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毛泽东那样，集中组织全党全国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

刘书林

在我国，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是指共产党人老祖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本来，老祖宗的概念是指马恩列斯，但是自从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新时期，邓小平在老祖宗的行列里又加上了毛泽东。他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所谓“不丢老祖宗”，就是坚定不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不丢老祖宗就要学习老祖宗、尊重老祖宗、弄懂老祖宗，在坚持老祖宗的基础上发展老祖宗的思想。在新时期，我们党曾经几次调查和总结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总结历史的经验。2015年12月28-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重要意义：“我们要保持浓厚的理论兴趣，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静下心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原著，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创新成果，不断有所收获、有所提高。”[2]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要原原本本地、原汁原味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3]为了实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崇高任务，我们有必要把近40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情况做一回顾，以总结经验，掌握规律，更好地搞好党的思想建设。

一、4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取得的突出成绩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40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了凝聚人心、保持方向、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走近世界的中央、发挥前所未有的引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日益近切，这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成就。

4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40多年来，在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40年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基础。试想，如果中国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列成果，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会出现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利用党的权力和纪律，改旗易帜，强行把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扭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出现比苏东剧变更加悲惨的结局。那还谈得上什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呢?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历史地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断用新的成果来发展老祖宗的思想和原则，这是我国40年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40年来，教育界和思想政治理论界积极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三进”工作，普及和扩大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修改教材，实现党的最新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推动了新一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高潮。

第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和党章，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订的国家宪法，都坚定不移地写入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制定、修改的党章，1982年宪法及其历届修正案，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重要决议，2016年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也明确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也是我国40年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三，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专题会议，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政治上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1979年3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要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2000年6月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江泽民不但分析了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看问题：“我们同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4]会议强调了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世纪之交，正确地把握了前进的方向，与苏东国家的所谓改革趋向划清了界限。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创造了很好的氛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2013年8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没有‘开明绅士’，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6]他接着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大中央媒体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有人说这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政治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导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样。

第四，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新时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逐渐开设并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逐渐形成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199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高校“两课”新体系的决策，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的地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2005年党中央又通过全国大调研，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2005新体系，并编写了马工程教材，全国统一使用。在这次调研总结期间，中央批准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级学科，使得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队伍有了自己归属的学科港湾，在组织上有利于保持队伍的稳定性。在全国高校，随着2008年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陆续建立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有了一次跨越式的大发展。2016年1月20日，中宣部和教育部公布了北大、清华等9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在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配合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刊物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长期坚持正确的导向，有利于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4月27日至28日，中央召开“马工程”工作会议，标志工程正式启动。“马工程”组织编写了高校文科重点教材120多种，现已大部分出版并供高校使用，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政治学概论》《法理学》《社会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文学理论》《史学概论》等已经在全国高校投入使用。中央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于2006年开始使用并不断改进。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一些列重大现实问题，发表了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7]。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19”讲话和2016年“5·17”重要讲话，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五，历年高校党建会议特别是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保持和端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教育部组织的每年一届的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大调查，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联系思想实际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在全国13所有代表性的重点大学开设，普遍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历水平。目前已经有四批学员3000多人利用寒暑假接受学位培训，大部分已经获得硕士学位。这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学，培养了大批骨干，加强了队伍建设，解决了提高素质和后继乏人的问题，为壮大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队伍，做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所在单位党政领导同志的好评。

第六，国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队伍，近40年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联系实际，潜心研究，产出了一大批具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胡乔木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和《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等。这些成果都具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1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毛泽东传》(三卷本)，《周恩来传》(上下卷)，《邓小平传》(1904-1974，两卷本)，《陈云传》(上下卷)，《十年论战》(上下卷)，《我的父亲邓小平》，《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等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七，我国在近40年中，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我国重新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还出版了《毛泽东文集》8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本，出版《毛泽东年谱》9卷，出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卷，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4卷本，重新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这就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我国还出版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三个代表”》、《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等重要著作和文献，还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下册)。这些重要著作的出版既反映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范围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二、毛泽东重视思想建党，留下了全党全国集中组织攻读马列主义原著活动的优良学习传统

任何人，包括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成员，是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出发点。一个党员或干部，没有学过任何马列主义著作，不懂马列主义，其理想信念、政治立场都无从谈起。今天，与我们关系最直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只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其继承者的内在关系和内在联系，才能算得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我们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放松了对攻读马列主义原著的要求。相反，每当革命和建设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头，每隔三、五年，毛泽东总是提议全党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组织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这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这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立党的根本，立国的灵魂。我们的国家能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不断地、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在党内把重大的理论问题弄清楚，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不断开展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

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很清楚，要产生一、二百个系统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读马列主义著作是不行的，不在大范围里开展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活动是不行的。因此，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中央专门组织专家班子，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出版了“干部必读”系列书籍，提出干部要读《共产党宣言》等20-30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1945年6月，党的“七大”召开，在党章里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读的马列主义5本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有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9]在毛泽东看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等于可以不读马列的书了。毛泽东的逻辑是：越是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越是要加强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

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强调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为了维护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既不同意党内有些同志提出的“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也不同意主张“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的说法。1948年8月，他在致吴玉章的信中严肃地指出：“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10]毛泽东反对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摆到马列主义老祖宗的前面，反对提出“主要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和做法。他是正确的。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他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摆在马克思主义学生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读马列的书。1948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就进一步督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必须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他说：“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11]提高理论水平的途径就是读马列主义原著。他说：“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2]

1949年3月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列出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中共中央发了文件。这12本书是《社会发展简史》(这是毛泽东建议加上去的一本干部必读)《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系毛泽东在延安时亲自编辑)。“干部必读”12种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向全党提出要在三年内把这12本书读1-2遍，争取有三万干部读完这12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12本书。可见，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仍然坚持强调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坚持“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除了马列主义之外，也不赞成再提什么主义。他举了斯大林的例子：“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13]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对革命事业是否有利，这样的出发点就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冠之以“主义”，也不能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更不能借口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弃了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

1958年11月，经过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高潮之后，毛泽东又在郑州会议上向全国的地、县级别的干部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一时出现的“共产风”等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做法，毛泽东指出有两本书是要读的，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另外，他主张在攻读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交代了读书的具体方法：“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14]当然，他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他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5]在这次读书活动中，他自己带头，持之以恒。他在发出读书建议的下一个月，就安排了党内的几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他组成学习小组，每天下午一起读书，轮流朗读，边读边议。不论在京还是在外地，学习时间雷打不动，即使是在毛泽东生日的当天也不中断读书。可见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认真。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活动中的心得和评论，部分发表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从这有限的篇幅中，足以看出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求是精神。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读书”。他抓读书是认真有效的。他在会议中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16]毛泽东认为，不读马列主义的书，就很难从事务主义中解脱。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17]看来，毛泽东强调全党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需要。他不是凭着想当然的个人理解决策，而是首先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然后联系实际加以运用。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光辉榜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1963年，党中央又提出读马列主义的30本经典著作。这一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更大范围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正是在这之后，许多年没有再集中组织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文革”高潮期间，形势变化急剧，矛盾十分复杂，斗争千变万化，就不可能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活动了。也正是因为此后多年不再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文革”后期，闹出了大笑话：1970年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的中央委员不能辨别是非真假，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人云亦云，跟着陈伯达这类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大讲“天才”，有的甚至还感情激动、声泪俱下，结果这种感情完全用错了方向，上当受骗。这一历史教训，应该深刻记取。此皆因理论水平不高之故也!此皆不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害也!当年12月，毛泽东做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18]的指示。这次，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读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6本马列主义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同时，重新编选的两个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开始发行。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全党发动集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从延安到北京，从行踪不定的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他的书桌上、床头上、行囊中没有少过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的一生，不愧为学习、实践、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理论家。这是世界人民公认的事实。

毛泽东一贯强调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阐明他的一个基本态度和科学判断：自己的著作是不能取代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的;只学习毛泽东著作，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是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态度值得人们高度重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某些人“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的说教划清了界限。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的导师，他的严谨科学的态度无懈可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他的领导集体中也得到贯彻和坚持。1971年3月15日到7月29日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历时130多天。周恩来在会上多次讲话指示“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毛主席著作前面”，“要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这完全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领袖，为我们正确地处理现实与历史，为我们正确对待老祖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不能忘记，也不应该背离的。

三、对40年没有集中组织全党全国规模的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活动的思考

近4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照毛泽东留下的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好传统，我们最突出的差距和问题是，在党内和全国思想理论界，没有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有计划、有组织、有检查地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著的活动。这不是说40年来没有讲要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事实是40年来大部分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也曾经多次强调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比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其他讲话中，就明确强调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把这一点视为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条件。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群众在研究和学习中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也是有自觉性的。这里所说的问题是，40年来没有像当年毛泽东那样集中组织全党全国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活动，是特指没有搞过有计划、有组织、有具体要求地、集中进行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活动。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氛围中，理论学习活动这样的事情，没有硬性的规定和检查措施是很难开展起来的，没有集中学习的氛围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经验证明，一般性的号召，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党员干部的学习，不逼不行，没有压力不行，没有具体要求不行，不检查督促不行。

由于这个原因，在思想理论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和消极后果，甚至严重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我国发展的健康状态。这些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由于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割裂开来的倾向，即“两张皮”的现象。由于不了解二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一些干部在学习方面只是停留在简单表态上，在报纸上、电视上做简单表态，实际上并没有学。还有的人甚至致力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隔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性质，找不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有些领导干部，在理论学习上，只看到流，看不到源。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是源，今天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流。流不能离开源。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著，实际上就不利于引导人们看到源，这样就很容易疏远了源，忘记了源。这样，今天的流就成了无源之水，缺少历史的内涵，也就不能展现出足够的科学吸引力和生命力，因而也就很难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足够的尊重。

比如，有时候，有些人习惯性地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让人民的口袋里的钱多起来”，“就是发财的理论”等等。其实，有些人强调邓小平理论的“朴实”，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和严谨而言的。这种倾向危害很大。40年来，许多名噪一时的改革人物之所以中途落马，成为反面人物，与他们根本不理解或误解邓小平理论大有关系。不丢老祖宗，就必须坚持强调读老祖宗的基本著作，懂得老祖宗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样子。如果根本不知道老祖宗是什么样子，怎么能保得住不丢老祖宗呢?弄得不好，说不定口里说着不丢老祖宗，同时就正在丢老祖宗，丢了老祖宗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这都是没有认真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后果。

第二，多年不强调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客观上助长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许多干部口头上和一些报刊宣传的文章里，动辄就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一百几十年了”，似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需要挂在口头上喊一喊，不能在今天新的实际中起指导作用了。这种思潮的消极影响不能低估。我们多年不集中组织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在群众中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误解的舆论，似乎官方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没有多大的兴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指导今天新的现实了。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摆在过时的地位上去了。还有人动辄就说出这样的套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为当前的改革提供现成答案”云云，以此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实际指导地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的理论，它只担负着揭示规律、指引方向、提供科学方法的使命，永远也不可能为我们某一时期具体的工作提供现成的办法和举措。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能够为我们提供现成的办法和举措，还要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干什么呢?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能够为我们提供现成的办法和举措，那就只能证明它是一时起作用的思想而不是长期指导性的真理。许多人近几十年来，每当要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新的成果出现时，往往习惯于做出这样的铺垫：“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为我们的改革提供现成的答案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不能为我们的改革提供现成的答案了，要寻找新的理论”了等等。这个提法本身就愚昧无知。这样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是一种有害的逻辑。这样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自我否定的逻辑。

第三，由于多年不强调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在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以自己的实用主义的理解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少人习惯性地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这话原则上不错，但言者的本意往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想留出自己随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用错误的个人理解取代马克思主义。有人甚至把某些自己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当成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宣传，造成了思想混乱，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有人经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就是为了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冒充马克思主义，误人子弟。记得当我国刚刚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就有人在一张小报上头版头条抛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大标题，把一些经过自己严重歪曲和篡改的马克思语录拼凑起来，拿来吓人，结果闹出大笑话，至今传为笑柄。如果任由这样的实用主义的歪曲畅行无阻，而群众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何在?出现随意性、实用主义解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不可怕，动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进行分析批判就是了。但是，许多党和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们养成实用主义或随意性的毛病，问题可就大了，他们一旦把那些随意性的想法随时塞进重要的文件或领导讲话，一旦领导讲出来，影响就比较复杂。许多时候防不胜防，有时就会造成严重的局部理论失误，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

第四，多年不强调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严重影响了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的发展，一些干部思想迷茫或堕落，与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直接关系。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极少数腐败分子，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近些年的腐败分子就不用说了，早些时候出现的腐败分子就有曾经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省市级领导人胡长清等，也有特大型企业领导人管志成等。他们都是在临死前痛悟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解决好。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他们思想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根底。有些干部常常误把自己的不断获取的领导职位的上升，当成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的提高。其实二者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有这种误解的人，就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口头上，在实际工作中则信马由缰，背离马克思主义，一旦遇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就一败涂地。我们在近几十年中，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宽松的。但一些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干部，不是利用这样的氛围发扬民主，接近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而是认为在这样的时期可以随便提口号，标榜自己“开明”，实际上是标榜自己的无知愚昧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些具有很大影响的报刊和媒体的负责人，就干过这样的事情。这可不是小事情。由于几十年没有组织集中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许多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较差，有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在实践中怎么能够坚持正确的导向呢?这样，思想理论界的混乱时有发生，就不奇怪了。

第五，多年不组织集中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造成了整个社会和学校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氛围。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社会上有人鼓吹极端主义的“一切都要与西方主流社会接轨”的错误倾向影响，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的思潮，使得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处于被动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学科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处于尴尬的境地，慢慢消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

四、40年中，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必要性的新领悟

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这对于党的干部来说，是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就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能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传统，就不可能具有明察秋毫的政治和理论上的敏感性和鉴别力。这样，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发现和发展科学的规律的，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谛。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在工作中就没有底气，就不会有原则性和方向性，就只能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就无法对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否坚持和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起到监督作用。

由于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重大决策中，党内上层出现了个别领导人公开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思潮，有的著名文学家严重抹黑社会主义国家历史，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为此，邓小平不得不发动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

由于多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在1986年9月，有关部门起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文件草稿的时候，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都不愿写入党的决议。只是由于邓小平竭力坚持，才写入了这些内容。包括像1989年那样的大风波，不能不说与多年不强调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有密切关系。风波之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就发现了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必要。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0]显然，邓小平最终的思考还是回到了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有关问题上来了。

在社会主义改革深化的形势下，江泽民多次感到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下降，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号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江泽民多次提出了党员和干部提高理论修养水平的任务。1996年3月，在“两会”期间，他指出在党的干部中存在的八种脱离政治的严重现象，认为“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21]。接着，江泽民再次强调，要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基本界限。这些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分清这七个重要界限，其实就等于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任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和群众性集中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活动没有开展起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时指出：“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22]在讲到从严治党时，江泽民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求做到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23]。2000年6月，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任务，同时提出要研究四个大的问题。2001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深入研究四个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几个问题，都是当前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要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深入研究。”[24]这四个大问题的解决，显然就需要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

胡锦涛在2000年11月指出：“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方法论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学习、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如果丢了就丧失了根本。”[25]他在2011年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还指出：“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2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事业开创出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回答了时代课题，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前面临着多样化社会思潮、市场逐利性价值、网络新媒体、敌对势力渗透争夺四个方面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要求更加明确，其重视程度达到了新时期空前的新高度。他在2013年8月19日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27]

可见，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都深刻体验到党员和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的迫切性，多次领悟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笔思想财富我们不能忽视、不能丢掉。

五、对在全党全国集中组织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活动的思考

我们不仅40年没有集中组织全党全国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也没有组织攻读毛泽东思想著作的活动。今日要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同时列入。如果我们不读毛泽东思想著作，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就不懂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懂得我们党是经过怎样的千辛万苦才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也就很难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起点。

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集中组织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活动，必须解决几个思想认识问题，否则就不能真正取得应有的收获。

第一，要端正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态度。不要把强调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误解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工人阶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只能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历史和实践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或得到，只能通过学习才能得到。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靠人们自发性产生的意识，只能是“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28]。因此，任何人掌握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经历一个从外部灌输的过程。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就是灌输的必要途径，不能缺少。攻读经典著作，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释问题和指导工作，决不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确实危害革命事业，但同时也不宜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滥用教条主义的帽子。凡是自己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同时又批判教条主义的人，都不可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教条主义的特点是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结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到处生搬硬套，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对未来运动的一些具体设想也当成科学定义。他们咬文嚼字，句句照办，条条照搬，严重脱离实际。比如，有些人抓住马克思恩格斯一个时期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因而就据此做出了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革命的必然性，甚至怀疑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最终完全跌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泥坑。这才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去找根据、找答案、找观点，是绝不能叫做教条主义的，否则，就不能认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意义。

第二，个人自觉学习不能代替有组织的学习。在任何时候，都有一批重视理论学习的同志不受各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但是，只是这种个人的学习行为，没有群众性的学习，就不能形成适当的学习氛围，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绝大大多数干部群众，尤其处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发展的压力很大，干部的事务繁忙，不下大的决心，没有“钉钉子的精神”，不进行集中有组织的学习，实际上就不能达到预期学习的目标，也很难形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氛围。因此，要取得学习的良好效果，集中组织的学习活动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不但党的教育部门应该承担辅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任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都应该配合执行这一光荣任务。各级领导同志还应该带头学习，做出表率，否则是没有说服力的。应该在全国形成氛围。当全党全国都捧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时候，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政治觉悟大提高，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得到大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

第三，全国规模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活动，必须针对我们面临的实际，按照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要求，列出需要弄清的思想理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列出必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书目，配以有关的学习辅导资料。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写的书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相关序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粮食税》等新经济政策的文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延安整风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著作都应该提倡认真学习。对于诚实的党员和干部而言，在现实中的许多思想上的模糊和混乱，大部分是由于没有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底气，或对这些著作似懂非懂的状态造成的。在和平的年代里，要求读这20本书，不算多。结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发展史、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纵向和横向结合的视野，有利于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反过头来就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就能够学的更加深刻，学的更系统，学的更加理论联系实际，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各历史阶段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必须与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的思想成果全面深刻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在治国理政、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新成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学得好，学得扎实，运用得联系实际，抓住了事物的规律，解决了时代的课题。只有从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中才能更加深刻地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来源和实践根基。这才能真正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宝贵价值，在工作中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取得应有的成绩。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39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坚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4]《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5]《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0-621页。

[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

[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页。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6页。

[18]《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19]张惠卿：《周总理和1971年全国出版会议》，《出版发行研究》1998年第3期。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1]江泽民：《关于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

[2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2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2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25]《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页。

[26]《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0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页。

[2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