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3年6月刊 记者 叶宇婷

　　有学者说吕途不是在“代表”打工者说话，而是从他们命运的内部提出问题。

　　曾经，吕途认为自己以打工者为对象的研究甚至不能“代表”他们，在她看来只是服务于自己的研究目的，并不服务于打工者。

　　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到与工友同事工作生活，再到亲自去工厂做打工者，吕途只是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到底什么研究才是对打工者有用的。

　　在新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吕途用一个个拼图般的访谈，记录了打工者“在城市待不下去，又回不到农村”的现实，提出了“家在哪里”的问题，推进了思考，却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这是吕途想要的，不武断地替打工者发声，只是希望答案顺着他们自己的故事、行动缓缓流出。

　　

　　“他们只是我的对象”

 

　　十年前，在一次以打工者为对象的调研中，工友的一句话几乎让吕途否定了自己以往所有研究，被她视为“质变的点”，也成了她工作生活的分水岭。

　　这之前，吕途的人生让人艳羡不已，出生书香门第，在设定的轨迹上走得算是顺风顺水。

　　1993年，吕途到荷兰社会学院读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一所大学做老师，自编教材，开设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也做研究和咨询。1997年后的六年时间，吕途又到荷兰的一所大学念了发展社会学博士，毕业后，随家庭在国外生活。这时，一个亚洲区域研究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来担任中国项目的负责人，主题由她来定。

　　当时的吕途对打工群体没有具体印象，但从庞大的群体数量上看，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初步判断来看觉得针对打工群体的研究很重要。吕途接下课题，回到北京开始调研，“北京工友之家”成了她的调研对象，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

　　“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当时认为“做研究没有用”，并不出面接待吕途，只是派同事跟进。打工者不一定拒绝被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而吕途只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客体。

　　吕途能明显感到作为学者的自己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每次调研，她都开着车去，做完访谈，很快就开车回到城里。即使尽力让对方感到自己的认真和真诚，但依旧无法改变她的身份，作为外来者，对别人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打扰。吕途去做调研，打工者暂停手头的工作，被安排接受访谈。访谈结束后，又各自归位，毫无关系。

　　吕途模糊地感到这样是有问题的，但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为了尽力避免只是学者的观点，她会尽可能地让调研对象参与其中，但“他们也只是我的对象”。

　　接触久了后，一位工友之家工作人员的话仿佛让堵塞的地方通畅了起来。对方告诉吕途：“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在打工者看来，学者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作用。这话恰好戳中了吕途的怀疑，她不认同以前所做的研究，但又说不出原因。

　　05年研究项目结束，吕途还纠结于那个工作人员的话，她认为自己的研究只是服务于研究目的，而并非服务于声称要服务的对象，“这很荒唐”。直到两年后，项目报告正式出版成书，到底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这样的困惑依旧没有答案。

　　吕途决定到打工者中间去寻找答案。随后，她去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作。用学者汪晖的话来讲，吕途不是要“代表”打工者说话，而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

 

　　“我在场”

　　

　　皮村，北京东五环到东六环间的一个城中村，常住人口1000人，外来务工人员上万人。这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所在地。

　　拥挤不堪的街道，说着方言味极浓普通话的人群，还有巷道里四处堆放的垃圾，都是皮村真实的写照。没有卫生间，只有茅坑，粪便会慢慢堆起来，一到夏天，满地蠕动着蛆。

　　吕途选择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当时的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答案。

　　做研究和培训是吕途在“北京工友之家”的主要工作，看起来和以前做大学老师时的工作没什么区别，但对象和环境却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没有项目、没有资金、也没有计划，吕途和她的同事们及大学生志愿者做关于工友群体的研究。这次，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工作生活在其中。因为“在场”，所有事她都可以搭把手，而不会给别人带来打扰。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是“北京工友之家”针对打工者子女创办的学校，里面的“流动儿童”就是儿童发展项目行动研究的服务和研究的对象。可以真正服务于人民和实践的研究一定不是预设的，而是在共同生活和工作中发现的。2009年和2010年，吕途和机构同事一切撰写了两本《“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教育行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就是根据工作需要而开展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记录、积累和反思工作经验，并为后续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参考。吕途当时仔细阅读大学生志愿者每周课程结束后写的反馈表，里面记录了针对 “流动儿童”所开展的课余活动的过程、效果和孩子们的细节表现，吕途还和参与儿童项目的各位同事一起讨论和沟通，最后撰写出研究报告。

　　有位志愿者曾在反馈单里写道：“每次一挖掘什么题材时，还是感觉自己很残忍感觉像是在揭伤疤似的。”“我们不是在揭伤疤，是在反映和认识现实。”吕途做了这样的回复。

　　“认识”的问题虽然没被吕途明确提起，但无论是和工友同事的工作中，还是给学员上课的课程设置中，都能明显感觉到相比技术她更看重意识。

　　《社区调查方法》是吕途为“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开设的一门课，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在2009年创办的一所培训中心，学员是打工者，来自全国各地，到现在为止，毕业的学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致力于做与工友有关的志愿工作，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会回到打工世界。这所培训中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既有技能又有思想的人，不希望打工者只是“老板的机器”。。

　　“一 日活动图”是吕途教给学员的调查工具之一，即记录下研究对象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间的所有活动。有个学员记录了一个流动儿童的一天，孩子不仅给自家买菜做饭，还给姑姑家买菜。周末下午通常是独自溜冰几个小时。对这些，学员只是询问后记录，并没有追问和思考，对于打工者，早已习以为常。吕途会带着学员，顺着这些记录，讲解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深入追问的。

　　吕途希望能教给这些打工者学员观察、思考及分析的能力，在她看来这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新工人的意识

　　

　　广泛使用的“农民工”一词，是被吕途摒弃的概念，她所接触过的很多打工者也不愿被冠以这个称呼，即便使用者本身并无歧视的意思。

　　吕途更愿意称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新工人”，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 人”群体。在她看来，“新工人”虽然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但他们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农村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回不去的家的符号，城市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

　　和过去的国企工人相比，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待遇。

　　吕途依然希望能给数量庞大的打工者群体正名，让无论是谁都能以尊重、客观的姿态来看待打工者，包括他们自己。她更希望的是，打工者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和认识，改变自己、改造社会。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中，吕途试着去传递这些意识。吕途认为，思想的改变是在对话和实践中发生的，而不是在简单的灌输式教学中发生的。

　　王德志曾上过吕途的课，关于“性别意识”，并拿到了结业证书。

　　十八年前，他带着改变家庭状况的目的偷偷跑到北京打工，而家并没有因为他的努力而有所改善，如今家里的人都出来打工了。即便境遇没有改善，王德志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不同。

　　手拿一份主流报刊，瘫坐在沙发上，王德志讲起了“性别差异”，行动研究、社会角色等一些专业性极强的词汇经常信手拈来。任何热点话题，他能振振有词地评几句。

　　以前的王德志对女性存在一些固有的偏见，觉得她们就是生孩子的，没必要承担一些社会角色。上完吕途的课后，似乎明白了一些概念，他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即使在社会最底层，男女之间也应该享有绝对的平等。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只是王德志。他说，一些长期在男权社会受到压迫的女孩上完课后，会变得偏激，什么都要跟男性比，有的甚至要把男性压倒。但这随着学员生活阅历的丰富和思考的深入，极端的意识会有所改善，变得温和。

　　王德志说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尽量遵守男女平等，“有的时候我愿意遵守，但女性只愿扮演传统角色”。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一方面经济独立，另一方面依然保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我老婆做不到”，在王德志眼里，妻子依然是传统的女性。

　　除了王德志，“北京工友之家”别的人给人感觉也不同。

　　16岁的苏巧灵，在“同心创业培训中心”7期毕业后，就在“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做8期学员的同伴辅导员。有次学员实习快迟到了，她去提醒，学员不理会，顶撞她说，上午实习那么辛苦，午休一下又怎么样。苏巧灵被气哭了。实习结束后的分享会上，苏巧灵上台讲：“虽然我很小，但我也有我的工作，你们要尊重我，也要尊重你们的工作。”

　　学员有专门的新闻学习课程，搜集国内外新闻，并对其作出点评。在做中外新闻对比时，有学员会推崇国外成熟的做法，有时会被骂做“卖国贼”，被骂的学员则会告诉对方“请不要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与自由”。

　　以前只学过技术的打工者，在接触了一些与技术无关的新知识后，会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即使有时生硬不已，看起来与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

 

　　到工厂打工去

　　

　　即使和工友一起工作，听打工者讲述打工经历，但对于工厂，吕途依旧陌生，没有任何感知。

　　在对打工者的追踪访谈中，吕途让对方回忆工作中的场景及工厂里的生活，对方也只是寥寥几语。“工友很难再现我想听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我想听什么。”其实连吕途自己也不知道想听到什么。她决定到工厂打工去。

　　去年5月，吕途南下苏州，准备在那里找个工厂打工。刚开始，吕途担心身体不适，试图排除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机器一开就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最后通过一个黑中介，吕途找了张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了一家台资电子厂，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

　　吕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一直站着。每天七点四十打卡，七点四十五排队等领导训话，工厂的时间安排总是如机器般精确。

　　夜班车间有六十多人，每个产线二十人左右，一个产线有个线长。线长站在工人前面，车间主任站在最前面。训话时，车间主任会强调产品质量，以及不许戴耳机听歌。工人通常不会在意车间主任的训话，为防止犯困，依然会戴耳机听歌。车间主任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训话时又必须说，因为倘若哪天想管人时，他是有理由的。

　　吕途瘦高、纤弱，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考虑到自己长得也不像打工者，进厂前，吕途就想好了策略，即“不主动跟她们聊”。下班回到宿舍，怕暴露，吕途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就蒙头睡觉，其余时间都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室友看到吕途看书，觉得很奇怪，她们通常在电脑上看电视剧、做十字绣或者听歌。

　　在这家台资工厂里，别的人(特别是女工)都是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实习，一起离开原来的厂。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车间，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熟识的工人在下面说话、闹腾，随后被呵斥着赶了出去。她们在外面依旧嘻嘻哈哈，打闹不停，觉得无所谓。“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一起受侮辱，好像就可以忍受了。”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 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移。

　　由于对生产线上的药剂过敏，从长红色小点开始，到最后连片红肿，吕途在这家工厂里待了10天，就离开了。

　　今年3月份，吕途又进了苏州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和上一家工厂不同，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新工人流动很快。

　　生产线上几乎所有老工人都是吕途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她。她们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她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她们去食堂打饭，会对做饭的人说，“我们要给你们打分，看你们做的是什么，跟垃圾一样”。

　　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道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和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在吕途看来当地老工人的这些行为是一种压迫的内化和传递。

 

　　前不久，吕途做了个手术，这搁置了吕途本来计划开展的读书会活动，吕途非常希望有机会和工友一起讨论大家对她不久前出版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看法和意见。和工友一起正视现实、认识现实是吕途为自己设定的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