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完美”的地主白嘉轩及其他

伏牛石

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为旧中国乡绅地主翻案的作家是陈忠和，代表作就是那部已经被许多人高评为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好评如潮，陈忠和他的小说《白鹿原》也因此声名鹊起。如今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借助发达的时代媒体传播，更是弄到家喻户晓几乎人人皆知的地步。

　　《白鹿原》这部小说我是在其刚刚出世之后就曾拜读过，读后只留下两个较深刻的印象：第一，那里面的地主白嘉轩竟然这么高大善良美好，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我早已耳熟能详的黄世仁、胡汉三、南霸天那种地主恶霸的味道;第二，就是那里面的性描写是那样深切动感。书中不厌其烦而又细致入微的性爱感受叙述，真能把少男少女们看得热血沸腾瘙痒难耐。这之前，已经看过贾平凹的《废都》，那里面对性爱描写的近似白描化手法，直把男女情爱细化到具体的数字上。

　　看来陈忠实到底和贾平凹同出一地，黄土高原古老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把这两个带有原始风味的文坛活宝滋润得如同泡在腌坛里的腌制物一样，时间已久，准能把原本鲜活脆嫩的各样蔬菜彻底改变掉固有的颜色与味道。他们笔下，硬是把人类本不可以太过曝光的性生活活灵活现地把玩出来，把人类衣着遮裹得还算得体的生命原体一下子彻底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一点上，即便那部在历史上曾一度定性为性描写太过直露的《金瓶梅》与之相比，也会因相形见绌而自愧弗如了。

　　电视剧《白鹿原》基本忠于原小说的内容与格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动与扩展。白嘉轩这个主要角色在电视剧中不是被改得类似既往红色小说影视中同类人物的某些特性了，而是改得较之小说更加完美高大了。类似白嘉轩这样的乡村地主，在历史真实上或许不尽是既往此类作品中性格单一的黄世仁与南霸天，但就此类人的阶级属性而言，即使他们中有些许人身上具有白嘉轩身上的某些特性与作为，但在封建的旧中国，我们可以断言，那绝不是他们中的主流。

　　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农村中最有财富的人，因为有财富，他们也就理当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或者在中国历史上，财富与权力几乎相辅相成。能够位居大家族族长或者能够成为最基层小官吏的，绝不是衣食难保的普通人家，他们大都由家庭比较殷实，在一方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担任。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财大气粗，才可以指使吆喝族人，才可以与官府来往密切并完成由行政渠道交办的各种税收粮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连自己日常生都没有基本保障的人，他是绝对做不了家族族长和地方小官员的。

　　在旧中国的农村，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一部分靠着自己勤劳且善于理家致富的人家，也不排除某些富裕之家可能受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因素影响，心灵中还保留些许与人为善的成分，他们不可能人人都像黄世仁、南霸天那样凡事不择手段、穷凶极恶甚至无恶不作，但由于社会制度和阶级地位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绝不可能具有先人后己敢于吃苦且心甘情愿地与贫苦百姓平等相待的自觉性或者觉悟。

　　如果真那样的话，这个社会早就和谐如人愿了，哪还有千百年来频繁爆发的难以数计的农民大起义和一次次的改朝换代?正因为社会地位与财富方面的差别，固有的上层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维护甚至提高自己已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因为这缘故，使得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贵贱之别日益加大，贫富之分亘古难变。也因此，社会上的矛盾斗争无时不有，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当矛盾累积在双方出于都可以基本忍受的时候，社会可能会处于暂时平静状态，封建社会里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就随之出现。一旦财富分配极度不公，高下差别成为严重对垒之势，只要哪一时刻在哪一个极细小的环节出现问题，巨大的社会动乱就会瞬间爆发。王朝更替的形式多不是来自宫廷政变，而是来自迅速崛起的颠覆力量以不可退却的果决把旧有一派打倒，把他们手里掌控的财权强制夺取过来、由自己来掌控与支配。于是乎，历史就这样不间断地循环往复，绵延不断，

　　然而，旧王朝与新王朝变更中，起主力作用的无疑是普通的劳苦大众，收益的只是极少数在此历史变更时期能够把握时机也确实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人。当新的王朝建立后，旧时代的上流阶级在经受暂时的阵疼之后，只要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稍作梳理与等待之后就会继续自己固有的上等生活，也一部分新生权贵一旦跻身上流社会后，很快就适应了那个阶层的一切生活规律与法则，自然而然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了。接下来，他们就会和固有的上层阶级连接在一起，同样歇斯底里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绝不希望自己有一天重返昔日的贫穷与卑贱，也不希望自己脚下的卑贱者像自己当年一样揭竿而起，把自己从上流阶级中驱逐出来。新旧权贵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亲密的利益结合体，与那些为他们提供优渥生活的阶层成了天然的敌人。

　　而电视剧《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被剧作者刻画成了封建社会中一个具有现时代思想品格与公平正义感的人。看了整个剧情，你总觉得这样的人有点太过理想化甚至太过神化。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旧中国，这样的乡村地主是极其稀少甚至基本没有的。阶级的差别、利益的驱使，没有哪个地主不向自己的雇农收多租的，没有哪个地主不对穷苦百姓放高利贷的，他们的锦衣玉食生活完全建立在大量终年为他们卖命的贫雇农身上。离开了对贫雇农的剥削，他们就失去了生活的根本保障，哪里有恁多善心仁义施加到普通人群身上?白嘉轩这尊被剧作者捏造的神，不要说在那个近似全封建色彩的陕北白鹿原上不可能存在，就是在当时乡村经济十分发达民主气息断续而来的江南富庶地带，也是很不容易见到的。

　　出身于地主阶级中间能够甘于与相邻过平等生活的人，在中国革命史或者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内的毛泽东、澎湃二人做到过。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参加革命后回到家乡，动员自己二弟毛泽民夫妇二人把自家的田产无偿分给乡亲们;同样身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澎湃，出身封建大家庭，他家的房产地亩远大于毛泽东。为了彻底献身革命事业，他毅然动员家人把自己的田地分给无田的穷苦农民。这二人都是著名的共产党的领袖，他们如此举措与他们的崇高信仰相辅相成，一点也不值得怀疑与惊诧。

　　白嘉轩呢，不过就是一个传统的乡村地主，他能担任族长，更多是依赖其父原本就是族长的先天条件。在白鹿原上，能与他争族长之位的只有鹿子霖。因为鹿子霖的父亲与白嘉轩的父亲原本就是白鹿原上一对较量了几十年的老冤家。鹿子霖的父亲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了结自己当年的未了心愿，做一次家族的族长。白嘉轩呢，他本人当然也希望能子承父业，接着他的老爹继续着当族长的荣耀。他的父亲更是把这一点看得比啥都重要，他决不允许在自己身后，族长一职被鹿子霖夺去。白鹿两大家的代表人物，一开始就勾心斗角，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背地里无不使尽心机，坑蒙对方。当然，剧作者为了突出白嘉轩形象的完美，刻意把鹿子霖父子写得太卑劣太阴鸷，这就等于告诉人们，白嘉轩当族长天经地义顺乎民心，如果鹿子霖当族长，那就是违背天理，强奸民意。

　　为一个小小的族长，白鹿两家上一辈争斗，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一辈接着争斗。争什么斗什么?不仅仅是争斗面子，更是争斗其中的荣耀与利益。封建族长，虽非官府封的职位，可它的实际权力远大于官府所封职位。不然，后来当了乡约的鹿子霖为啥依然生尽千方百计想把白嘉轩从族长的位子上拉下来，由自己来干呢?

　　剧中的白嘉轩，按照作者的意图当然是全程都是白璧无瑕的正面形象，而那个最有实力与他争斗的鹿子霖当然就是负面的陪衬形象。鹿子霖天生就是以自己的自私无聊甚至无赖之行来映衬白嘉轩形象的高大的。白嘉轩时时刻刻都在全心全意为族人着想，马不停蹄为族人服务，一点私心都没有，一丝恶行都不存。有的全是竭诚为族人办好事，宁可背黑锅也无怨无悔，宁可得罪人也坚守族规不徇私情。他治下的白鹿原上，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必需对族规循规蹈矩，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黑娃的妻子田小娥明明被人欺负却被人污为勾引野男人，本来对黑娃夫妇来路不明行为有违族规就心怀不满的白嘉轩，借此对田小娥及真正肇事者不惜动用族规。那充满血腥的钩鞭把二人打得皮开肉绽之时，白嘉轩一脸秉公执法的样子，把族人的求情之声尽摒耳外，严酷无情的族规，为他树立了不可侵犯的威严，当然也招致了私下里不少人对他的怨恨。

　　如果白嘉轩只是在这一事情上恪守族规，那就不能完成他完美形象的刻画，创作者后来又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来为他脸上贴金。那个漂亮而极具女人魅力还极具个性的田小娥不仅迷倒了村里的光棍们，也同样勾起了白嘉轩自以为知书达理的长子白孝文的爱意。在这个内因的促使下，白孝文便对孤身一人生活日蹙的田小娥时不时予以接济。田小娥虽然在封建伦理的天平上，被视为道德不佳之人，但她的骨子里却透着开放、正直、饱含骨气等特点。对白孝文的怜悯，她可能出于对其父的仇恨而断然拒绝。在受过儒家教育的白孝文身上，等级观念原本极强，处处事事给人的印象都是恪守封建礼仪，从无僭越道德礼仪之举。可白孝文必定是肉身凡胎，难脱七情六欲。自己的妻子在风流迷人上远不及田小娥，这使得他心里十分失落。失落之余，就对田小娥心生爱恋，并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千方百计地与田小娥走近，以此来填补自己感情上的缺失与焦渴。

　　田小娥作为一个受人误解与鄙视的弱女子，原本指望跟着黑娃逃离魔掌，好过自己渴望的夫妻恩爱白头到来的生活，谁承想来到白鹿原，人人都不接纳她，并且逐步地把她视为祸害。黑娃因参加土地革命失败无处藏身，只得被逼上山为匪，把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娥仍在村外那处废旧的破窑洞里。人面兽心一贯沾花惹草的鹿子霖，便趁机利用她希望免除黑娃原罪的心理，强逼她与其通奸。单纯的小娥不知里面的水深浅，便上了鹿子霖的当，不仅委身于他，还被鹿子霖威逼成自己与白嘉轩争斗的工具。白孝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田小娥纳入怀抱而中了鹿子霖美人计的。这原本身是一场阴谋，可白孝文的真情最终还是打动了田小娥的心，他们最后弄假成真，两情相悦。可阴险奸诈的鹿子霖可不愿他们这样，最后在他的精心安排下，田白奸情被白嘉轩逮个正着。

　　把自己面子与族长威严看得比生命都贵重的白嘉轩，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那个雪花飘舞的夜间，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下子气晕在田小娥的破窑洞前。第二天，为了封族人的嘴，白嘉轩再次动用族规。那条钩鞭这次不是打在别人身上，而是打在自己认为最懂得礼义廉耻并被内定为自己之后族长接班人的长子身上。

　　白嘉轩的族长威严从此便灭掉了一半，白孝文此后干脆破罐子破摔，索性离家与田小娥公开过起了真正的夫妻生活。白孝文的堕落或者说性解放，不仅是对白嘉轩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族长的无情讽刺，更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礼教的无情鞭挞。

　　严格说，剧作者可没把劲使在这一点上，但却在客观上却起到了这一作用。

　　看过此处剧情后，我总在想，剧作者这里的用意到底为何呢?偏偏就是白嘉轩这样正面正统的人物，家里却出了白孝文还这个受过儒家教育的败家子。又偏偏在那个言行品质上处处不堪的鹿子霖，家里竟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并且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家庭教育的结果，难道就如此的反差巨大?应该出好儿子的家教，却偏偏出了败家子;而不该出好儿子的家教，偏又出了很优秀的儿子。这是在讽刺封建家教，还是在讽刺封建儒家文化，抑或是在彻底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此种真正用意，就只有剧作者知道了。按我们的揣测，或许三者都有吧。

　　白嘉轩的族规，不仅六亲不认，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黑黑娃夫妇无论怎么讲，其行为也没有触及到封建礼教的本质，比起白嘉轩自己的女儿白灵的行为来说，他们的自由婚姻虽然透着私奔瑕疵，可他们的私奔却是两情相悦，也不至于就被白嘉轩处置到连宗祠都不许进的地步。白灵是白嘉轩挚爱的女儿，几乎自小到大都是从严重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中走过来的。仅就不缠足一事，在那个特殊年代就被视为女子的大逆不道行为，可白嘉轩却在这一点上突然开明起来，他不仅阻止自己母亲给女儿缠足，还不顾夜深人定惊扰四邻去追查女儿藏身之处。白灵最终缠足不成，绝不能说是白嘉轩开明思想解放所致，完全是他的自私或者说族规内外有别所致。

　　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其实就是典型的地主与雇工的关系。尽管白嘉轩对鹿三口口声声以三哥相称，吃饭时一定要鹿三和自己一家同桌，可鹿三必定不是他的家人，也不可能与他平起平坐。鹿三几十年如一日给他家做活，甘受任何苦头，与白家甘苦与共，尽管剧中的白嘉轩每每在给鹿三钱粮的时候，总是多给一些，可鹿三就父子二人，到了也没见他的日子过得多滋润。鹿三的衣服依旧破破烂烂，忧戚的面孔始终都给人一种抑郁感。他到了也没有像主人家那样有自己说得过去的房屋可住，独身多年也没有再续一房可以使他享受家庭的温暖。唯一的儿子，就是被那个口必喊他三哥的白嘉轩逼得上山为匪。他那个不被白嘉轩承认也不被他承认的儿媳，最终还是因为他觉得祸害了主人一家，亲手将其杀害。

　　黑娃被逼出走后，鹿三一人继续跟着白嘉轩做长工，一个壮年劳力的所得并没有使他的生活发生多大的变化。他日日不停劳作，面容日渐衰老，腰杆日渐佝偻，破旧的衣服几十年如一日裹在疲惫的身上。白嘉轩光净的打扮，一开始那样，到最后还那样。看似在一个屋檐下住着的人，看似在一个锅里搅勺把的人，咋看也不可能是同一层次里的人。一个天天看似笑眯眯地叫另一个三哥，一个整日蹙着忧愁的脸却不改初衷地为叫他三哥的人卖命，就这样从年轻到老迈，一点样子也没改变。这不是阶级上的差别，还是什么?白嘉轩从来就没有希望鹿三有一天能真正和自己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地滋润生活着，他的长工鹿三年轻时做他的长工，老了还做他的长工。要不是那个黑娃身上具有极强的叛逆精神，恐怕她以后还要子承父业，继续为白家的新一代掌门人打一辈子工。

　　由此看来，白嘉轩的“完美”其实就是奸诈与狡猾，这种奸诈与狡猾由于太隐蔽，因此就不容易被人察觉，也就比鹿子霖那样的明奸诈狡猾更具欺骗性，更具有歹毒性。

　　剧中似乎处处都在开人生的玩笑，白嘉轩那个最不成器的儿子白孝文，在进入民团后，处处跟人玩阴的，最后几乎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就对共产党无丝毫热爱的无耻之人，偏偏后来因投机反了正并且做了共产党的县长。那个虽然做过土匪却一身正气的黑娃做了他的副手。剧中，改过自新的黑娃却又偏偏被做了县长的白孝文以所谓的通匪罪名给枪毙了。他之所以处死黑娃，原因是黑娃知道他的底细，杀人灭口的事对白孝文这个灵魂已经严重堕落的人来说，几乎连眼都不眨。

　　不知道剧作者是在开白嘉轩与鹿三玩笑，还是在开共产党玩笑。一个白孝文堕落到那样的地步，在做了保安团团长后，原本不打算反正，结果却因杀了准备反正的上司迫于形势成了反正人员。白孝文一个保安团长，之前从未为共产党立过尺寸之功，与黑娃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个人论资格、级别和贡献，建国之后他的职务绝对不可能高过黑娃。可剧作者就是这样安排了，似乎不费半点功夫。剧中的共产党也真是太不珍惜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人民政权了，一个县长职位就这样轻易送给了白孝文这样的投机混混儿。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取得革命胜利的?难道一个民团反正的团长，建国伊始，就能够做一县之长?不说别的，白孝文枪毙黑娃，在建国之初也绝没有这么简单。一县之长手下有公安局，他们在具体负责此类事件。要枪毙一个职务仅比自己低半格的副县长，也不是那么随便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县长所直接处理的事。笔者以为，剧作者充其量就是在污蔑共产党开国之初使用不正派之人滥杀无辜罢了。除此之外，剧作者们还能有什么用意?再就是，建国之初的领导干部，都是衣着朴素，与老百姓几无差别。而做了县长的白孝文，却穿着干净整洁崭新的中山装，俨然跟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一样，这本身就严重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剧中的白嘉轩，在剧作者的刻画下几乎是真善美的化身。黑娃打折了他的腰杆他怕说白了会伤鹿三的心就以大海般的胸怀吞咽了，出去逃荒的族人被他追回来并及时解决了他们的当务之急，闹饥荒时候他勇敢地抵制官府劫掠为族人存下救命的粮食，存粮吃完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向土匪借粮帮族人继续闯渡难关，和姐夫一起勇闯陕西军阀大营劝退围攻西安城的军阀，勇于担当敢作敢为心甘情愿地替族人坐牢，机智勇敢地与兵痞斗争维护族人留存的大批粮食，遭遇瘟疫时破除迷信带头在自己母亲的坟头撒石灰，多次掩护共产党员裁缝和鹿兆鹏脱离险境，支持女儿白灵参加革命后的y一切革命行动，不惜蹲夜抓逮并严惩族里参与赌博的人，机制果敢地劝退试图炸毁镇压田小娥塔的黑娃并保存下炸药最后用在了关键处，配合鹿兆鹏大义灭亲亲手捆绑了杀死黑娃的儿子白孝文……

　　总之，剧中的白嘉轩在困难面前几乎无所不能，凡属于正义的行为都亲力亲为;凡是邪恶的东西，他都不惧一切誓死斗争;任何违法族规的行为，他都不徇私情严惩不贷;只要践踏原上民众利益的作为，即便是官府也他也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地进行斗争。

　　白嘉轩，几乎成了旧中国地处内陆且十分偏僻的黄土高原上一颗耀眼的道德巨星;一个旧时代普通民众的真正救世主，一个坚守道义摒弃黑暗的真善美化身，一颗宽厚仁爱富有悲天悯人情怀道德良知。这样的地主，不要说作为个体是无可挑剔的，就是一个作为一个阶层也是无可挑剔的，也是值得人人予以赞美敬仰与悉心保护的。

　　电视剧《白鹿原》里，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那些占有乡村大部分财富的地主特别是其中的个别优秀地主，不仅不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而且应该是或者说就是助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反过来讲，白嘉轩甚至鹿子霖那样的地主，即使身上背有某些危害民众的原罪，可他们的儿女们却在他们的家庭教育影响下最先成为推翻旧世界的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为革命英勇牺牲了，鹿子霖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小儿子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些地主家庭，一个个给都成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大功臣，革命功臣的父母尤其是白嘉轩那样的人，不仅不应该被追债问罪，还应该作为功臣父母被供奉敬仰起来，还得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他们歌功颂德。哪需要土改时期声讨批斗地主、没收其土地财产那一说那一作?当年共产党如此这般做了，那也是极其荒谬错误的，就得毫无理由地予以彻底纠正。

　　也难怪，自《白鹿原》之后，为地主翻案追查共产党所谓革命原罪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被誉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市场。也难怪，贾平凹在他的《老生》里，把土改中的农民积极分子写成了纯粹的流氓无产者，把陕北地区的革命领导人写得那样忘恩负义滥杀无辜并将其取名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喜欢的化名李德生，把里面的陕北地区革命家匡三写成一个混混模样的人，把那棵作为革命文物的桃树说成是匡三偷吃桃子时随口突出的桃核偶然长成的，把里面的地主在土改中的痛苦遭遇写得那样凄惨悲伤人神共愤直如万恶的旧社会，把土改中一个农会副主任写得权大无比可以随便把谁家定性为地主富农或者贫下中农，把土改中共产党原本认真负责的土改工作组和地方政府写得那样可有可无甚至听任流氓无产者们胡作非为。

　　难怪获得诺奖被人誉为文学大师的莫言在他的系列作品里，不仅把中国人中国文化写得那样不堪，把所涉及的共产党人写得甚至连一般土匪或者日本鬼子都不如，难怪方方以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写出那部把土改运动渲染得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软埋》。

　　如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真是言论自由到了谁都可以随意颠覆自己革命历史的地步了。共产党的文化创作阵地，已经被许许多多类似贾平凹、方方、莫言这样的文学大师们占据了，他们可以以自己不菲声望，拿着共产党的工资，担任着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文化领域高职，却不遗余力地大肆污蔑诋毁共产党的革命史及其领袖、英烈。

　　尽管许多地位卑微的左翼爱国人士对此现象多加揭露批判与挞伐，却始终未能引起高度重视。西方世界对此当然喜之不尽，对那些敢于颠覆共产党中国的文化弄潮儿们连连给予青睐，发给他们大奖，发给他们不菲的奖金。莫言、贾平凹都是不止一次获得所谓国际大奖的知名作家，因写了《软埋》而引起西方世界注意的方方，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虽然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但说到底文学创作者们却是有国家有民族也有阶级属性的。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归结到一点，必定是要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作者所隶属的阶级服务的。如果为了赚取某种别有用心哗众取宠的噱头，为了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所谓的大胆揭露自己国家民族的弊端而不提出积极健康的疗救主意，一味暴露甚至夸大自己民族所谓的劣根性而一点也不去挖掘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甚至婉曲地暗示要把它从世界文化历史中摒弃，一味憋着心劲儿鞭挞自己国家制度的所谓弊端且盲目仰慕讴歌追随西方社会制度，一味讴歌少数权贵精英们追逐的上流社会地位与富贵奢华生活而一点也不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凡此等等，已经是当今中国文坛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不少人倾力为之的普遍现象了。

　　试想，共产党历尽几十年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的就是这些吗?倘如此，共产党保不保留建立之初就制定的宗旨?有没有必要牺牲那么多人去建立有史以来全新的社会制度?如果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之后，依然延续着旧的社会制度，依然只允许极少人享有特权并占据大量财富，那它的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意识形态领域是决定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最主要阵地，尤其在和平年代，它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突出。一旦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被那些从骨子里就仇视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掌控，一切污泥浊水就会恣肆汪洋般翻腾起来。这些人就会以自己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诋毁共产党及其领袖、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的革命与建设历史，在潜移默化中把人们的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到他们希望的轨道上来。

　　当今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已经弥散着太浓厚的颠覆烟雾，如不及时清除，势必会影响到共产党的长久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实施。

　　警惕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师们吧!警惕沉渣泛起的美丽无瑕的地主白嘉轩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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