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问题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

李革新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在全面论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与人民大众、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的同时，针对当时文艺战线的错误思想，多次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1）

现结合笔者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实际，谈谈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几个认识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家、理论家的事，作家写好书、演员演好戏就行了。”

这是文艺界一个带普遍性的认识问题。我们知道，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任何人做任何工作，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在写什么、唱什么的背后，深藏着一个以什么思想为指导的问题。毛主席要求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文艺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观察文艺，以正确的立场和世界观，指导自己的文艺工作。

70多年来，文艺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本问题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破坏，文化、文艺战线出现许多奇谈怪论，现根据笔者在出版阅评中发现的一些文章，仅举几例。

一是直接攻击《讲话》。如有的文章攻击《讲话》是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实情感和思想的机会，只能按照政策决议、红头文件、领导讲话的要求来创作、奴才似的宣传、赞美‘手段目的化’了的‘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兴无灭资’等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思想”；作家们“不能够有独立的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思考；只知道忠于革命”，他们“被风干了的思想和头脑只能变成任人摆布的奴才”，“革命和‘主义’的异化造就了一代不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听话的奴才”（2）；有的文章写道，文艺工作者学习和坚持《讲话》精神，是“追风与趋附”、“消极、奴性、迂腐和浅显”，是对“独特时代历史语境”的“应景捧场”、“政治附庸”，在“从我者前进，逆我者反动……的龙卷风的摇撼下”，“为逃避政治压力，不得不作文学之化装”的“心是口非”、“着力应和、粉饰、靠近”（3）等等，这些既是对《讲话》的恶毒攻击，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污蔑。

二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某名牌大学一个文学博士生的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是中国“红色革命组织”的“洋旗号”；无产阶级专政是“小秦始皇主义”和“驱邪清污”的“社会卫生学”；污蔑人民领袖倡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反智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乌托邦理想和反现代性”，“20世纪50—70年代在大陆建立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明显的倒退”！（4） 

三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有的文章在研究“土改文学”的名义下，攻击我国土改斗争是“共产党的“权力实践”从外部“植入”到农民的头脑中，‘进行阶级再造’，‘人为塑造敌对阶级’”（5），从基本理论上否定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更有的文章污蔑土改斗争是“在革命斗争合法性的名义下发生毫无人性可言的群体暴力事件”，土改中的农民是“失去任何理性的暴徒”，打土豪分田地是“血腥的暴力”，地主“受到了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若干鲜活的生命的牺牲为这个盛大狂欢的象征仪式呈上了祭礼”（6），……这不正是《讲话》所批评的“除非是反革命的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吗？（7）

笔者老是在想，中国人民凭什么站起来了？不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吗？否定了土改斗争，就等于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等于否定了我们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否定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资本在中国执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能“站得住”吗？难道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多年来鼓吹的“民国热”、“回到民国去”的叫嚣，其要害不就在这里吗？

四是失迷创作方向。有一位作家，看到“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描写“‘好地主’的话语”，自己便“只有惭愧”，“吃惊”地发现自己不敢描写“好地主”，是个“怯懦的作家”，称自己“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是个“滑头”、“懦夫”（8），实质上是缺乏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没有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许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背叛剥削家庭，放弃优越生活，投身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枪林弹雨的革命战场，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的无数事实；混淆了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好人、开明绅士，和投身革命的先进分子的界线；不懂得我党历来主张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不理解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必须、必然要打倒的历史发展规律。

五是混淆革命文艺与反革命文艺的界线。多年来，有的“作家”挥舞“写阴暗”、“暴露文学”的旗帜，向党和政府发难，充当反主流意识形态急先锋。那个污蔑土改斗争小说《软埋》的作家，在全国人民的抗疫斗争中，又以日记的形式，为敌国甩锅“中国肺炎”“递刀子”；可是，在“24位作家”中竟有19位吹嘘她的日记是什么“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不可磨灭的纪念碑”、“直扺人的灵魂深处”、“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对“作家风骨最精彩的演示”、“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是“真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猛士”！

六是从文艺变态到用人标准是非颠倒。某世界文学大奖组委会给我国获奖作家的《颁奖词》，利用其作品中对新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侮辱、谩骂的污言秽语的内容，“表扬”该作家“扯下了中共千篇一律的表面宣传”，侮辱当代中国是“驴与猪的叫声盖过了村里党支书的声音”、中国是“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是“一个既没有真理，又没有常识，更没有同情心的野蛮人世界”，“活在那个世界中的人是多么鲁莽，渺小，荒唐”，“只剩下低级动物的快感和混沌的欲望”，“称赞”该作家“笔下的中国人猪圈式的生活，中国人的丑陋和残酷让人不忍读下去”；恶毒地把“日本占领中国那个时期”，与所谓“毛泽东暴政时代”和“今天的物欲横流社会”加以等同比附，（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歪曲中国历史，诬蔑中国革命，玷污中国人民伟大形象的“国际大奖”作家，竟被委以重任，堂而皇之地当登上某协会副主席的宝座！多年来，有多少作家和这位国际大奖获得者一样，打着“写阴暗面”、“暴露论”旗帜，以所谓的“文人风骨”为武器，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数不胜数，罄竹难书，触目惊心！难道说不都是背离马列主义，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吗？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不是也有很多文化大师创作了大量传世之作吗？为什么我们非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呢？”

真正的文艺精品，在古代和其它社会制度被认为是真善美的，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来，同样是真善美的。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具开放性、包容性的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上其它的社会制度一切美好的东西，也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从来都主张认真吸收和利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来发展自己。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0）

马克思主义就其阶级性来说，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它又是对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过去一切时代的真理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文化巨人创造的一切光辉成就，其中闪烁着的艺术之光和蕴含着的“真理的颗粒 ”，都为马克思主义所吸收、集大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不拒细流、“海纳百川”的伟大所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11)，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最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外多位伟大的文艺家之所以创作出传世之作，是由于他们在正确思想、朴素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是他们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规律的结果，不仅为当时的人民所喜爱，也为今天和今后的人民所喜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但赞扬过许多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艺术家，而且从中吸收了大量的丰富营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毛主席要求我们批判地吸收、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优秀文化遗产。但这种对古人和外国人的学习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他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2）

“如此说来只要如实反映生活、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就行了，学不学马克思主义是无所谓的事”。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艺术现实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真实的再现社会生活和典型化的原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当然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融入”“自己的”主体意识之中，并以此来观察和表现今日中国之现实。很难想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脱离了当今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会有什么“现实主义”！

一个具备了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就应该以之作为自己进行文艺创作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文艺家心中的灯塔。在它的指引下，对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予以如实的反映，那么，无论是歌颂还是批评，其文化产品就是“属于全人类，属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受众”的，就可能“进入到真正思想家和批判者的高度”。

“强调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主旋律，会妨碍文艺家的创作自由和创作个性，不利于文艺发展。”

多年来，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在今天仍有广泛的市场。

这也就是《讲话》所批评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情绪”的老调。

毛主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13）

一些同志总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文艺作品中写“政治讲义”，这是很大的误解。党要求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希望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观察社会，提高我们认识生活、分析生活和在文艺作品中正确地表现生活的能力，而不是要我们在作品中去贴“政治标签”。

“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不爱看主旋律作品，写政治理论太强的作品没用。”

事实并非如此。很难相信中国人民、中国青年不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命运。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一些作者贴“政治标签”的创作办法，倒了群众的“胃口”，使广大读者和观众对这类作品产生了“逆反心理”，根本不是由于写了主流意识和政治题材，也不是由于文艺家学习了马列主义，更不是群众“不识货”。你的作品粗制滥造、靠唱“高调”、“跟风”、赶“时髦”而亵渎艺术，不但不是什么“主流”和“主旋律”，而庸俗化，必然要脱离群众。

许多人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坛产生了一批描写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如《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三家巷》以及《谁是最可爱的人》《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翻译出版了苏联《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等等，可以说都是一些政治主题、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人民不但没有逆反心理，却促进了一代人的成长。包括笔者在内，现在70多岁的人，那时是20来岁的青年，在“大跃进”中干一天活，虽然累得要死，但读起这些书来，还是废寝忘食，连走路都想模仿书中英雄人物的动作，多少青年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激励青年的名言：“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而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座右铭写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这些重大政治主题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典型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读者没有产生逆反心理呢？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必须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必须在提高艺术表现力上下功夫 。而且越是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越要讲求艺术魅力。靠空洞的政治口号，在艺术上拿不出像样的货色来，那就怪不得人民群众不买你的帐了。

有些同志把艺术水平上不去归咎于强调主流意识，归咎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找错了原因。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最主张文艺作品的“创作个性”的。毛主席在《讲话》中就批评了这种“标语口号”式文艺。在文艺作品中写政治宣言、图解长官意志，永远是不可取的。

一般说来，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其思想政治的“参与意识”是被动的。一个人读一部书、看一出戏、一场电影，可能没有想到要去接受什么“教育”，更多的是消遣、娱乐。恩格斯教导说：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4）；列宁也主张“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15)他认为，在文艺写作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在这个领域里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16)毛主席明确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1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应当是作品对人民生产、生活的描写中“不露声色”的展开，既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越能与人民心灵发生共鸣、共振，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穿透力就越大，教化作用也就越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这里，作品的艺术表现于外，思想政治潜在于内。思想政治倾向被生活化、艺术化、典型化、个性化了。健康向上的内容，通过具有艺术魅力的形象和情节展示给读者、观众，钻进他们的头脑，给人民以健康向上的引领。这里，思想政治是灵魂，内容、情节、艺术是躯体，没有灵魂的躯体和没有躯体的灵魂，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毛主席十分强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既要求正确的政治观点，又要求在提高艺术功力上下功夫，而且越是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的作品，越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说什么《讲话》是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讲话》使作家“没有表达内心真实情感和思想的机会”， 没有“独立的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思考”等等，这种对《讲话》的歪曲，完全是别有用心，或者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知识等于零！

“主要是靠才思敏捷、妙笔生花，离政治越远的作品越有艺术魅力。”

好一个“才思敏捷、妙笔生花”！你的“文笔”再高妙，也有一个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归根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主席一再强调：“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18）在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总有一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坚持不坚持党的根本宗旨问题。“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毛主席指出：“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又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19）

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作家、文艺家有无正确的世界观，对一个人的一生事业的成败影响巨大。著名的俄国作家果戈理，被称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于184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死灵魂》，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没落，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的奠基作品；后来他因治病侨居国外，思想陷于颓废，背叛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又发表了许多反对奴隶革命的作品，并力图在《死灵魂》的第二部粉饰、维护农奴制度，终未成功。1852年精神失常，终于焚毁了《死灵魂》第二部书稿，郁闷而死，白白浪费了十年大好时光。岂只是果戈理，古今中外，虽然聪明智慧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却因思想颓废而昙花一现、中途夭折者何以胜计；而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取得重大成果的文艺巨匠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是多么的重要！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2页

（2）《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红色文艺的困境》

（3）《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2期《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趋附与狭隘》

（4）《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红色文艺的困境》

（5）《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从乡土社会到阶级社会：土地改革与阶级划分的权力实践》

（6）《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革命名义下的合法性集体暴力》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1991年版第872页

（8）《杂文月刊》2014年第2期河北《杂文月刊》（下）《我是一个怯懦的作家》

（9）新浪博客康正果译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给莫言颁奖词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4、28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86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1991年版第874页

（14）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579页

（15）转引自《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概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403页

（16）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年9月版第66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9——87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7——85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3页

（20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