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恐怕没有人比刘宾雁生前更加希望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化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时，刘宾雁就极其兴奋地宣称，中国人将包揽20世纪末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从那时起，刘宾雁等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上疾速奔跑。

　　就当时中国文学的强大冲击力来说，刘宾雁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并且就作家个人相比较，刘宾雁比莫言更加有理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从力拔山兮的盖世才华来说，还是从文学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震撼性来说，以及对当时人类心灵的冲击力而言，刘宾雁都远远超过莫言，用时下大学生的时髦话来形容，就是刘宾雁比莫言高出不是一两个档次，特别是刘宾雁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殉道者的悲壮色彩，而莫言身上更多的则是一种刘姥姥的喜剧色彩。

　　然而，世事变幻、造化弄人，历史的结局往往与表面逻辑完全相反，最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在西方大道上疾速奔跑的民主斗士刘宾雁，而是在中国黄土地上老老实实刨食吃的共产党员莫言。而把诺贝尔文学奖扣在莫言头上而没有扣在刘宾雁头上的，并非是两位作家自身因素的差别，而是他们人生道路的差别，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历史易位的结果。

　　就莫言和刘宾雁的不同人生道路来说，同样不是他们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客观力量推动的结果。莫言能够登顶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老老实实地坐在东方文化的列车里，迷离迷糊地被带到了诺贝尔奖的终点站;刘宾雁才华的枯竭，则是因为离开了生养他身体、思想和才华的地方，完全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了激发不起任何激情的纯粹生物。历史上杀人如麻的曾国藩有一句话说得不错：“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水有多深，波澜有多大，一旦失去德，才华也就随之枯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德才一体、不可分离，知识分子一旦失去家国情怀、天下己任、民本追求，就什么都不复存在。这是德才分离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知识分子很难理解的地方。所谓德才兼备，是西方文化的概念，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德才本身就是一体，不存在是否分离的问题。只是这种德，有时候体现在家国情怀上，有时候体现在个人情操上，有时候体现在爱情亲情上，总之，才只能寄托在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上。而刘宾雁失去的，恰恰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刘宾雁在国内气冲牛斗、才华盖世，而投奔西方国家后，则迅速枯萎，甚至连一个振奋人心的文字都再也写不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刘宾雁由一个具有无比影响力的文学大家，最终变成一个纯粹事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还具有一点儿社会意义，就是被当作损害祖国的政治工具。

　　虽然刘宾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亡命西方是被逼无奈，并非是主动选择，与投靠西方卖国求荣的那些汉奸文人，具有本质区别。但是，背弃祖国就是背弃祖国，无论有多少理由多少无奈，只要背弃祖国就必然被历史所背弃，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例外的一条铁律。并且，无论你背弃祖国有多少理由，历史统统都不会接受，也不会留下一条抛弃你的理由，因而你也就不会有任何一个辩解机会。当今中国独有的汉奸文化，总是拿什么祖国专制等理由，来为背弃祖国的行为辩护。在此必须指出，虽然官权泛滥是汉奸遍地的客观原因，但却不是汉奸自我辩解的充分理由。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专制时代，他们的悲惨遭遇更是远远超过刘宾雁等民运人士。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他们背弃祖国的理由，甚至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绝不背叛祖国。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就是继承了这种民族之魂。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恰逢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力量被国民党百分之百全部杀光，红军30万被杀得还剩下2万人的最惨烈时期。换在任何一个国家，所剩2万红军都有可能和日本人联合起来为被屠杀的战友报仇，而共产党却以民族大义为重，咽下深仇大恨，接受国民党改编，舍生忘死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感动了中国人民这个伟大上帝，把中国共产党扶上了执政党的位置。相比之下，无论自觉与否，至少在客观上已成为美国肢解中华民族政治工具的刘宾雁等人，自然会失去道义力量，随着道义力量的失去，无论原先多么经天纬地的盖世才华，也都必然会灰飞烟灭。刘宾雁这个天才作家就是这样归于毁灭的。如果刘宾雁能够和莫言一样留在祖国，相信他得到的奖项——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奖项以及这些奖项意味着什么——都将大大超过莫言。

　　可惜，刘宾雁走上了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却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幸运。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剥夺国籍，与刘宾雁一样流亡西方，1994年苏联解体后，76岁的索尔仁尼琴重新回到祖国。当他看到毕生追求的美国价值观，不仅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幸福，反倒把原本美丽富饶的祖国推到了毁灭边缘时，老人禁不住放声大哭，由此拒绝了自由主义的叶利钦，转而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普京，并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了俄罗斯在爱国主义道路上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老人最终含笑九泉、灵魂安息，俄罗斯人民也接受了老人。然而，刘宾雁没有这种历史幸运，因为支持(准确地说应该是利用)刘宾雁的国内政治力量，不像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国内政治力量那样干净，而是依靠权钱交换抢劫人民大众并由此与人民大众形成你死我活关系的反动力量，他们依靠共产党发了大财转而又要抢夺共产党的政权，至少在道义上为人民大众所不齿，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抛弃。刘宾雁也就不知不觉地被这种政治力量挟裹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导致了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毁灭。虽然晚年的刘宾雁由于个人天才的缘故，使他看到了人类的出路还是社会主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他所在的大船已经把他载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他再说什么，历史全都听不见了。

　　其实，不仅是刘宾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是在情感上心灵上背弃这块土地和人民的文人，即使身在中国同样会才华枯竭。巴金等一度辉煌的文学大师最终连个中学生作文都写不出来，就是典型。最初他们和中国人民一起为旧中国的衰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而呐喊奋斗，放射出辉煌的文学光芒，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后来他们脱离了人民，艺术才能随之枯竭，文学之神也就远离而去。据说巴金晚年听到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京剧，就会惊恐地倒地抽风。在如此情感基础上，即使让巴金再退回到青壮年时代，他也只能扛得起木头而扛不起笔杆了。或许会有人说，巴金等人后来写不出大作，是因为中国政治专制，对于此等小儿科的政治说法，根本无需多加反驳，只要看看“专制社会”里莫言的诸多作品和“投奔自由”后刘宾雁的一无所有，特别是再把“投奔自由”前后刘宾雁自己的作品相比较，就会清楚刘宾雁、巴金等人才华枯竭的真正原因了。

　　莫言和刘宾雁文学成就上的巨大反差，除了他们各自人生道路不同之外，最根本的因素，在于21世纪东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历史易位。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是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反对封建神学统治和禁欲主义的过程中，同时连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也反掉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用世俗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神学的精神追求，用纵欲主义取代了禁欲主义，用吃饭性交的动物性追求取代了向往真善美的人性追求，佛洛依德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感官文化的典型代表，把人类所有追求统统归结为是性的追求。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感觉到人在吃饭性交之外，应该有着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精神追求，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些追求，便把自由民主等特定时期的政治游戏规则，误以为是人性追求。由于这种误解恰恰符合资本集团的利益，符合资本集团驾驭权力集团和知识集团的统治要求，因而这类人性替代品便被作为人性本身鼓吹起来，资本的要求变成了人性的要求，在利益推动下，西方文化界越来越把资本的本性和动物的本性，概括为是人类的本性。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潮水般涌向西方文化体系和西方价值观，一下子把西方价值观推向极端，把资本本性特别是动物本性，作为划时代的崭新的人性内容，推上了精神祭坛，由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道德崩溃。中国空前的道德崩溃，唤醒了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同样，根源于西方文化的当今美欧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在动物本性和资本本性之外，人类肯定还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这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又是西方文化本身所无法回答的。

　　于是，人类便把搜寻的目光由西方文化转向了东方文化，由此踏上了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复乐园”道路。东方文化的家国情怀、天下己任和大同理念，把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完全融合在一起，既包含着生命升华的本质要求，又包含着生命升华的具体途径，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生命类本质的崇高美学追求，使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够在吃饭性交之外，享受到生命真善美的精神满足。所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在东方文化主导下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崛起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贡献。恰逢此时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历史转变的一个侧面反映，只是这个奖项之所以会落到莫言头上，则是由莫言自身的双重性决定的。

　　一方面，莫言的作品适应了西方知识界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虽然莫言作品中充斥着肉欲声色、感官刺激，但是毕竟在吃饭性交的动物本性之外，还有着天道人伦的高尚情感和侠义精神，无论《红高粱》中那些男女多么沉湎于肉欲声色，但最终仍然是死在了抗日战场上，超越了动物本性和资本本性的束缚，用这些粗俗百姓的血色人生，诠释了东方文化的人性追求。在此，与其说是作家的莫言满足了西方，倒不如说是农民的莫言满足了西方，虽然西方人在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东方，但是中国老百姓那种“要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文革式诠释，是以绅士自许的西方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中国士大夫那种充满禅境的家国情怀，又是直线思维的西方人所没有能力接受的。莫言的出现，则解决了西方人的这个困惑，莫言以朴实农民特有的朴素方式，讲述了东方文化的人性追求。这是西方人能够接受莫言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莫言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局促不安，又适应了西方人的倨傲心理。虽然目前在人性问题上的误入歧途，让西方人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但是这并没有丝毫改变西方人的倨傲心理，主导世界文化格局五百多年的强大历史优越感，绝不可能在东西方文化转型伊始，就会随之改变。现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危机，使西方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但是在心理习惯上仍然看不起中国人，仍然在中国人面前保持着一种倨傲心理。而又是莫言满足了西方人的这个心理要求。如果说农民的朴实性使莫言满足了西方人对表述方法的要求，那么农民的自卑性又使莫言满足了西方人倨傲心理的要求。一是莫言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把文学牢牢锁定在裤裆里，以此来表示他仍然是西方人性论的学生;二是莫言能够把现代社会的所有罪恶，穿越时空地全都强加在文革头上，比如杜撰出文革期间野蛮的独生子女政策等，以此向西方人表示东方文化仍然具有野蛮性质;三是莫言在西方价值观面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和不明所以的糊涂盲从。得奖后的莫言大家都看到了，无论在任何场合，莫言只要一闻到西方文化的狐臭味，就如同刘姥姥闻到大观园里的脂粉味一样，立刻就会惶恐不安地唯唯诺诺起来，然后就是一通不由自主地胡言乱语。此时此刻的莫言，既不再是作家，也不再是农民，而完全是大观园里那个一心揣摩姑娘心思、竭力要哄姑娘高兴的刘姥姥。很显然，莫言自己并不清楚，把他推到诺贝尔获奖台上的，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列车，而不是西方人性论的航船。

　　虽然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性论面前，无所适从的莫言是带有喜剧色彩的刘姥姥，但是莫言毕竟是中国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农民作家，具有农民的朴实、农民的善良、农民的执拗和农民的勇敢，面对所谓突破底线的罪恶指控——右派汉奸舆论认为莫言抄写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不可宽恕的罪恶，莫言没有回避，而是明确坦承，抄写讲话绝不后悔，骂他是共产党员的人恰恰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乱伦的极度悲哀，毛主席是开国领袖，共产党是执政党，可是却把抄写毛主席讲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控为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可见当今中国汉奸舆论和汉奸势力已经猖獗到了何等程度。如同莫言所言，这种指控不是来自于党外和体制外，而是来自于党内和体制内，并且是拥有强大权利的体制内。原因在于，当初邓小平容许一批反毛力量存在，是为了对付所谓极左势力，而不是针对共产党，可是其间却混入了一批不仅仇恨毛泽东，同时也仇恨共产党的人，后来这些人的家族利益又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生了矛盾，于是便把单纯反毛变成了反共反毛，并把反共反毛看作是不可动摇的“道德底线”。这是邓小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后来邓小平坚决撤掉胡耀邦赵紫阳，就是不想让共产党走到今天这种荒谬绝伦的被动地步。

　　只是这种被动地步却成就了莫言，莫言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声称绝不后悔抄写共产党领袖的讲话，居然被认为是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种勇敢精神不仅引起了国内人士的由衷钦佩，甚至连大洋彼岸的政治人士都对此表示钦佩和赞赏。你说当今中国荒谬到了什么程度!如此荒谬绝伦的政治现象，若非亲身经历，恐怕绝难相信。然而，这却是当今中国实实在在的现象，是当今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处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复杂环境中，莫言的勇敢能够坚持多久，无人会有更多奢望，即使明天莫言就走上刘宾雁的道路，也没有人会感到吃惊。毕竟，这是一个除了太阳东升西落不能被颠倒之外，一切都能够被彻底颠倒的时代。

　　而这个能够颠倒一切的荒谬时代，恰恰是刘宾雁那一代右派开启的。虽然刘宾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斗士，但是他所投身的事业却是一个颠倒黑白的罪恶事业。他们所投身的罪恶事业之所以能够结出如今足以亡国灭种的空前恶果，又恰恰是因为最初拥有刘宾雁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政治集团无论多么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要拥有理想主义者，就拥有强大的力量。同样，当一个政治集团不再有理想主义者的存身之地时，这个政治集团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灭亡。刘宾雁是中国右翼政治集团里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随着最后这批理想主义者的失去，中国右翼政治集团的历史丧钟也随之敲响，历史的报应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失去诺贝尔文学奖，是才华和成就远超莫言的刘宾雁的历史报应，那么，失去为所欲为的政治地位和被人民所唾弃所审判，将会是中国右翼政治集团的历史报应。

　　2012年10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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