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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斌：我所接触的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

作者：刘文斌来源：中国文艺评论日期：2019-12-04 点击：

2007年7月，我申请到国家“十一五”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陈涌这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中的旗手，自然是这个项目中必须大书特书的人物。为此，我请原毕业于我供职的内蒙古师大文学院、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杨娟，带我前去拜见家住北京万寿路15号院的陈涌先生。2008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敲开陈先生家门，站在面前的陈先生，是一位蔼然长者，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穿一件发旧的白色衬衫和一条同样发旧的深蓝色裤子，像一位退休在家的工人师傅。先生家兼作书房的客厅还算宽敞，但陈设极其简单：一个旧式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几个旧式简易书架上也摆满了书，一个旧式三人沙发，坐人处显得有点高低不平，一个旧式茶几上摆放着水果。虽早已听闻陈涌先生生活简朴，但一个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干部，又是声名赫赫的文艺理论家，生活竟然简朴到如此地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联想到报刊上介绍过的他赴法国讲学时带了一大包方便面当早点，回国后却将法方给他的法郎如数上交外交部，还有先生当年上下班和在市内讲学、开会总是拎个旧书包，挤地铁和公交车，拒绝单位派小车接送，以及先生从不领取《文艺理论批评》杂志社按规定发给他这个“主编”的编辑费等轶事，不禁对眼前这位老人由衷地多了些敬重。

△2008年9月，陈涌先生(中)与本文作者(右)及杨娟(左)在杨家合影

陈先生“请”我们坐在沙发上，又将书桌前的椅子移来坐在对面，开始同我们交谈。他操一口带广东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我随口夸他身体好，先生笑道：“也不算好，60岁前没得过大病，对医院很陌生，和医生没感情，60岁后，几种病都来了，算是‘补课’吧。不过，我也不在意，反正已经‘超期服役’了。”听着这些连珠妙语，我和杨娟不禁笑出了声，进门时稍感紧张的心情立刻放松了。

我首先向陈先生说明来意，告诉他我们准备评论他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成就，想请他给予“指导”。陈先生听后笑道：“这我哪里敢当呀，你们按照你们的理解去写，不必考虑我的意见。要是那样写的话，你们岂不是成了‘投其所好’了吗！”接着，我就陈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提问，先生一一作答。这次谈话使我对陈涌先生新时期的文艺思想理解得更加深入了，我的文章思路也更清晰了。

2009年春季，我和在内蒙古师大任教的文学博士、我当年的硕士生吴玉英，合作撰写了《陈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探索者》一文，文章完成后，我打电话给陈涌先生，想把已定稿的文章寄去请先生“斧正”。陈先生在电话中说：“没必要，没必要，你们的文章如果发表了，帮我搞一份刊物寄来就可以了。谢谢你和你的那位学生！”我们只好遵照先生的意见办。

△《陈涌文学论集》(上)

2010年2月下旬，我和吴玉英分别收到陈涌先生寄来的《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书的扉页上有先生用工整的笔迹写的短信，其中写道：

从你们的评论我的文章，使我深感到你们比我对我自己更了解，应该说，你们提到的我的思想，有些是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这使我怀抱着知遇之感！

△2010年2月，陈涌先生写给本文作者的亲笔赠言

2010年6月13日，我和杨娟第二次去拜访陈涌先生，在先生家里待了约两个小时，还分别同陈先生合影。临行前，我将拙文《体系•精神•方法—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权晶合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吴元迈的文艺理论研究》(与王金珊合写，《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3期)的复印件呈上，“请先生批评指正”。回到呼和浩特后不久，我便收到陈先生的来信，其中写道：

我看了你关于陆梅林和吴元迈的论文，文风、学风严谨，而行文又很舒展、自然，这是和你评论我的文章一样的。在现在，像你和你培养的后继者真正学人的风范，在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少了。你的课题的完成，即使仅仅在学风、文风方面，也将会在文学界造成重要的影响！

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经常阅读马、恩、列、毛等经典作家及陈涌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论著，并且注意学习他们的文风、学风，以至连行文也受其影响。然而，自上世纪“八五新潮”以来，看到国内报刊上登载的多是些花里胡哨、云遮雾罩、“名词术语大换班”式的“新潮文论”。我的文章则往往因观点“陈旧”，写法“老套”而不被某些人所待见。自己也曾有过困惑，对自己的学风、文风乃至行文方式心存疑虑。拜读陈涌先生对拙文的肯定性评价，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

2010年国庆期间，我在北京儿子家住，打电话给陈涌先生说想去看他。他说道：“那好，我和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他们约个时间，请你们一起过来坐坐。”第二天，陈先生打来电话，说已同李正忠等约好，请大家周六下午一起来家里坐坐。

10月13日下午3时许，我和杨娟以及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李云雷、马建辉分头来到陈先生家，保姆搬来饭桌和几把椅子，大家围成一圈饮茶、聊天。当我说到现在一些个人“文集”出得太多，作品研讨会开得太滥——到会者拿了“红包”就胡吹乱捧。李正忠先生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陈先生九十大寿时，所里(指马列文论研究所)本打算编辑出版《陈涌文集》，被陈先生否决，说“以后再说，‘缓期执行’”；所里要开陈涌学术思想研讨会，陈先生也不支持，说“你们如果要开，我不参加，申请‘保外就医’，你们就‘缺席审判’吧。”李正忠先生讲到此处哈哈大笑，在场的人也都开怀大笑。客观而论，当下出版文集、召开研讨会的作家和理论家，绝大多数在创作和研究中都取得了不菲成绩，有的还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就其思想境界，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上，我敢说能赶上陈涌先生的寥寥无几，不少人同陈先生甚至有着天壤之别。

△《陈涌文论选》

下午五点多钟，保姆端上来饭菜，大家于是边吃、边喝、边谈。陈先生喝了点酒，脸色红润，谈兴也更高了，一直聊至晚7时，才由李正忠先生带头，大家跟着起身告辞。陈涌先生将我们送出家门外，主客相互挥手告别。

拙著《中国新时期文论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后，我寄给陈涌先生一册，并于2012年10月29日给先生去电话，请教先生对拙著的批评意见。不料，先生听力出现障碍，交流有些困难，希望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我于次日给先生写信，就先生电话中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作了回应。信寄出后，很久未收到陈先生的回信。我想，先生毕竟年纪太大了，手头事又多，估计不会回信了。不料，四个月后又收到了先生的来信，信中写道：

近一年来我遭遇偏头痛袭击，靠一些缓和的药物减少一些疼痛，但很少有能正常看书和考虑问题的时候。你的书，还有一些同类的书，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看。我对其中有些理论家的成就有些怀疑……我认为，你们这本著作整个说来是比较扎实，比较有分量的。……写到这里，又开始头昏脑胀，就此带住。你好！凡事如意，得心应手！

看了这封信，我心情颇不平静。拙著出版后，我也曾听到过一些同行师友的鼓励之辞，但类似的话出自陈涌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家笔下，其激励之情自然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先生还坦诚地对拙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其实，我对书中写到的有些理论家的成就也有怀疑。只是出于某些顾虑，才不得不在书中加以肯定。陈涌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怎能不令人敬服。

然而，更令我为之动容的是，陈涌先生19岁(1938年)从繁华秀丽的家乡——广东南海(今佛山市所属南海市)徒步前往生活、斗争都十分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辛勤笔耕，成就斐然，1956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年轻的二级研究员(37岁)，1957年却因倡导切中时弊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而遭到姚文元批判，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被下放到河北省农村“劳动改造”，后又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前后长达20年之久，其间受尽屈辱和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然而，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然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直到93岁高龄，还在强忍着病痛写信指导我这个后学，只是在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时，才不得不“就此带住”。这当然远不止是对我个人学业的关心和扶持，从中不难体会到陈涌先生为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2015年10月4日，陈涌先生走完他96年的人生之路，驾鹤西去。这位19岁奔赴延安、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老革命战士，这位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贡献卓著、声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就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然而，陈涌先生却为我们留下无比丰厚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令我们对他无限的崇敬与思念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