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基于当前经济危机的思考

奚兆永

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的实际，才能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是这样。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刘国光同志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载2月12日《社会科学报》），一篇是刘日新同志写的《不许污蔑计划经济》（载2月14日《毛泽东旗帜》网等）。两篇文章都是肯定计划经济的，读了以后很有同感，也很受启发，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我曾在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发布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6期上。后来在2005年又针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影响做过一个访谈，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登在《海派经济学》第11辑上。这次受刘国光同志和刘日新同志两篇文章的影响，也生发出一些新的想法，因此想结合当前的经济危机再谈谈我的一些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计划经济的一个再认识。

一、马恩和列宁计划经济思想和概念的提出

1864年11月1日，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关一致批准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在《成立宣言》里谈到了1848年革命以来“两件重大的事实”：一件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的顽强斗争，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一件是合作工厂的伟大社会实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讲到这“两件重大的事实”时，都把它们和“两种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把它们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联系了起来。在讲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马克思说，“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投降了。”而在讲到“合作运动”或“合作工厂”时，马克思又指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当然，他也指出了，“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还是不行的。“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4-606页）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之所以使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能够战胜由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使社会总劳动的计算成为可能，而在供求规律指导下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理智只是在事后才起作用，由此就不可避免第造成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至于合作劳动，它之所以也体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就在于它能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摆脱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使劳动得到解放，并且在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为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创造条件。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进一步阐述，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此之前，在《资本论》的手稿里，马克思已经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弊端。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而在出版第一卷时，为了与商品生产者社会进行对比，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由人联合体”。其中写道：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宾逊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宾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随着社会生产机体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是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一、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二、对社会总劳动时间根据需要的比例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三、根据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实际上，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

1868年7月11日，他在给路·库格曼的信里，又再一次谈到了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氧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需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他还说，“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1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的总劳动，这是自然规律；但是，具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它的实现形式，各个社会是不同的。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它是通过供求规律，通过交换价值或价格的波动来调节的；而在未来社会，则是通过计划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的。马克思批评了资本主义调节方式的盲目性。

1875年，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姿态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歪曲和攻击，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的理论而奋起迎战，写下了光辉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

恩格斯在这里也讲到了由商品生产到非商品生产，由“无政府状态到”到“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转变，认为只是到这时人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马恩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实行计划经济无论是对于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对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使用“计划经济”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使用“计划经济”一词的是列宁。他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里首先使用了“计划经济”这个词。他说，“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这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计划经济”一词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以上援引的马恩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看，计划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宣传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就是认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邓小平的一些论述里。比如他说：“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同上，第203页）“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同上，第306页）“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同上，第364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第373页）

对于邓小平的这些话，我们也不能搞“凡是”。更何况，他的话有些地方讲得很含糊，甚至于还有反复，即使你要搞“凡是”也是没法搞的。

关键在于，邓小平讲“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讲“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讲“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但是，人们发现，他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经济”这样的话。这一点，正好从反面说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它是可以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是可以用来作为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有某些“计划”，也有某些“计划控制”，或者还有什么“经济企划厅”这样的政府部门，但是因为他们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每个资本家都是为获取高额利润而生产，不可能建立起整个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邓小平只能够说资本主义“有计划”，“有计划控制”，“有企划厅”，但却始终没有说过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江泽民同志说，“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在他晚年已经开始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一八九一年，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指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他说，纲领草案中所说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我觉得，这里存在着明显的误解。为了准确地理解恩格斯的原话，特把恩格斯的话比较完整地摘引如下：

“第四段：

“‘根源于 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儿在不在呀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纳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者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这里说得很清楚，恩格斯所反对的是纲领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说成为“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多了“私人”二字。因为在当时，“私人生产”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已不居重要地位，成了例外，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这句话只要“删掉‘私人’”二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即使在今天看，大股份公司，大垄断组织可以非常有计划性，但是，整个社会依然是无计划的，更不要说实行计划经济了。

或许还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搞过“国有化”，也有国有企业吗？但是，正像恩格斯早就告诉我们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占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而只不过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克瑟公司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显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和他们的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混为一谈是不对的。

三、计划经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

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上，以公共为上，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则相反，它以资本为上，以私人为上，提倡个人主义精神。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能够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不能搞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它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一些重点的关键的大事，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事业高速向前发展。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懂得集中力量的好处，但是，它的制度却不允许它这样做。两相对比，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显然是更为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曾经发挥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也曾经创造过令人惊叹的奇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有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885年版，第277页）

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在上世纪30年代了解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虽然也有人出于阶级的本能加以否定，说这是“幻想”、“梦想”，是“乌托邦”，但是，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与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相比的。英国《前进》杂志1932年9月的评论就说：

“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电影院、新的俱乐部、新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新建筑物。其中许多已经竣工，其余的还在建筑中。……我们在战时所达到的成绩和苏联现在所做的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承认说，即使在美国西部各州最紧张最热烈的建设时期，也丝毫不曾有过像苏联目前的这种狂热的创造积极性。苏联最近两年来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很难想象再过十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两年内两次游历苏联后得到了一个印象：苏联在稳步前进，在计划着、创造着、建设着，而且规模极大，分明是向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155页）

在这里，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假设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巨大的优越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执行结果，是全面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进行了921个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其中包括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中的135个项目进行了施工，并在内地兴建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为了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时期以重工业为建设重点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特别是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而且技术上也是先进的，因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不仅经济建设是这样，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也很好地运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中，也都是倾全国之力量，全力以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知道，美国从194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1952年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时间，实际上是用了9年时间，因为1952年的氢弹体积过于庞大，只能证明原理而不能实用，而1954年 的爆炸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方面，苏联在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就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只用了4年时间。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氢弹是1967年6月17日爆炸的，其间相距只有两年零8个月时间。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伟大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证明。

去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冻冰和地震的灾害，同时又举办了奥运会。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仍然是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越性。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想学也是学不到的。

四、计划经济是不知经济危机为何物的经济

我们现在正在忙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但是，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知经济危机为何物的经济。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8页）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生产，其目的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它有一种使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又造成了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下降，以致出现了生产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尽管就个别企业来说，是有组织的，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它就不能不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种矛盾使社会的调节不能顺畅地进行，而只能依靠规律的自发作用。换句话说，社会生产的的平衡只能通过某种暴力的强制才能实现。实际上，经济危机不过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某种平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开始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除了人们在利益上的对立，使社会能够自觉地分配社会劳动，使经济的按比例发展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经济危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1929年大危机时，正好是苏联热火朝天地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之时。同样，在二战后，1957-1958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苏联和中国也都没有受到影响，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中国也全面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毛泽东称当时的形势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这以后，在7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什么影响。

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对中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参加了WTO，经济的外向度大大提高，同时也与国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也随之发挥作用有关。如果不是这两个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也不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现在政府正采取种种措施刺激经济，以应对经济危机。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做法基本上还是凯恩斯的一套，只是治标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所谓凯恩斯主义。不能说这个政策没有效果，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效果。应该看到，凯恩斯主义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或者说，它只能减轻经济危机的危害，却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不仅如此，实行凯恩斯主义还造成了“滞涨”的后果。后来各国之所以摒弃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重新抬头，显然都与此有关。这次经济危机给了新自由主义迎头痛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并不能证明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正确的做法，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遏制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快增长，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减少对国际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金融上的依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使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五、计划经济的效率和激励问题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的问题。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这里先说效率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效率就是生产的效率。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解决生产的效率问题，不能促进生产的向前发展，这个社会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列宁曾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当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比资本主义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苏联的经济为什么会从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提升位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也不能理解中国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已经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

在这里比较一下苏联和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工业总产值（以战前为100）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苏联	100	194.3	252.1	314.7	359.0	391.9
美国	100	170.2	137.3	115.9	91.4	110.2
英国	100	99.1	91.5	83.0	82.5	85.2
德国	100	113.0	99.8	81.0	67.6	75.4
法国	100	139.0	140.0	124.0	96.1	197.8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6页）

同样，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也是以圆角资本主义国家为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

在这方面，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阿瑟·奥肯也认为：“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证明，它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能够生气勃勃地增长。”（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现在再说激励问题。

人们讲激励，往往只讲物质激励。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并不否认物质激励的作用。事实上，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激励。毫无疑问，贯彻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对于鼓励人们进行诚实的劳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过分夸大物质激励的意义，甚至把物质激励当做唯一的激励手段，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对公务员制定了过高的工资福利标准，对于企业高管允许拿过高的工资和奖金，使许多人唯金钱是问，不仅大大拉大了他们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导致劳动群众的反感与不满，不利于提高效率，而且还致使一些人的腐化变质，影响到政权和企业的性质和社会的稳定。列宁早就说过，“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是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如果说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对于一些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还有某种正当的理由，那么，在今天这样做就毫无积极意义可言了。事实上，一些人在获得了过高的地位和待遇以后反而变得不思进取了，因为他们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以外再无什么精神动力可言，哪里还会积极上进呢？

在我看来，比物质激励更加重要得多的是精神激励。实际上，最大的精神激励来自于社会主义本身。列宁说，“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同上，第376页）由受剥削的奴隶转变为新社会主人这样一种更替，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都极大地并且长久地激励了人们的劳动热情。

英国一位名叫基勃逊·凡尔维的《自治领联合银行》的总经理在访问苏联以后写道：“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肯定地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2-153页）

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访问苏联以后也有不少感悟。比如他说，“俄国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它的力量究竟如何呢？或许力量是很大的。抬高平凡人，作为一种信条，在过去就曾发生过效力，抓住了群众。任何宗教，或团结着同一教派的结合关系，总有一种力量，足以对抗无宗教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1页）

还有一个名叫罗宾斯的美国上校对苏联工人的劳动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用事实驳斥了关于“俄国工人懒惰”“不会工作”，“机器到他们手里就完了”的说法，把它称之为“反苏宣传”。斯大林在与他谈话时曾指出，“在西方，工人进行生产是为了领取工资，而把其他一切都搁在一边，在我们这里，生产被看做公共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被看做是光荣的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样迅速地掌握了新技术的原因。”罗宾斯还说，“我在你们的工厂里已经感觉到了，我在那里看到了由于社会主义竞赛而产生的新的热情和新的志向。这绝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因为工人期待于自己工作的是某种比金钱所能给与的更好更多的东西。”斯大林也肯定地说，“这是对的。这是光荣的事情。”（《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237页）

连这些西方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精神力量的巨大激励作用，难道这些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高度重视吗？

事实上，我们在5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精神激励所产生的巨大力量。那时的工人工资虽然并不算高，但是在社会的比较中却也并不算低，他们作为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主人翁感，对劳动也有一种很鲜明的光荣感。那时对宣传鼓动工作也很重视，虽然还没有电视，但是广播里播放的那些歌曲像《我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等所造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对于工人的劳动热情的鼓动也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那时组织的劳动竞赛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竞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成为工人和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年纪稍大的人，对这些可能都还记忆犹新。对于过去这些好的属于精神激励东西，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继续发扬光大吗？当然，这些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做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大政方针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并且在各个方面进行落实，精神激励的某些具体做法也是很难奏效的。

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立、兼容和取而代之

上面，我们论述了计划经济提出的历史、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从计划经济提出开始，它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而资本主义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从这点上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看，资产阶级的学者也是这样看的。比如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中央计划国家”，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市场经济国家”。最近读刘日新同志的文章，知道联合国刚成立时也是是按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的，上世纪60年代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感到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不好听，才要求改为“市场经济国家”，后来就出现了“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类。这段历史也清楚地说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等值的概念，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也是等值的概念。就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概念一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是对立的概念。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却发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二者之间还需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交换，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必须存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中国的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过早地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样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兼容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只使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概念，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概念。列宁虽然曾经使用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对“市场经济”一词的使用却是贬义的，如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因此，尽管此时计划经济已经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兼容，但是，人们还是避免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典型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决议虽然已经明确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但是同时声明，这个提法“就总体上说，……是计划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过这也说明，尽管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肯定了二者的兼容，但是，这并不是否定计划经济。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

问题出在要恢复“关贸总”（即后来的WTO）创始国的地位。该组织要求其成员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样，本来不太受欢迎的“市场经济”又被一些人所看重。1987年邓小平说，“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但是，你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家还是不接受。后来邓小平也烦了。1989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同上，第306页）一会儿讲“洗澡不要再讲这个（即“计划经济”——引者），一会儿又讲“这个不能变”，出现了一个反复。由于“关贸总”的要价很高，而一些人又急于要进这个“关贸总”，结果只好再退让。1992年邓小平又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同上，第373页）由于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对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经过江泽民的这一番工作，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14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本来提出“市场经济”只是为了进入“关贸总”这样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而到后来“市场经济”却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相称的。

在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又进一步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广泛展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当然，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前一个提法，与过去讲“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并不是“取消了计划性”联系起来，似乎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而后一个提法，则使人感到已经把“计划性”降低到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水平。虽然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对进入“关贸总”或世贸组织（WTO）来说，条件似乎是愈来愈具备了，可是不然，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设置了重重障碍，谈判变成没有尽头的马拉松。结果是经过了15年的谈判，直到2002年1月，中国才加入了这个世贸组织。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问题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不是被市场经济取代了？看来还没有。当然，国家计委改成了发改委，五年计划改成了十年规划，但是，它们作为计划经济的职能并没有因此而取消，国家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和权力，使它还能够继续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建设一些超大型工程和抗震救灾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也显示了这一点。这是一件大好事，是中国能够进一步高速发展进步的重要保证。

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只要中国还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就不仅不会被取消，还会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而市场经济，由于它自身的弱点和弊端，它只能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在另外的一些领域就会失灵，而且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危机。人们通过实践，对此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所谓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和“市场经济万岁论”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应该看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绝不会万古长存，总是要走向消亡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取代市场经济的，不是别的经济形式，恰恰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利益的一致和信息的充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特别是计算技术的发达，马恩所设想的那种计划经济肯定还会到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应该人为地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应该人为地过早地取消市场经济，还需要继续发挥它的有益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而不要陷入盲目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