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说，西元2009年7月22日，在中国境内部分地区，将发生500年来难得一遇的日全食。日食、月食经常发生，所谓500年难得一遇，是指其规模等外在现象。天文学家指出，这次日食的整个过程约2个小时，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长达6分钟。而且，观测日全食的最佳地点，在我国长江流域，号称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在500年间显得很特别。为了这个500年一遇的特别，暂时先不说岳飞，说点与日食有关的事情，凑个热闹。

 人类观测到日食的历史，早得无法考证。大白天，天上的太阳没了，连动物都能察觉到，只要是个人，眼睛不瞎，都能看到。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自从人有了思想，就开始琢磨日食等现象的原因。它看起来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并不直接，但是，做这些似乎无用的事情，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注意各种特别的自然现象，包括天文现象和旱涝、地震等大地现象。在对于各种自然现象还不能充分合理解释的时候，中国人一般将它们分为祥瑞和灾异两大类。日食作为一种天文“异象”，在中国历史上不属于祥瑞。

 西汉时期，董仲舒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著名，他还完善了一个“天人感应”理论。这个理论简单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将皇权的获得视为“天意”或“天命”，从而使得最高权力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二是把各类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与人事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界出现了异常现象，一定是君主做错了事，这也是所谓“天谴”的由来。以日食来说，截止到清朝结束，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因为太阳代表君主，太阳被侵蚀，代表君权被侵蚀，它是阴盛阳衰的体现。所以，当日食出现，帝王就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或举行一些特别的仪式。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天人感应”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发生原因的深入认识和理解，“天人感应”理论已基本没有了市场。再用这种理论来暗指当今的人事，基本上只有“法什么功”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借机发挥。例如，去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国内外个别无知的，或者心怀叵测的人，的确就是这么解释的，结果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我们今天对于儒家学说的态度，应该是有所继承，有所抛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天人感应”理论呢？从应用层面上，今天，我们当然应该抛弃这一理论。但是，从提出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上，它还是有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事实上，早在董仲舒时代，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了日食发生的真实原因。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说：“日蚀者，月往蔽之”。也就是说，日食是因为月亮遮蔽了太阳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日食的真实原因，为何中国古人还要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继续把这一自然现象，当成“天人感应”的异象呢？前面提到“天人感应”理论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君主的权力授予和获得，二是君主行为与“天”的互动。后人在分析评论“天人感应”理论时，往往把上述两者分开论述，因而忽略两者内在的必然关系。

 近代西方理论把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描述为专制制度，这个描述不算错。但是，如果继续引申，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样的结论加到中国皇帝制度的头上，就不完全正确。“天人感应”理论中，帝王与“天之异象”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制约皇帝权力的需要和手段。以日食来说，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它的自然发生原理，因此，汉代以后，不断有人对“天人感应”理论提出质疑，其中包括某些皇帝本人。东晋时期，面对皇帝对“天人感应”的怀疑，一位大臣说：“与其疑而废之，宁顺而行之”，因而，还是将“天人感应”理论，像紧箍咒一样，套在皇帝的头上。

 北宋神宗时，王安石为了变法，提出“天变不足畏”。曾经任宰相的富弼对此说了一段话，充分体现了“天人感应”理论在皇帝制度中存在的本质意义。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富弼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权力很大，在人世间没人可以超越和管束，只有“天”能让皇帝感到害怕。如果皇帝连“天”都不怕，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我们知道，“天人感应”理论的解释权主要是在儒家知识分子手中。随着这一理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入人心，它的一部分解释权也在老百姓手中。因此，“天人感应”理论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扮演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约束和制约皇帝滥用权力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特别在意所谓“异象”与“人事”究竟有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注重利用各种“异象”，随时向皇帝发出警告，以达到限制皇帝滥用权力的目的。

 这种做法还促成了另一个奇迹：中国古代对天文等现象的记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整、最丰富、最准确的，以至于当今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需要借助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才能从事很多天文学研究，或者为现代天文学理论提供验证。这无疑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

 从历史事实上说，利用“天人感应”理论来限制皇帝滥用权力，也是有实际效果的。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是专制的，是超越人间所有凡人的，但是，儒家知识分子利用“天人感应”理论，设计了一个类似“剪刀-石头-布”的循环套索，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手段。历代皇帝为此而发布“罪己诏”的不少，为此而改变不良政策的不少，为此而发布“罪己求言诏”（要求大家向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的也不少。古代皇帝并不都是笨蛋，北魏孝文帝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谓“天人感应”理论并不是真有道理。孝文帝说：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也就是说，孝文帝很明白，这套理论就是为了防止皇帝胡来而专门设置的。但是，他并没有像王安石要求宋神宗那样，废除这套理论，而是严格遵照执行。因为，即便皇帝不信它，当时很多老百姓还是相信的，皇帝并不想明目张胆地违背老百姓的意愿。

 同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力受到“天人感应”理论的制约相比，欧洲历史上的专制君王，的确是毫无制约，无法无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朕即国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清楚地表明，他是没有任何制约的，连欧洲宗教的上帝都不能制约他。欧洲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认识到，专制君权为所欲为是非常可怕可恶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并不非常了解，以为中国的皇帝也像欧洲的国王一样毫无制约。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种误解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国人跟在西方后面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难以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从董仲舒完善“天人感应”理论开始，中国人就找到一个制约皇帝最高权力的有效办法，而且，这只是中国古人制约皇权的办法之一。因此，所谓“权力制衡”说，并不是近代西方人的发明和贡献，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早就这么做了。

 对于今天来说，中国的确需要改变。当现代科学和唯物主义精神已经普遍地深入人心，“天人感应”理论制约最高权力的作用已彻底消失，只剩下类似迷信的无稽之谈。但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最高权力始终是需要制约的。“天人感应”理论失效后，就需要其他的制约方式来填补，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道德、民主和法制。在500年一遇的“日食”发生之际，借“天人感应”发一通议论，目的是想说明，对待中国传统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天人感应”理论的应用，在今天的确属于糟粕。但是，中国古人创设“天人感应”理论背后的目的——对最高权力的制衡和约束，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当然，在某些西方理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盘否定中国历史的人，是不容易看到或承认这一精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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