已经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要高于资本主义, 虽然我们过去有过许多政治不民主的现象, 但那不是社会主义, 而正是违背社会主义造成的。当然,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人, 不是神, 要正确地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少犯错误, 任何时候都必须抓好党的建设。钱学森提出的这个前提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民主建设不可能一墩而就，绝对自由是一种幻想

他说，有些人要求马上实现高度民主, 实行人民自治, 甚至要求绝对自由。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民主建设不可能一墩而就, 全面自治也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 政党、国家消亡后才能实现。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到达国家消亡的时代, 自治只能是一种幻想。有的国家过早提出国家政党消亡, 实行工人自治, 放权过头, 造成分散主义、多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其实, 所谓绝对的自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做不到的空话。应该指出, 有的人打着民主、自由、自治的旗帜, 实际上是鼓吹无政府主义。

第三，热衷于罢工罢课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等,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他说，还有些人热衷于罢工罢课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实际上这些并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这是在过去旧社会里,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政治自由, 只能通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暴力对抗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达到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用更文明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实践证明,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一个好经验, 通过这种方法, 做到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 彼此沟通, 互相协商, 解决人民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 包括政府与人民的矛盾。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 罢工、罢课、示威游行, 甚至暴力对抗, 不仅不能解决间题, 而且往往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更为严重的危机。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中国的核心力量, 自然是权威。

他说，有些人说中国需要“ 新权威主义” , 这个“ 新” 字很显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中国的核心力量, 自然是权威。但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 断言领导的决策只能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所以党的一条基本路线是群众路线：先向人民群众学习, 总结他们的经验, 然后概括提高为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 这也就是民主以后的集中。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有什么不对？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这条基本路线中有缺点和错误, 那是个改正和吸取教训的问题, 而不是树立什么“ 新权威” 的问题。钱学森提出的这个前提，是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

3、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钱学森在1989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接着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 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地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民主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抓住本质、核心的东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是人民当家作主, 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 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必须着眼于实效, 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 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8][8]

这与毛泽东所讲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9][9]与邓小平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0][10]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后来中国共产党十五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精神一致，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报告明确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特征

通过阅读钱学森的一系列著作和书信，我们可以得知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中，笔者归纳为关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根本性质的四个思想理论特征。

1、坚持革命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直坚持社会革命的思想。提出并论述了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

他说，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引出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飞跃，即科学革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人改造世界的飞跃）是由科学革命引起的。人要改造世界必须先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学问知识即科学。

钱学森根据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德文原文，把俄语翻译不准确的“社会经济形态”，改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他指出，从宏观角度看, 这样复杂的社会系统, 其形态, 即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侧面则有三个, 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 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 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 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 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关系。政治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政治制度, 主要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形态, 包括政党制度、管理体制、军事体制、人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政治关系等。意识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思想文化体系, 主要是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观念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总称, 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钱学森说，生产力大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提高，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而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系统工程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产业革命——物质文明建设；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文化革命——精神文明建设。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政治革命——政治文明建设。而“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社会革命。”[11][11]

1992年元旦他写道，要大力宣传知识密集型草产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光辉前途，要看到21世纪！光明的未来！“看到美好的未来了，中国人要通过革命的实践去创造这个未来。这就要研究困难和障碍在何处。”[12][12]

不可讳言，在“改革”的时代，对于“革命”这一词语的回避成为时髦。有人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文章中的段落，不顾前后文，不顾具体语境，寻章摘句，鼓吹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生产力论，把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变成了提倡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和坐等革命形势来临的消极主张。钱学森与“告别”革命者们相反，一直坚持革命的思想。在1994年8月29日他说：“我这几天还在想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问题。首要的是要站在纵观人类历史的高度。……”[13][13]

2、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和崇高理想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归宿。

钱学森说：“我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过渡阶段，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世界大同的社会高级发展阶段。”[14][14]“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15][15] 1986年钱学森写道：“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代表着资本家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看法。……我们国家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可能得出与托夫勒、奈斯比特同样的结论，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观表现。”[16][16]

1991年8月19日他说：“在今日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暂时困难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宣传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要结合100多年来的事实，加以宣传。” [17][17]

1993年钱学森写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各种政治制度、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集团利害的矛盾斗争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坚信：这一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社会。”[18][18]

1994年4月25日他说：“我想社会主体的更加一体化，社会主客体的更加一体化，也是在扣共产主义的大门。”[19][19]

   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5月15日在吴玉章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说：中国跟印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一句话，印度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所以我想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忘记的。[20][20]钱学森还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1][21]

    1990年10月钱学森批评说，前几年我国对新技术、高技术的开发只宣传什么“风险投资”、什么“硅谷”、什么“科学公园”，结果中国科学院搞“一院两种体制”，高等院校也搞校办公司，弄得人人“创收”，力量分散，不成其社会主义！[22][22]

1992年7月在一封信中对于《率先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城市》报告，他指出：“但有一个问题：深圳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窗口。因此它要展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来要外宾深深体验到深圳与香港不同，而想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短短几行字，竟然就有五个“社会主义”！他提出报告定稿时是否增加这个内容？

1993年2月钱学森说，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是市场经济，要看国家调控的目的是为谁：垄断资本主义是为大资本家，社会主义是为了人民大众。[23][23]

1993年7月他说：“社会主义的企业其最终目的也是初衷，是为了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决不能搞剥削。……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旧社会的业主、老板，没有剥削。”[24][24]

1995年11月钱学森讲到山水城市的时候，写道：“人民的社会主义内涵——要让大家安居乐业；不是少数人快乐，而多数人贫困。……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是这样：例如美国大资本家都独居于他们各自的庄园，是‘山水城市’了，而一般人民大众呢？却是另一番景象！所以说透了，山水城市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我们把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

总而言之，钱学森始终认为，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是为了占整个人口99%的人的利益，必须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人与人平等的社会。即所谓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社会。

4、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钱学森认为，“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25][25]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钱学森始终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智慧的源泉，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复杂性科学研究更是如此。这既是真理，又是钱学森科学研究工作的切身体会、经验总结，也是他之所以作为世界级的、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战略科学家、人民科学家和取得辉煌的科研成果和有重大思想、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因。

钱学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就必须用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是革命导师们所多次讲过的。”[26][26]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您遗漏了最最重要的一点：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27][27]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学森在领导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的研究中，是他始终一贯的要求和反复突出的强调。

在1979年10月他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讲话中说：“我的总的想法是：我们搞科学技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因此考虑问题一定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一味跟外国人走；他们搞不清的，我们应当努力搞清，他们不明确的，我们要讲明确，而且要力求符合大道理”[28][28]

1987年他对人体科学研究人员说：“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这个人类智慧的精华来指导我们，千万千万记住这一条。”[29][29]

在1988年7月11日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概括，扔掉它就等于把最锐利的武器扔掉了，这是最蠢不过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信念，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人体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认清周围环境，采取对策。” [30][30]

在1990年6月28日在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讲话中，他说：“我今天再重复强调，搞人体科学的人，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然，我们不仅搞不好人体科学研究，而且还会犯错误。”[31][31]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目标和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和目标

钱学森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三个部分：一是民主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倡走群众路线，征求群众意见，在群众的实践和意见基础上，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民主建设，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二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原来的政体结构就不适应了。当前党和国家正在讨论如何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改变中央各部门设置，如何搞好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地方各级之间又如何调整结构等等，这都是属于体制建设的问题。三是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后来，钱学森又加上作为地理科学研究内容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条件和环境基础，即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共有四个部分内容。

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他说：“总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与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所讲并后来一再强调的相一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第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32][32]

2、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钱学森一直强调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要有长远考虑，要用系统论的观点，社会主义三个文明要协调发展。

钱学森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社会形态最基本的方面包括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的建设也有三个方面，这就是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建设，即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

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钱学森认为，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互相适应的, 社会三个文明建设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其中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 它决定制约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又对物质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它既可以起推动作用, 也可以起阻碍、破坏作用, 它们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决定物质文明建设方向的政治保证。如果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那么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顺利、就快。如果不协调发展, 那么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造成巨大损失, 甚至如恩格斯说的“ 会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完全毁灭”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 这就是会使整个社会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混乱、崩溃。因此, 应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社会系统三大文明建设的关系, 研究如何使它们协调发展, 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 对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 是系统工程中最复杂最难处理的一类技术问题，但近年来在我国的实践中也摸索出一套解决社会系统工程间题的有效方法了。􀀁

   此外，钱学森说，地理科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的环境基础，或者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客观环境。他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把这个基础条件搞好。不然的话，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地理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它的迫切性。[33][33]

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钱学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

第一，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

民主集中制现代最好的实现形式，是钱学森为代表的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所独创的、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

1986年1月钱学森写道：“我们总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严密的、科学的道路，以求有预见性。不能老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34][34]他在谈到用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在赞扬马寅初和陈云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指出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即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方法，当然也没电子计算机这个极为有效的工具。[35][35]

1991年钱学森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构筑这个完全人造的大系统或巨系统。系统科学也将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充实和发展。所以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的贡献。”[36][36]

1992年9月钱学森说，现在人们在总结我国4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后，终于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37][37]1992年10月，钱学森说，市场经济的世界加上第五次产业革命，那可真是瞬息万变的世界，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不用总体设计部，不用从定向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能行吗？[38][38]

1993年7月钱学森说：“我们对改革要强调宏观整体思维，这是现在最缺的。”[39][39]

1993年10月钱学森说，“把大成智慧工程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和集成研讨厅体系及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这是我们这个小集体的‘命根子’。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前最最重大的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40][40]

1996年7月钱学森说：“我们对于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越性所在。……所以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41][41]

    综上所述，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他的这一系列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有迫切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