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人与地主文化

王学忠

最近看了几篇鼓吹精英文人与地主文化的文章，甚感迷惑不解，中国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吗?同时，脑子里跳出30多年前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是呀，胡汉三又回来了，看着作者那得意劲儿，大有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之势。

文章语气好似法官槌音：“中国文化就是地主文化，而儒家维持的价值观就是朝廷、地主、农民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维系和稳定了社会的和谐文明。后来，随着地主阶级的消灭，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就停止了。”如果前面说的是他们自定的天规法则，后面便是骨子里的偏见与蛮横了：“假如天下都是穷光蛋，都没有了剩余价值，怎样去发展文化文明?是富人创造了文化，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土地改革，斗争地主是对文化文明的残酷围剿与扼杀”欧仁·鲍狄埃《铁匠的梦》中有这样几句：“贪婪的资本家把沉重的机器压在我的身上，/飞快转动的机轮加深了对我的压榨。/这个社会制度残害男女和儿童，/为什么不赶快把它彻底埋葬?”《国际歌》里还写了“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一个精英文人，一个穷苦工人，两种观点，到底孰是孰非?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砸碎了精英文人强加于劳动人民的“维系和稳定社会和谐文明的契约”，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改开以来，精英文人再次占领讲台和舆论阵地，为地主翻案的之风此起彼伏。说什么“刘文彩的收租院是假的，家中的水牢是诬陷，”、“周扒皮根本不是恶霸地主，他为人厚道，勤劳、节俭，常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再吃，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搓的，夏天从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对长工却很好”。等等，不但把地主的罪恶全盘否定，还将其描绘成菩萨、活佛。仅这些还嫌不够，有的干脆现身说教，编造出一个个所谓亲历故事：“在地主遭难的年代，自己曾与地主关押在一起，十几天同吃同住，发现那些地主并不像《白毛女》《苦菜花》《艳阳天》中说的品德败坏、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而是文质彬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代，为其老子翻案实属正常，毕竟“父子情深”嘛!只是不该自编自导以局外人的身份，弄出个荒诞小品。还好，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就是铁证。他们用勤劳、善良、智慧、坚韧，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原始人从劳动时发出“杭育、杭育”的声音里，发现了韵律，创造了诗歌，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传递信息，又创造了文字;鲁班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等;马钧发明了水车;李春建造的赵州桥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依然巍然挺立。精英们却声称是他们的地主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

不错，那些精英文人，为了欺骗、愚弄人民，世代霸占享用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设计出了一些所谓文化。安阳小屯挖掘出1400多个祭祀坑，每坑都按当时墓主人生前的地位等级，安排为其殉葬的人、车、马等各种动物的数量，最多的一个坑里仅殉葬的人就有39个，另外还有大量的车、马、猪、狗、牛、羊及鸟等。那些被殉葬的人，有处死后埋入的，有活埋的，有的还可看出捆绑及死前挣扎的痕迹。鲁迅的小说《祝福》写了地主鲁四爷家一年一度祭祀祖宗的场景，祥林嫂是鲁家的佣人，勤劳、善良，却因嫁过两户人家，丈夫皆不幸死亡，即使后来花了八千大钱去土地庙捐了条门槛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一世的罪名”，最后地主文化还是不能容忍，被其所害。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地主文化从设计到传播都是要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他们利用其统治地位、占领舆论阵地的优势，编造一些既神秘又平凡，既诡异又通俗，看似合情合理，实为荒诞不羁的故事，欺骗和愚弄人民。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对那种长期愚弄和欺骗的物极必反。当时有句口号叫“砸烂孔家店!”孔家店就是地主文化的设计院，数千年来，一拨一拨的精英文人，用欺骗、愚弄的手段，设计、编造了一个个比蛇蝎还毒辣的礼教文化，用来“维系和稳定”“社会的和谐文明”、“朝廷、地主、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 “五四”运动，砸碎了精英文人们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文化建设。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观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他在给编剧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再次指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的文化舞台应该由人民占领。另一方面，毛主席也十分重视有益于人民的新文化建设，1944年9月，中央警卫团一位叫张思德的战士，在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部队的战士为了寄托对他的思念，开了追悼会。毛主席获知此事，便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讲话，称赞了这一做法，建议在群众中推广。他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并且还要把这个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哀思.”这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既简便、俭省，又维系了群众间的感情和团结。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都是有阶级性的，文化也不例外，让人不解和愤懑的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今天，被斗倒、批臭的地主文化又回来了，重新占领了讲台和舆论阵地，鼓吹“地主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朝廷、地主、农民”之间存在的 “契约关系”， “维系和稳定了社会的和谐文明”。言之凿凿，霸气足足，大有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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