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有这样一个关于埃里温电台的，可口的苏联老笑话：一名听众问“拉宾诺维奇抽奖抽到一辆新车，是真的吗?”，电台回答说：“原则上是的，是真的，不过那不是一辆新车而是一辆旧自行车，他也不是抽奖抽到了那辆车，而是有人把他的那辆车给偷走了。”今天，在马克思诞生两百年后，对其学说之命运来说，不也一样吗?让我们来问埃里温电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实际吗?”我们可以猜测它会怎样回答：原则上是的，他精妙绝伦地描述了直到今天，在他的时代的一百五十多年后，才达到顶峰的资本主义的动力的狂舞，不过……杰拉尔德·A. 科亨(Gerald A. Cohen)列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四个特征：

　　(1)它构成社会的多数;

　　(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

　　(3)它构成社会中的被剥削者;

　　(4)它的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

　　这四个特征合在一起，又进一步生成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个特征：

　　(5)在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无所失;

　　(6)它可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型转变。[1]

　　前四个特征，没有一个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也无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了。(即便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行动者了：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了，等等。)——这个六点，虽然正确，但也应该以一个系统的理论演绎为补充：对马克思来说，它们都源自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售他的劳动力。这样，工人在定义上就是被剥削的;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扩张，他们成了多数，也是生产财富的多数;等等。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革命的视角，并按今天的条件，来重新定义它呢?这个困境的出路，是多种对抗的组合，是它们的潜在的重叠吗?但是——用拉克劳的话来说——怎样才能从经典的无产阶级、朝不保夕的无产者、失业者、难民、受压迫的性群体和族群等那里，形成一种“相等的链结”呢?

　　在这里，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走马克思主义的好老路，把焦点从政治，转向在全球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可觉察的，后资本主义的迹象。我们不必到多远的地方去找：那些例示了我们的“共有”的私有化的公共人物——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他们都是“有社会意识的”百万富翁——就已经在他们的足迹中留下大量的警示了。他们代表最迷人、最“进步”，简言之，亦即，最危险的全球资本。(在2017年5月给哈佛毕业生做的演说中，扎克伯格告诉公众：“我们的工作是创造一种目的感!”这样的话竟然出自一个用脸书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目的地浪费时间的工具的人。)从扎克伯格到盖茨和马斯克，他们都警告我们，“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行将终结，并提倡诸如最低收入此类的应对措施。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弗洛伊德引用过的那个著名的犹太笑话：“既然你真的要去伦贝格，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要去伦贝格呢?”在这里，谎言以事实性的真理的形式出现了：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含蓄的行为规范，根据这个规范，在你计划去伦贝格的时候，你就得宣布你要去克拉考，反之亦然，这样，在这个规范的空间中，说出严格意义上的真话，就意味着说谎。对扎克伯格、马斯克和其他预言资本主义末日的伪先知来说，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应该这样简单地回答他们：“既然资本主义真的要完了，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要完了呢?”简言之，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终结的版本，是资本主义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在那里，一切变革的目的，都是使支配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

　　更严肃的，是杰里米·里夫金所谓的“集体的共有”(CC, collaborative commons)，一种把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换抛在身后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在CC中，个体免费提供他们的产品，发布它们，使它们进入流通。CC的这个解放的维度，当然是在所谓的“物联网”(IoT, the internet of things)崛起、和今天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另一个结果——“零边际成本模式”的爆炸性增长，在这个模式中，人们可以在无需额外成本的情况下，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不仅仅是信息)——的语境中说的。物联网是一个物理设备、载具、建筑、和其他内嵌电子设备、软件、感应器、激励器和网络连接(这些东西允许它们收集和交换数据)的物品构成的网络;它允许人们远程地、跨既有网络基础设施地感应和操纵对象。因此，物联网为物理世界与基于电脑的系统的更加直接的整合创造了机会，并全面提高了效率、精确性、和经济收益。在物联网得到感应器和激励器的强化后，技术也就变成了网络实体系统这个更普遍的“类”的一个实例，网络实体系统也包括诸如智能电网、智能住宅、智能交通、和智能城市此类的技术;由此，人们可以以独特的方式，通过内嵌的计算系统来识别每一个东西，并且可以在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中交互地使用它。这些内嵌的设备(包括智能对象)可以使几乎一切领域自动化，但同时也使像智能电网那样的高级应用变得可能，并且还扩展为像智能城市那样的区域。“物”因此也就可以指向人身上植入的心脏监护器、农场动物身上的生物芯片转发器、延安水域里放置的电蛤蜊、有内建感应器的汽车、和用来监测环境、食物或病原体的DNA分析设备。这些设备在各种现有的技术的帮助下收集有用的数据，然后自动地使这些数据在其他设备之间形成回流。人类个体，也是“物”，他们的状态和活动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地被记录和传输：他们的物理运动，他们的财务交易，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买卖的东西，他们读的、听得、看的东西都被收集到数字网络之中，数字网络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物联网的前景看起来迫使我们翻转和荷尔德林的名言“但危险所在之处也有救赎的力量”：“但救赎的力量所在之处也有危险”(wo aber das Rettende ist, wächst die Gefahr auch)。杰里米·里夫金详细地描述了物联网“救赎”的一面，他声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条克服资本主义的道路，变成了社会生产和交换中的一个世纪的倾向，也即，集体的共有的增长，这样，资本主义的末日近在眼前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粗糙的那个假设看起来再次得到了证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得过时了。最大的讽刺在于，今天，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管理者，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作为克服资本主义的方式的集体的或合作的共有的方向上走得最远。

　　但就算我们不考虑像物联网会不会增加失业(难道这个“威胁”不正是重新组织生产，使工人更少地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吗?简言之，这个“问题”不就是它自己的解决方案吗?)这样的错误的忧虑，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在具体的，社会组织的层面上说，危险在于这样一种我们可以清晰地觉察的倾向：国家和私营部门倾向于重新夺回对合作的共有的控制；个人的交往被脸书私有化了，软件被微软私有化了，搜索被谷歌私有化了……为把握这些新形式的私有化，我们应该批判地改造马克思的概念装置。作为忽视“一般智力”(粗略地说，即，一个社会的集体的智力)的社会维度的结果，马克思没有设想到私有化一般智力本身的可能性;但这就是为“知识产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核心之所在。在这里，内格里是对的：在这个框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不再可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的、法律的措施，换言之，通过非经济的强力来进行剥削。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剥削越来越多地以租的形式来进行：就像卡洛·韦尔切洛内指出的那样，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变租的利润”。[2]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直接的权威是必需的：你需要一个直接的权威，来为租的汲取强加任意但合法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再是由市场“自发地”生产了。也许，今天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在这里：它的逻辑是去管制的、反国家的、游牧的-去中心化的，等等；而它内部的核心趋势，即利润变租的趋势，又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应该强化国家的角色，国家的管制功能（还不至于这个功能）应该越来越齐全。动态的去领土化，与国家及其法律和其他机器的越来越多的威权主义干涉共存，并依赖于后者。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历史生成的地平线上潜伏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自由至上主义和个体的享乐主义，与一个由各种管制性的国家机制构成的复杂网络共存，并为后者所支持。而国家呢，与消失相反，反而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强了。

　　当——由于一般智力在通过知识和社会合作来创造财富上扮演的关键角色——各种形式的财富与人们在生产上花费的直接的劳动时间越来越不成比例的时候，结果不像马克思看起来预期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而是通过剥削劳动生成的利润的逐渐的、相对的转化——也即，通过剥削劳动生成的利润，会逐渐、相对地转变为通过私有化一般智力来占有的租。让我们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怎样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呢?他的财富和微软卖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微软给它的智力劳动者开的工资，还是相对较高的了;这意味着，盖茨的财富不是他在用比他的竞争者更低的价格来生产更好的软件上、或在更加残酷地剥削他雇佣的智力劳动者上取得的成功带来的结果。要真是那样的话，微软早就破产了;人们会纷纷选择像Linux那样免费并且按专业人士的说法，比微软品质更高的程序。那么，为什么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还是要买微软呢?因为微软把自己推广位一种几乎是普世的标准，它几乎垄断了整个领域，成为了，可以说是一般智力的直接的化身。通过占有允许数百万智力劳动者参与被他私有化、被他控制的这种新形式的一般智力，盖茨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此，的确，今天的智力劳动者，和他们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比如说，他们得有笔记本)再也分不开了——这是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的描述呢?是;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说，也不是：他们被切断了与他们的工作的社会领域的联系，他们被切断了与一种不以私有资本为中介的一般智力的联系。

　　注释

　　[1] G.A.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See Capitalismo cognitivo, edited by Carlo Vercellone. Rome: manifestolibr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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